第10章 兒童的道德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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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或實用的東西。
獎品的實用性已經在我們的學校裡找到了市場，也許一位優秀的學生能得到一塊肥皂，或是一塊做圍裙的布料。
盡管簡單，但是獎勵是必須要有的。
然而，通覽所有教學法專家的讨論以及獎懲的演變過程，沒有誰問過自己：到底什麼樣的“好”應該被獎勵？什麼樣的“壞”應該被懲罰？或者說，在敦促學生去做某件事情之前，是否問過自己這事本身是對是錯，是否判斷過其價值所在。
對學校問題的實證研究最終提供了足夠的線索，讓我們能為陳舊的問題建築一個新的基地。
用獎勵引誘學生，消磨他們的神智，傷害他們的智力，這好嗎？難道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好好做人，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獎勵嗎？當他們為一種無法抗拒的自我保護本能所驅使，竭力避免這些危險時，我們卻用懲罰來遏制他們，這樣好嗎？衆所周知，小學的獲獎者到高中後都是很普通的學生，高中的獲獎者到大學時也是如此，而那些在學校期間能經常獲獎的人在生活的浪潮中卻幾乎很容易被擊倒。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再想一想：我們這種一方面壓抑、一方面刺激，使學生到頭來處于毀滅處境的方法妥當嗎？用不着再對他們施加刺激，便能引誘他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這些冒險上，那麼校園生活的危險不已經是非常嚴重了嗎？近來，有人對一些聰明的獲獎學生和一些愚鈍的受罰學生進行了一系列較為有趣的比較性研究。
某些在科學方面比較有創見的人類學家潛心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建議調查那些更聰明的獲獎者是否表現出更具有形态學方面的優勢、是否具有什麼特别的先天特質、頭腦是否比那些中庸者更發達。
而結果卻恰恰相反，人類學家們揭示出他們在身體方面顯出劣勢，即身體低矮、胸圍窄小。
他們的大腦與不太聰明的人的大腦沒什麼兩樣，其中還有許多人戴眼鏡。
因此我們得到了一幅更為清晰的兒童生活的畫面，他們懷着唯恐出錯的惴惴不安之心勤奮地完成所有的任務，這種心理會發展為極度的苦惱。
這些孩子要背誦整篇課文，因此不得不舍棄散步、出去遊玩，甚至是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為獲得第一名的渴望魂牽夢繞，受能夠比同伴有更美好未來的幻想所驅使，或使他們相信自己是“國家的希望”以及“父母的安慰”的獎勵和獎品所振奮，他們彎腰駝背地向未來前行。
而那些馬馬虎虎的同學們，他們卻發育良好，而且是班上最快活的孩子。
其他聰明類型的孩子在家裡有家庭教師輔導，或是專心緻志照顧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的母親給予輔導。
那些比較愚鈍、經常受罰的孩子在家裡是常常不受歡迎的一類，他們有時在街上閑逛，沒人管他們；或者一大早還沒有上學就要先為自己一天的吃飯問題幹活。
在我進行的一次調查中，那些受到獎勵可以免試的學生都帶着非常可口且豐盛的飯菜上學，而那些班上最差的、常常受罰的孩子卻沒帶什麼飯菜，或僅僅帶一塊面包。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認為我在上面羅列了造成與獎懲相關的所有假象。
但是很明顯，我們能夠通過這些清楚的迹象弄清事實。
獎懲并不意味着結束，而隻是學校道德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正如宣布舞弊學生的考試成績作廢一樣，這隻是教育學生的一個例子，這種教育旨在把個體孤立于群體之中。
因此獎勵和懲罰都是學校這個有機體采用的一貫方法——即競争——的極端事件。
競争的意思就是：孩子們看到别人比自己聰明，得分比自己高，并受到了獎勵，在這些人獲得獎品時，他們便會受刺激，于是便模仿這些人，更加努力，試圖超過這些人。
因此，這種所謂的體制便得到發展，并且提高了整個學校的工作水平和成就，使孩子們習慣于“經受磨砺”的道德目标。
我們來舉一個有關競争的例子。
當觀察力敏銳的醫生走進學校，他的注意力便為感官所吸引，他發現學生中有許多人輕微失聰。
他們聽到的比别人少，顯然他們相對沒那麼聰明，因此作為一種“懲罰”，他們這些人被排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坐着。
因為他們從未在聽寫中表現良好，犯下了難以置信、不可饒恕的錯誤，因此經常被要求重新聽寫。
競争和懲罰對他們起不到什麼作用，無論把他們安置在教室中離老師多遠的位置，他們也沒有任何提高。
他們很活潑，老師一再地懲罰他們，讓他們學會保持安靜，并勸誡他們要向那些作為榜樣的同學學習，但這些勸誡顯然都白費了。
許多孩子都患有扁桃腺肥大，隻能用嘴呼吸，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就是因為他們從來不能集中注意力，他們的學習成績不好，因此受到懲罰。
而同時，善良、細心的老師也在徒勞地與這樣張嘴的缺陷做着鬥争，他們經常給孩子們講一些故事，都是有關孩子張着嘴、手指放在嘴裡的醜态。
我們發現，許多懶惰的孩子不像别的同學那樣做操，他們總是找借口，樹立了壞典型。
這些孩子大都患有心髒病、貧血、或是肝炎。
比耐力、速度的比賽是競争的最好例子，我們鼓勵孩子們在盡量長或盡量短的時間内跑完一段路程。
在這裡，體力成了鍛煉的基礎。
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人類有兩種主要體格：一種是胸腔占據優勢，另一種是大腿占據優勢。
胸腔發育良好，肺和心髒功能強，具有耐力要比具有敏捷更符合自然規律；反之就适合于另一類，由于腿長、胸窄，敏捷就占了上風。
任何競争都無法将此類變為彼類。
對那些身體随着年齡的變化而變化的孩子的形态學研究，應該作為組成體操隊的基礎，而不能作為一種競争。
體質和疾病是影響身體強健與否的内在因素，必須加以考察，否則競争就不可能創造出奇迹。
對競争的偏愛根深蒂固。
1898年，我在意大利設法與小學聯合成立殘疾兒童獨立班時，還有人在用競争原則反對我。
那些聰明、勤奮的學生榜樣不會對殘疾兒童有幫助，這些弱者們被剝奪了競争的刺激後，就會一事無成。
但競争隻在平等的環境中有效，舉行“比賽”時，就要先選出“競争對手”。
對一個殘疾孩子來說，非殘疾對手隻能令他感到自慚形穢，他的缺陷和劣勢不斷地遭到比賽得勝同伴的嘲諷。
熱心的老師雖然不斷鼓勵他、勸解他，甚至為了讓他克服缺陷而懲罰他，指出應該學習強者什麼，但是他還是變得越來越失去信心。
能給他們帶來一線光明和一線希望的是讓他們看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内能夠有所作為，讓他們深入到某些他能與别人競争的領域，從而受到鼓舞。
這樣他們便會像别人一樣，得到安慰，感到振奮，心底微弱的花蕾才會開放。
因此，他們的活動需要比正常孩子得到更多的鼓勵、安慰和外部刺激。
那個被樹立為殘疾孩子榜樣的正常且聰明的孩子又怎麼樣呢？他應該與誰競争呢？誰帶領他不斷進步呢？如果說所有人都需要拖着向前走的話，那麼誰是站在最上面拉他們的那個人呢？因此這個時候談論這個問題顯然不合适了。
對這個聰明孩子而言，推動力是逆向的。
有一種人非常喜歡與不如他的人競争，這使我想起了沃森講述的在他的瘋人院裡由一個白癡組織的一場比賽。
這個男孩個頭很高，他将所有白癡中個頭最矮小的挑出來，然後跟他比。
他當然總是獲得第一名，他便會欣喜若狂。
然而，像這樣的例子不隻是在沃森的瘋人院才有，它是那些野心勃勃，但又非常懶惰、不想費力、不想完善自己、僅依靠外表的不同便能壓倒别人的人的一種“态度”。
這樣，我們便發現口若懸河的演說家，總是想方設法找一個笨拙的演講者打頭陣。
漂亮的女孩子沒有辦法打扮自己，以顯示其美麗，于是便熱衷于與長相難看的朋友在一起到處東遊西逛。
我曾經讀過一則有趣的寓言，顯然這則寓言就是對這種現象的諷刺。
古代有個國王長着很長的鼻子，非常滑稽。
當鄰國的一位國王提出要來訪時，他怕自己的缺陷讓即将來訪的國王看到，所以他感到很不安。
大臣于是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并向國王呈上了他的計策：“陛下，請讓您高貴的宮廷人員暫時隐退，我将在全國上下尋找鼻子最大的人，屆時由他們組成宮廷人員。
”事情便這樣辦了。
有了這些大鼻子，國王的鼻子相比之下再正常不過了。
就這樣，尊貴的鄰國國王隻注意到了皇宮以其鼻子大而著稱，卻沒有注意到國王奇長無比的鼻子。
白癡比賽的故事和國王鼻子的故事都會令我們發笑，但是正常孩子之間的競争卻不會成為我們的笑資。
身強力壯的孩子與失聰、有病、有殘疾的孩子在一起，隻會感到自己無比的優越。
有些孩子的母親受過教育，他們能得到母親的輔導，這些幸運的孩子與那些貧窮、無人照料的孩子接觸，隻會感到自己是那些窮孩子的楷模。
飽食終日的孩子在舒适的床上睡醒一覺，起來後便會精神抖擻；而另外一些孩子在日出之前就要起床去賣報、送奶，到學校後已經感到精疲力竭。
當他們坐在一起時，那些精神抖擻的孩子便會想象自己比那些小童工們優越得多，将自己想象為他們“更好表現”的“刺激物”——實際上所有這些孩子都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德軌道。
他們正在被錯誤地引導，不知不覺地走向不公正的歧途。
他們正在受到欺騙，他們并非比别人更好，隻是比别人要幸運。
我們應該引導他們以慈善的心去認識真理、去同情病人、去安撫那些不幸的人、去崇拜英雄人物。
如果孩子們沒有這樣，而是虛榮、野心、錯誤在他們的内心滋生繁衍，那也不是他們的過錯。
确實，老師都會用同樣一個寓言故事使學生想到身患疾病、不幸卻很勇敢的孩子，老師竭力啟迪學生們的良知，強調要展現人類的美好情操。
然而，因為所有孩子都有學上，誰也不曾想到那些身患疾病、不幸、卻勇敢的孩子比比皆是。
但是他們卻不能相互交流、相互認識，因此這些孩子受到責備、懲罰和侮辱。
那些幸運的同學卻在他們面前作威作福、被樹為榜樣、獲得獎勵、得到獎品、受到表揚，在此過程中卻在逐漸地喪失自己的良心。
人在道德思想混亂時，就會“看不到上帝”，如同在地獄中一般。
那麼人們内心中什麼強烈的精神被激發起來以實施寶貴的行為、培養自己的心靈呢？所有人都迷失了，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很少有人能進行自救，能不為獎勵所誘惑、不為懲罰所恫吓、不受競争和欺詐競賽地不斷提示所驅使，能夠最終完好無損、心靈依舊純潔無瑕，并感到人性之偉大。
那些經過嚴峻考驗，未被空洞的榮耀及迫害傷一根汗毛的人，憑着内在的力量走在以真、善、美為目标的生活之路上，他們才是我們人類的天才，是我們人類的恩人。
孩子教會了我們他們是怎樣生活的 當我們主動分析一下好與壞時，我們會感到，在現實中，我們理論上所說的個體身上的壞都可以歸結為外部原因。
民衆的堕落可以歸咎于貧窮和酗酒、犯罪歸咎于堕落、兒童和學生所犯錯誤則歸咎于偏見。
但這些原因并非絕對、一成不變的，而是與能改變的短暫狀态相連的。
因此，邪惡的古老哲學概念便把這些部分歸結為衆多社會問題和行為。
正是通過提供工作以及與酗酒作鬥争，才消除了許多産生罪惡的根源，對道德做出了偉大貢獻；正是通過對堕落進行改造和教育，也就是通過與犯罪作鬥争，才提高了人們的道德修養。
因此，如果學校中所存在的嚴重偏見成為無數道德惡疾的根源，那麼靠自然法則的幫助來改造學校，便會成為向道德化邁出的第一步。
從這個目标講，我們就必須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不是靠分析考察獎懲制度、競賽原則，以及灌輸道德原則的最适當、最實際的方式，也不是依靠創造新的“十戒”，而是要把說教問題看做是重大的、真正的社會問題。
當某個道德問題被限制在可以預防的原因和影響時，這個道德問題也就顯而易見了。
舉例來說，我們想象有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在那裡到處都可見貧窮，窮人為了一片面包可以铤而走險；在那裡，妓院、酒吧、無視公民權使居民們堕落；在那裡，無論男女，都給罪惡讓路。
這時候，我們對這些人唯一的印象就是，這些人太惡劣了！我們再來看看某個工業化城市的發達地區。
在那裡，人們的房屋都非常衛生，工作人員也都能得到合理的勞動報酬，具有真正藝術感的大衆電影院代替了酒吧。
我們再走進一家餐館，人們正在安靜、文明地享受着他們的食物。
這時我們便會由衷地贊歎：“這些人真不錯！”但是，他們真的不錯嗎？真正的好人是那些改善了他們社會條件的人。
但是那些通過自身努力“生活得更好了”的人，從嚴格意義上講，在道德層面上他們并非是“更值得贊揚”的好人。
如果他們是更值得贊揚的好人，那為了把他們看做是借助于生在不同時代的“有道德的”人，我們就需要想象有一種社會，在這個社會上，經濟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
很顯然，道德問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是生活問題，是“自然”問題，而不是一個憑外部的偶然事件就能解決的問題。
也許人類或多或少是幸運的，他們也許就誕生在一個或多或少是文明的環境中，但是他們将永遠面臨比幸運或文明更為複雜的“道德問題”。
兒童所謂的“淘氣”很容易讓人相信是“為精神的存在”而鬥争的一種表現形式。
兒童想讓他們身上的男子氣顯現出來，而我們卻想方設法地想阻止，給他們注入黑暗及錯誤的毒液。
他們為了他們的精神食糧而鬥争，就如同窮人為了面包而鬥争一樣。
他們像窮人出于對酒精的迷戀使自己堕落一樣，讓自己成為我們誘惑的犧牲品而堕落。
在這場鬥争和堕落中，孩子們顯得“可憐”、“匮乏”、遭人冷落、一無所有，誰也不能比他們更清楚地表明：“人不隻是需要有物質食糧，還要有精神食糧”、“物質食糧”的問題并非真正的“人類問題”。
過去與身體需求相關的所有災難、所有鬥争，以及所有社會主張，在這裡驚人地表現出與精神需求相關聯。
孩子們想成長、想自我完善、想提高智力、想培養他們的内在能量、想形成他們自己的性格。
為此，他們就要從被奴役中解放出來，就要戰勝“生活”。
隻注意他們的身體營養還不夠，他們更渴求精神食糧。
對孩子來說，有了使其四肢免于寒冷襲擊的衣物還不夠，他們還要求體面的衣着和優雅的裝飾來保護、襯托精神。
為什麼我們成人要壓制兒童的這些要求，幾乎就像信仰經濟問題才是解決人類生活問題的唯一辦法？為什麼我們從未想象過即使經濟問題解決之後，由于更高的精神饑渴沒有得到滿足，還會再度出現沖突、憤懑、絕望和堕落呢？這些表現我們總能在當今世界的孩子們身上我們，他們吃得飽、穿得暖、穿得好，而且完全符合改進後的身體衛生學标準。
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便是對道德做出了一項巨大貢獻。
事實上，當我們的孩子能夠自由地專心于他們的腦力活動時，也就是在自由地滿足其内心的需要，以及自己挑選刺激物。
當他們成長得足夠成熟，能完成抽象行為，并能集中精神潛心思考時，秩序和平靜已經在他們身上得到發展。
在這之後，優雅的舉止、審美能力、對音樂的敏感，以及他們之間友好的關系便像泉水一般湧現出來。
所有這些都是“解放”的成果。
我們從未用任何特殊方式使我們的孩子有道德，從未教他們如何“克服任性”的毛病，從未教他們安靜地坐下工作。
我們也沒有激勵他們互相交往、向别人學習，或是向他們解釋秩序對人類的重要性。
我們從未教他們在工作與活動中保持鎮定和秩序。
從沒有教他們互相尊敬、尊重别人的工作、不傷害别人的權利，所有這些都沒有教過。
我們隻是讓他們自由，幫助他們“生活”。
而正是孩子教會了我們他們是怎樣生活的，讓我們知道了除物質需求外他們還需要些什麼。
以前孩子們當中未知的行為與勤奮、持之以恒和忍耐的美德在高興之餘，在平和的氣氛中習慣性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他們已經踏上了平和之路，一直擋在他們面前的原有障礙沒有了。
當成年人飽餐了營養豐富的食物、擺脫了毒藥的危害後，就會變得安靜，就會表現出自己喜歡更高層次的娛樂，而不是喜歡劣等、堕落的嗜好。
和這些成年人們一樣，兒童的内心需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也會變得沉靜，并繼續追求更高的目标。
然而，所有這些都未觸及道德問題的根源，隻是清除了堵塞它的一切渣滓和污垢。
人的需求越是得到滿足，就會越感到幸福。
但是人們還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已經具有高尚道德情趣的人所必須具備的那些“高貴品質”。
更确切地說，是我們剝奪了人類的高貴品質，在社會變革出現時，“善”與“惡”都消失不見了。
當我們發現許多的“善”是伴随着好運、許多的“惡”伴随着厄運時，人性就被真理完全揭示于陽光下，一覽無餘。
這樣人就必須重新開始真正的生活，并獲得優良美德。
從這時起，從道德角度講，人獲得了新生，從純潔、善良、健康、生機勃勃的人類之蛹中破殼而出。
培養朝氣蓬勃、勇于探索的孩子 如果我們教學法的整個結構是從某一感官刺激物，對全神貫注的行為開始并将自身建立在對感官的訓練之上，并局限于此，那麼很明顯，這樣的教學法沒有把全人類考慮在内。
因為如果人類不能隻靠物質食糧生存，也就不能隻靠精神食糧生存。
環境刺激物不隻是物體，還包括人。
我們與人的關系不僅僅是感官方面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不滿足于羨慕使希臘人如此敏感的美，也不滿足于傾聽他們的朗誦及歌唱，人與人之間的真正關系雖然始于感官方式，卻是建立于同情之中的。
實證科學所論及的“道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心，對他人的痛苦的理解與正義感——缺乏這些情感的正常生活便會受到沖擊。
用死記硬背道德準則以及如何應用這些道德準則的方法不會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因為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記不住那些信條，而且最細微的感情沖動也會戰勝我們。
事實上，罪犯甚至在對那些道德準則最熟悉了解時，也常常觸及法律。
而那些普通人，雖然對法律毫不在意，卻由于某種内在的感官所引導，也從不觸犯法律。
就“道德感”而言，實證科學包括某種複雜的東西，這種複雜的東西同時是對公共輿論的敏感，也是對法律和宗教的敏感。
由此可知，它并不隻限于“道德感”所包含的内容。
我們憑直覺談論它，每個人的内心裡都有對某種稱呼相對應的東西，也都必須憑自己内心的這種對應來理解判斷這個“道德感”所包含的内容。
但是宗教就非常簡明扼要：它把這種存在于生命核心中的内在感覺叫做“愛”。
社會法則并沒有很深地觸及這個領域，“愛”是靈魂與上帝的接觸。
當存在這種接觸時，其他的一切便成為虛無，“美好”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猶如太陽光芒四射，在釋放“愛”的同時，天地萬物便獲得了生命。
就如同生靈對有無邊威力大自然的奉獻一樣，是“愛”維持了生命的存在。
力求探索大自然奧秘的生物研究也承認，愛是生命的核心。
科學家經過許多研究，最終發現了這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愛，而不是“生存鬥争”延續了物種。
事實上，生存鬥争導緻毀滅。
生存，并不像我們從前猜想的那樣，是“适者”的唯一特權，但是生存确實與愛緊密相連。
事實上，奮鬥者和戰勝者都是成人。
然而，保護初生兒及其在成長過程中的小生命的是誰呢？如果堅硬有角的外殼是該物種天然的保護，那麼剛出生的小生命卻沒有這種外殼；若是強壯的肌肉，那小生命也非常虛弱；若是鋒利的牙齒，小生命也沒有長牙；若是敏捷，它還不能行走；若是生殖能力強，它還尚未成熟。
如此說來，所有的物種都早該滅絕了，因為無論其種類有多麼強大，它都曾經虛弱。
況且世界上也不存在比成年人生命力更強的嬰兒期。
正是“愛”保護了這些弱者，解釋了“生存”的奧秘。
今天母愛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已經為科學家認真研究。
若是為生存所做出的鬥争向我們
獎品的實用性已經在我們的學校裡找到了市場，也許一位優秀的學生能得到一塊肥皂，或是一塊做圍裙的布料。
盡管簡單，但是獎勵是必須要有的。
然而，通覽所有教學法專家的讨論以及獎懲的演變過程，沒有誰問過自己：到底什麼樣的“好”應該被獎勵？什麼樣的“壞”應該被懲罰？或者說，在敦促學生去做某件事情之前，是否問過自己這事本身是對是錯，是否判斷過其價值所在。
對學校問題的實證研究最終提供了足夠的線索，讓我們能為陳舊的問題建築一個新的基地。
用獎勵引誘學生，消磨他們的神智，傷害他們的智力，這好嗎？難道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好好做人，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獎勵嗎？當他們為一種無法抗拒的自我保護本能所驅使，竭力避免這些危險時，我們卻用懲罰來遏制他們，這樣好嗎？衆所周知，小學的獲獎者到高中後都是很普通的學生，高中的獲獎者到大學時也是如此，而那些在學校期間能經常獲獎的人在生活的浪潮中卻幾乎很容易被擊倒。
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再想一想：我們這種一方面壓抑、一方面刺激，使學生到頭來處于毀滅處境的方法妥當嗎？用不着再對他們施加刺激，便能引誘他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這些冒險上，那麼校園生活的危險不已經是非常嚴重了嗎？近來，有人對一些聰明的獲獎學生和一些愚鈍的受罰學生進行了一系列較為有趣的比較性研究。
某些在科學方面比較有創見的人類學家潛心地研究了這個問題，他們建議調查那些更聰明的獲獎者是否表現出更具有形态學方面的優勢、是否具有什麼特别的先天特質、頭腦是否比那些中庸者更發達。
而結果卻恰恰相反，人類學家們揭示出他們在身體方面顯出劣勢，即身體低矮、胸圍窄小。
他們的大腦與不太聰明的人的大腦沒什麼兩樣，其中還有許多人戴眼鏡。
因此我們得到了一幅更為清晰的兒童生活的畫面，他們懷着唯恐出錯的惴惴不安之心勤奮地完成所有的任務，這種心理會發展為極度的苦惱。
這些孩子要背誦整篇課文，因此不得不舍棄散步、出去遊玩，甚至是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為獲得第一名的渴望魂牽夢繞，受能夠比同伴有更美好未來的幻想所驅使，或使他們相信自己是“國家的希望”以及“父母的安慰”的獎勵和獎品所振奮，他們彎腰駝背地向未來前行。
而那些馬馬虎虎的同學們，他們卻發育良好，而且是班上最快活的孩子。
其他聰明類型的孩子在家裡有家庭教師輔導，或是專心緻志照顧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的母親給予輔導。
那些比較愚鈍、經常受罰的孩子在家裡是常常不受歡迎的一類，他們有時在街上閑逛，沒人管他們；或者一大早還沒有上學就要先為自己一天的吃飯問題幹活。
在我進行的一次調查中，那些受到獎勵可以免試的學生都帶着非常可口且豐盛的飯菜上學，而那些班上最差的、常常受罰的孩子卻沒帶什麼飯菜，或僅僅帶一塊面包。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認為我在上面羅列了造成與獎懲相關的所有假象。
但是很明顯，我們能夠通過這些清楚的迹象弄清事實。
獎懲并不意味着結束，而隻是學校道德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正如宣布舞弊學生的考試成績作廢一樣，這隻是教育學生的一個例子，這種教育旨在把個體孤立于群體之中。
因此獎勵和懲罰都是學校這個有機體采用的一貫方法——即競争——的極端事件。
競争的意思就是：孩子們看到别人比自己聰明，得分比自己高，并受到了獎勵，在這些人獲得獎品時，他們便會受刺激，于是便模仿這些人，更加努力，試圖超過這些人。
因此，這種所謂的體制便得到發展，并且提高了整個學校的工作水平和成就，使孩子們習慣于“經受磨砺”的道德目标。
我們來舉一個有關競争的例子。
當觀察力敏銳的醫生走進學校，他的注意力便為感官所吸引，他發現學生中有許多人輕微失聰。
他們聽到的比别人少，顯然他們相對沒那麼聰明，因此作為一種“懲罰”，他們這些人被排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坐着。
因為他們從未在聽寫中表現良好，犯下了難以置信、不可饒恕的錯誤，因此經常被要求重新聽寫。
競争和懲罰對他們起不到什麼作用，無論把他們安置在教室中離老師多遠的位置，他們也沒有任何提高。
他們很活潑，老師一再地懲罰他們，讓他們學會保持安靜，并勸誡他們要向那些作為榜樣的同學學習，但這些勸誡顯然都白費了。
許多孩子都患有扁桃腺肥大，隻能用嘴呼吸，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就是因為他們從來不能集中注意力，他們的學習成績不好，因此受到懲罰。
而同時，善良、細心的老師也在徒勞地與這樣張嘴的缺陷做着鬥争，他們經常給孩子們講一些故事，都是有關孩子張着嘴、手指放在嘴裡的醜态。
我們發現，許多懶惰的孩子不像别的同學那樣做操，他們總是找借口，樹立了壞典型。
這些孩子大都患有心髒病、貧血、或是肝炎。
比耐力、速度的比賽是競争的最好例子，我們鼓勵孩子們在盡量長或盡量短的時間内跑完一段路程。
在這裡，體力成了鍛煉的基礎。
人類學的研究表明，人類有兩種主要體格：一種是胸腔占據優勢，另一種是大腿占據優勢。
胸腔發育良好，肺和心髒功能強，具有耐力要比具有敏捷更符合自然規律；反之就适合于另一類，由于腿長、胸窄，敏捷就占了上風。
任何競争都無法将此類變為彼類。
對那些身體随着年齡的變化而變化的孩子的形态學研究，應該作為組成體操隊的基礎，而不能作為一種競争。
體質和疾病是影響身體強健與否的内在因素，必須加以考察，否則競争就不可能創造出奇迹。
對競争的偏愛根深蒂固。
1898年，我在意大利設法與小學聯合成立殘疾兒童獨立班時，還有人在用競争原則反對我。
那些聰明、勤奮的學生榜樣不會對殘疾兒童有幫助，這些弱者們被剝奪了競争的刺激後，就會一事無成。
但競争隻在平等的環境中有效，舉行“比賽”時，就要先選出“競争對手”。
對一個殘疾孩子來說，非殘疾對手隻能令他感到自慚形穢，他的缺陷和劣勢不斷地遭到比賽得勝同伴的嘲諷。
熱心的老師雖然不斷鼓勵他、勸解他，甚至為了讓他克服缺陷而懲罰他，指出應該學習強者什麼，但是他還是變得越來越失去信心。
能給他們帶來一線光明和一線希望的是讓他們看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内能夠有所作為，讓他們深入到某些他能與别人競争的領域，從而受到鼓舞。
這樣他們便會像别人一樣，得到安慰，感到振奮，心底微弱的花蕾才會開放。
因此，他們的活動需要比正常孩子得到更多的鼓勵、安慰和外部刺激。
那個被樹立為殘疾孩子榜樣的正常且聰明的孩子又怎麼樣呢？他應該與誰競争呢？誰帶領他不斷進步呢？如果說所有人都需要拖着向前走的話，那麼誰是站在最上面拉他們的那個人呢？因此這個時候談論這個問題顯然不合适了。
對這個聰明孩子而言，推動力是逆向的。
有一種人非常喜歡與不如他的人競争，這使我想起了沃森講述的在他的瘋人院裡由一個白癡組織的一場比賽。
這個男孩個頭很高，他将所有白癡中個頭最矮小的挑出來，然後跟他比。
他當然總是獲得第一名，他便會欣喜若狂。
然而，像這樣的例子不隻是在沃森的瘋人院才有，它是那些野心勃勃，但又非常懶惰、不想費力、不想完善自己、僅依靠外表的不同便能壓倒别人的人的一種“态度”。
這樣，我們便發現口若懸河的演說家，總是想方設法找一個笨拙的演講者打頭陣。
漂亮的女孩子沒有辦法打扮自己，以顯示其美麗，于是便熱衷于與長相難看的朋友在一起到處東遊西逛。
我曾經讀過一則有趣的寓言，顯然這則寓言就是對這種現象的諷刺。
古代有個國王長着很長的鼻子，非常滑稽。
當鄰國的一位國王提出要來訪時，他怕自己的缺陷讓即将來訪的國王看到，所以他感到很不安。
大臣于是想出了一個權宜之計，并向國王呈上了他的計策：“陛下，請讓您高貴的宮廷人員暫時隐退，我将在全國上下尋找鼻子最大的人，屆時由他們組成宮廷人員。
”事情便這樣辦了。
有了這些大鼻子，國王的鼻子相比之下再正常不過了。
就這樣，尊貴的鄰國國王隻注意到了皇宮以其鼻子大而著稱，卻沒有注意到國王奇長無比的鼻子。
白癡比賽的故事和國王鼻子的故事都會令我們發笑，但是正常孩子之間的競争卻不會成為我們的笑資。
身強力壯的孩子與失聰、有病、有殘疾的孩子在一起，隻會感到自己無比的優越。
有些孩子的母親受過教育，他們能得到母親的輔導，這些幸運的孩子與那些貧窮、無人照料的孩子接觸，隻會感到自己是那些窮孩子的楷模。
飽食終日的孩子在舒适的床上睡醒一覺，起來後便會精神抖擻；而另外一些孩子在日出之前就要起床去賣報、送奶，到學校後已經感到精疲力竭。
當他們坐在一起時，那些精神抖擻的孩子便會想象自己比那些小童工們優越得多，将自己想象為他們“更好表現”的“刺激物”——實際上所有這些孩子都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德軌道。
他們正在被錯誤地引導，不知不覺地走向不公正的歧途。
他們正在受到欺騙，他們并非比别人更好，隻是比别人要幸運。
我們應該引導他們以慈善的心去認識真理、去同情病人、去安撫那些不幸的人、去崇拜英雄人物。
如果孩子們沒有這樣，而是虛榮、野心、錯誤在他們的内心滋生繁衍，那也不是他們的過錯。
确實，老師都會用同樣一個寓言故事使學生想到身患疾病、不幸卻很勇敢的孩子，老師竭力啟迪學生們的良知，強調要展現人類的美好情操。
然而，因為所有孩子都有學上，誰也不曾想到那些身患疾病、不幸、卻勇敢的孩子比比皆是。
但是他們卻不能相互交流、相互認識，因此這些孩子受到責備、懲罰和侮辱。
那些幸運的同學卻在他們面前作威作福、被樹為榜樣、獲得獎勵、得到獎品、受到表揚，在此過程中卻在逐漸地喪失自己的良心。
人在道德思想混亂時，就會“看不到上帝”，如同在地獄中一般。
那麼人們内心中什麼強烈的精神被激發起來以實施寶貴的行為、培養自己的心靈呢？所有人都迷失了，無論是強者還是弱者，很少有人能進行自救，能不為獎勵所誘惑、不為懲罰所恫吓、不受競争和欺詐競賽地不斷提示所驅使，能夠最終完好無損、心靈依舊純潔無瑕，并感到人性之偉大。
那些經過嚴峻考驗，未被空洞的榮耀及迫害傷一根汗毛的人，憑着内在的力量走在以真、善、美為目标的生活之路上，他們才是我們人類的天才，是我們人類的恩人。
孩子教會了我們他們是怎樣生活的 當我們主動分析一下好與壞時，我們會感到，在現實中，我們理論上所說的個體身上的壞都可以歸結為外部原因。
民衆的堕落可以歸咎于貧窮和酗酒、犯罪歸咎于堕落、兒童和學生所犯錯誤則歸咎于偏見。
但這些原因并非絕對、一成不變的，而是與能改變的短暫狀态相連的。
因此，邪惡的古老哲學概念便把這些部分歸結為衆多社會問題和行為。
正是通過提供工作以及與酗酒作鬥争，才消除了許多産生罪惡的根源，對道德做出了偉大貢獻；正是通過對堕落進行改造和教育，也就是通過與犯罪作鬥争，才提高了人們的道德修養。
因此，如果學校中所存在的嚴重偏見成為無數道德惡疾的根源，那麼靠自然法則的幫助來改造學校，便會成為向道德化邁出的第一步。
從這個目标講，我們就必須面對這個重大問題，不是靠分析考察獎懲制度、競賽原則，以及灌輸道德原則的最适當、最實際的方式，也不是依靠創造新的“十戒”，而是要把說教問題看做是重大的、真正的社會問題。
當某個道德問題被限制在可以預防的原因和影響時，這個道德問題也就顯而易見了。
舉例來說，我們想象有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在那裡到處都可見貧窮，窮人為了一片面包可以铤而走險；在那裡，妓院、酒吧、無視公民權使居民們堕落；在那裡，無論男女，都給罪惡讓路。
這時候，我們對這些人唯一的印象就是，這些人太惡劣了！我們再來看看某個工業化城市的發達地區。
在那裡，人們的房屋都非常衛生，工作人員也都能得到合理的勞動報酬，具有真正藝術感的大衆電影院代替了酒吧。
我們再走進一家餐館，人們正在安靜、文明地享受着他們的食物。
這時我們便會由衷地贊歎：“這些人真不錯！”但是，他們真的不錯嗎？真正的好人是那些改善了他們社會條件的人。
但是那些通過自身努力“生活得更好了”的人，從嚴格意義上講，在道德層面上他們并非是“更值得贊揚”的好人。
如果他們是更值得贊揚的好人，那為了把他們看做是借助于生在不同時代的“有道德的”人，我們就需要想象有一種社會，在這個社會上，經濟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
很顯然，道德問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是生活問題，是“自然”問題，而不是一個憑外部的偶然事件就能解決的問題。
也許人類或多或少是幸運的，他們也許就誕生在一個或多或少是文明的環境中，但是他們将永遠面臨比幸運或文明更為複雜的“道德問題”。
兒童所謂的“淘氣”很容易讓人相信是“為精神的存在”而鬥争的一種表現形式。
兒童想讓他們身上的男子氣顯現出來，而我們卻想方設法地想阻止，給他們注入黑暗及錯誤的毒液。
他們為了他們的精神食糧而鬥争，就如同窮人為了面包而鬥争一樣。
他們像窮人出于對酒精的迷戀使自己堕落一樣，讓自己成為我們誘惑的犧牲品而堕落。
在這場鬥争和堕落中，孩子們顯得“可憐”、“匮乏”、遭人冷落、一無所有，誰也不能比他們更清楚地表明：“人不隻是需要有物質食糧，還要有精神食糧”、“物質食糧”的問題并非真正的“人類問題”。
過去與身體需求相關的所有災難、所有鬥争，以及所有社會主張，在這裡驚人地表現出與精神需求相關聯。
孩子們想成長、想自我完善、想提高智力、想培養他們的内在能量、想形成他們自己的性格。
為此，他們就要從被奴役中解放出來，就要戰勝“生活”。
隻注意他們的身體營養還不夠，他們更渴求精神食糧。
對孩子來說，有了使其四肢免于寒冷襲擊的衣物還不夠，他們還要求體面的衣着和優雅的裝飾來保護、襯托精神。
為什麼我們成人要壓制兒童的這些要求，幾乎就像信仰經濟問題才是解決人類生活問題的唯一辦法？為什麼我們從未想象過即使經濟問題解決之後，由于更高的精神饑渴沒有得到滿足，還會再度出現沖突、憤懑、絕望和堕落呢？這些表現我們總能在當今世界的孩子們身上我們，他們吃得飽、穿得暖、穿得好，而且完全符合改進後的身體衛生學标準。
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便是對道德做出了一項巨大貢獻。
事實上，當我們的孩子能夠自由地專心于他們的腦力活動時，也就是在自由地滿足其内心的需要，以及自己挑選刺激物。
當他們成長得足夠成熟，能完成抽象行為，并能集中精神潛心思考時，秩序和平靜已經在他們身上得到發展。
在這之後，優雅的舉止、審美能力、對音樂的敏感，以及他們之間友好的關系便像泉水一般湧現出來。
所有這些都是“解放”的成果。
我們從未用任何特殊方式使我們的孩子有道德，從未教他們如何“克服任性”的毛病，從未教他們安靜地坐下工作。
我們也沒有激勵他們互相交往、向别人學習，或是向他們解釋秩序對人類的重要性。
我們從未教他們在工作與活動中保持鎮定和秩序。
從沒有教他們互相尊敬、尊重别人的工作、不傷害别人的權利，所有這些都沒有教過。
我們隻是讓他們自由，幫助他們“生活”。
而正是孩子教會了我們他們是怎樣生活的，讓我們知道了除物質需求外他們還需要些什麼。
以前孩子們當中未知的行為與勤奮、持之以恒和忍耐的美德在高興之餘，在平和的氣氛中習慣性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
他們已經踏上了平和之路，一直擋在他們面前的原有障礙沒有了。
當成年人飽餐了營養豐富的食物、擺脫了毒藥的危害後，就會變得安靜，就會表現出自己喜歡更高層次的娛樂，而不是喜歡劣等、堕落的嗜好。
和這些成年人們一樣，兒童的内心需求一旦得到滿足，他們也會變得沉靜，并繼續追求更高的目标。
然而，所有這些都未觸及道德問題的根源，隻是清除了堵塞它的一切渣滓和污垢。
人的需求越是得到滿足，就會越感到幸福。
但是人們還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已經具有高尚道德情趣的人所必須具備的那些“高貴品質”。
更确切地說，是我們剝奪了人類的高貴品質，在社會變革出現時，“善”與“惡”都消失不見了。
當我們發現許多的“善”是伴随着好運、許多的“惡”伴随着厄運時，人性就被真理完全揭示于陽光下，一覽無餘。
這樣人就必須重新開始真正的生活，并獲得優良美德。
從這時起，從道德角度講，人獲得了新生，從純潔、善良、健康、生機勃勃的人類之蛹中破殼而出。
培養朝氣蓬勃、勇于探索的孩子 如果我們教學法的整個結構是從某一感官刺激物，對全神貫注的行為開始并将自身建立在對感官的訓練之上，并局限于此，那麼很明顯，這樣的教學法沒有把全人類考慮在内。
因為如果人類不能隻靠物質食糧生存，也就不能隻靠精神食糧生存。
環境刺激物不隻是物體，還包括人。
我們與人的關系不僅僅是感官方面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不滿足于羨慕使希臘人如此敏感的美，也不滿足于傾聽他們的朗誦及歌唱，人與人之間的真正關系雖然始于感官方式，卻是建立于同情之中的。
實證科學所論及的“道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心，對他人的痛苦的理解與正義感——缺乏這些情感的正常生活便會受到沖擊。
用死記硬背道德準則以及如何應用這些道德準則的方法不會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因為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記不住那些信條，而且最細微的感情沖動也會戰勝我們。
事實上，罪犯甚至在對那些道德準則最熟悉了解時，也常常觸及法律。
而那些普通人，雖然對法律毫不在意，卻由于某種内在的感官所引導，也從不觸犯法律。
就“道德感”而言，實證科學包括某種複雜的東西，這種複雜的東西同時是對公共輿論的敏感，也是對法律和宗教的敏感。
由此可知，它并不隻限于“道德感”所包含的内容。
我們憑直覺談論它，每個人的内心裡都有對某種稱呼相對應的東西，也都必須憑自己内心的這種對應來理解判斷這個“道德感”所包含的内容。
但是宗教就非常簡明扼要：它把這種存在于生命核心中的内在感覺叫做“愛”。
社會法則并沒有很深地觸及這個領域，“愛”是靈魂與上帝的接觸。
當存在這種接觸時，其他的一切便成為虛無，“美好”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猶如太陽光芒四射，在釋放“愛”的同時，天地萬物便獲得了生命。
就如同生靈對有無邊威力大自然的奉獻一樣，是“愛”維持了生命的存在。
力求探索大自然奧秘的生物研究也承認，愛是生命的核心。
科學家經過許多研究，最終發現了這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愛，而不是“生存鬥争”延續了物種。
事實上，生存鬥争導緻毀滅。
生存，并不像我們從前猜想的那樣，是“适者”的唯一特權，但是生存确實與愛緊密相連。
事實上，奮鬥者和戰勝者都是成人。
然而，保護初生兒及其在成長過程中的小生命的是誰呢？如果堅硬有角的外殼是該物種天然的保護，那麼剛出生的小生命卻沒有這種外殼；若是強壯的肌肉，那小生命也非常虛弱；若是鋒利的牙齒，小生命也沒有長牙；若是敏捷，它還不能行走；若是生殖能力強，它還尚未成熟。
如此說來，所有的物種都早該滅絕了，因為無論其種類有多麼強大，它都曾經虛弱。
況且世界上也不存在比成年人生命力更強的嬰兒期。
正是“愛”保護了這些弱者，解釋了“生存”的奧秘。
今天母愛作為一種自然現象已經為科學家認真研究。
若是為生存所做出的鬥争向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