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現代教育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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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的可怕的後果。
下面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剛才說了什麼：保羅是一個有生命、有感覺的人，我們不應該讓他難受，不應該搶劫他，或是污蔑他；我們應該尊重他，保羅所擁有的高尚的東西構成了他的權利，使他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我們的責任就是尊重這些被稱為是義務的權利。
這種責任和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也叫公正。
“公正”一詞來源于拉丁語（jurestare），意思是維護某人正當的權利。
我們能舉出的公正的義務概括起來有：不許殺人……不許制造苦難……不許偷竊……不許污蔑。
看看剛才所說的這些，在“不許”的後面總跟着一個動詞不定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強迫、命令、禁止——繼續解釋，強迫尊重……命令尊重權利……禁止偷盜。
怎樣才能把這一切歸納成一句話呢？那就應該是：不許作惡。
學校中實證科學的出現與醫學發現 實證科學應邀進入學校，就像是進入了一個需要把光明和黑暗分開的混亂地帶、一個需要救助的災難地帶。
實際上最先進入學校的科學是醫學，當時醫學組成了一門特殊衛生學，類似于現在的紅十字服務。
滲透到學校中的衛生學最有趣的部分是隻給“學校裡學生的疾病”診病并開處方，也就是說，疾病的得來隻被作為學校研究的一個結果。
在這些疾病中，最普遍的是脊柱彎曲和近視。
前者是由于長久坐立引起的，也是由書寫時雙肩的不平所造成的。
後者是由于兒童總是坐在光線暗淡的地方，孩子看不清楚，或是距離黑闆太遠，或是兒童必須閱讀的字迹太遠，總之是由于眼睛長時間過度疲勞造成了近視。
同時還會診斷出其他一些小病：一種器官衰弱症，很多人患此病，衛生學開具了一個非常理想的治療方式——免費發放給學生魚肝油或是一種可以滋補身體的補藥。
貧血、肝病、神經衰弱也被作為學校中的多發病被研究。
就這樣，一個全新的領域對衛生學開啟了，它是職業病最豐富的來源，讀和寫在與教學法有關的方面得到了仔細研究，同時與脊柱彎曲和眼睛的曲光缺陷有關的方面也得到了仔細研究。
并沒有像人們原來預想的那樣，那些受位置不恰當和坐姿不勻稱的學習之害的學生們的不正體态并沒有靠醫學的幫助而減輕，而一個新的分支——“法醫學”——卻出現在實際生活中。
的确，醫學注意到了孤兒院中那些孤兒的疾病與死亡問題，注意到了被人工和不合理喂養的孤兒們，還有那些由奶媽喂養的孤兒們；醫學一個一個地檢查了所有的病人，并揭示了這個事實：兒童沒有公民權。
現在醫學進入了另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受害者不是幾個“病例”，而是一般來講包含了所有兒童。
現在是法律把責任強加于這些受害者身上，強迫所有孩子長年累月地多年勞動，使他們的身體備受折磨。
如果說法醫學分支的産生與犯罪有關，怎麼就沒有一個與清白無辜有關的醫學分支産生出來呢？ 在對詩兒童問題方面科學沒有完成其使命 醫學隻局限于醫治人為産生的疾病。
疾病的病因也被研究出來過，但并有發布，其作用僅僅是沒有使本來會大量人群發病的結果出現。
它沒有充當它應有的偉大而高貴的“保護”生命的角色，就像戰争中的紅十字會服務那樣，僅僅是沖在前面，去醫治受傷者，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它沒有考慮過作為健康衛士，它享有的權威能使它呼籲和平，使危險的、不公平的、不人道的戰争盡早結束。
在與微生物的鬥争中，它是許多戰勝死亡的戰鬥中的傑出脊梁，因此在一代代與産生貧困根源的直接戰鬥中，它本來可以高舉保護後代的旗幟，然而與此相反，它隻把自己局限于苦心經營一個模仿科學的研究分支——學校衛生學——中，這樣使自己成為社會犯罪的幫兇。
來看一看最近發表的學校衛生學方面的論文，我們會發現它僅僅是籠統地概括了世界各地醫學的一些觀念和工作： 我們将簡要說明造成脊柱彎曲發育的條件。
疾病通常出現的年齡在第二嬰兒期，因此叫做青春期脊骨彎曲。
脊骨彎曲的原因是因為佝偻病，這種病出現在嬰兒早期，這個問題對我們這裡來說很少見，因此我們對此沒有直接的興趣。
最普通的原因，我們最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大多數學生在學校學習時采用錯誤的姿勢；這種問題極為普遍，因此我們稱脊骨彎曲為學生的職業病，萊金德利博士就我們學校談了他的看法，說學校是制造體型變形和近視的工廠。
我們發現近視的最主要原因是那些學生在學校裡學習的極端條件：不充足的光線，課本通常采用的字體太小，教師頻繁地使用黑闆，闆書時不注意字體大小與學生座位距離的比例，很多原因造成兒童眼睛疲勞。
”利普潤斯博士說，當光線減弱到一定程度時天生敏銳的眼睛的視力也會迅速減弱。
學生在不充足的光線下學習、做功課時，要彌補這個原因引起的敏銳缺乏，就隻能取決于他看眼前物體的視角。
換句話說，他就把要看的物體放到離自己異常近的地方。
當視力的敏銳度被限制在一定範圍時，要看清楚一個特定字母的時間就需要增加，因此光線不充足會使學習速度減慢，除非學生用靠近字母的方法來增加敏銳力。
這樣近視就構成了對有害學習條件的積極适應，這樣才能使學生加快學習速度。
因此，可以這樣說：讓孩子們自己找一個光線好的位置，如果黑闆離他太遠，就讓他坐近些；如果光線不足，妨礙他學習，就讓他慢點做；如果更換地方對所讨論的問題沒有妨礙的話，那就往前挪一兩步，慢點做功課——到底有哪個暴君會拒絕這樣的小小要求，會把哀求者非弄到失明的地步呢？ 這個暴君就是教師，他希望通過道德規勸赢得他的犧牲品的愛戴。
允許孩子坐累了就站一會，寫累了就停一會，這實際上很容易，他們的骨頭也不會變形。
誰能漠視孩子們由于過分使用課桌而脊柱彎曲呢？就像是中世紀時期，由于靴子而使得腳背變形了卻對此熟視無睹。
在什麼土地上這種可憎的折磨被認為是有必要的呢？ 因為一個人想用自己取代上帝，希望照他自己的幻想和喜好塑造兒童的思想，不讓孩子受到折磨是做不到這點的。
因此這是唯一的理由。
我們将引證一些治療方法，這些療法是被稱為用所謂的科學建議糾正學校中學生的脊骨彎曲。
這個療法限定了确切的位置，在這個位置兒童可以長時間坐着學習而不損傷脊椎。
兒童坐在桌子旁，将雙腳平放于地上或腳凳上。
雙腿與大腿應該有一個正确的角度，大腿與軀幹也要有一個正确的角度，與椅子保持一種最小的傾斜度。
軀幹應該保持脊柱側面沒有傾斜度，手臂與身體兩邊平行，胸部不應抵在桌沿上，盆骨應對稱地支撐，頭微微有點前彎，距離桌子30厘米；眼睛的中線與桌子的前沿保持平行，呈水平位置，前臂的2/3應放在桌子上，要放在桌面上而不是依靠在桌子上。
要達到所有這些條件，就非常有必要使課桌的比例适合于兒童；桌子的各個部分應符合學生的身體和四肢。
達弗塞爾認為以下尺寸是制作适合兒童使用的課桌時必不可少的： 1．高度。
2．腿的長度，測量膝蓋以下長度，坐姿，兒童的雙腿與大腿之間角度正确，雙腳平放于地。
以這種測量得出從腳凳以上所需的坐高。
3．身體的直徑，從前到後，從胸骨量，另加5厘米得出書桌與坐椅靠背的合适距離。
4．股骨的長度，這個長度的2/3就是坐椅面的深度。
5．最後，腹腔高出座位的高度，另加幾厘米，所得數字就是書桌的高度。
考慮到兒童成長迅速，每學年應進行兩次測量，按照這些測量尺寸我們可以使兒童改變位置。
有一種小甲殼動物，它光溜溜降生到世上，為此這個小動物就需要尋找到适合自己的空殼。
當它長大一點後，外殼變得太緊了，它就爬出來再去找一個大一些的殼。
這種生物可以主動地為自己尋找新殼，而不需要專家進行測量，也不需要教師替它尋找一個空殼。
對我們和科學家們來說，一個兒童竟然還不如這個低能的無脊椎動物！ 讓40或50個孩子一動不動地按照已經規定好的衛生而健康的姿勢坐在那裡長達幾個小時，并找到非常适合孩子生長發育的桌椅，這樣的難度使得上述療法不切實際。
因此我們當中還有駝背的人，這個問題還是得不到妥善解決。
因此有人認為，在羅馬的一些樣闆學校内多建一些矯形所更符合實際。
矯形所中有一套價格昂貴而且精确的器械，學生輪流前來仿照醫學用于治療脊椎結核造成脊椎彎曲與軟骨病的方法，把被醫治者的頭部懸吊起來。
健康的兒童與不健康的兒童都同樣使用這種受罪的方法，然而結果确實令人鼓舞。
如果這種懸吊療法在兒童六歲時就開始經常使用，它将使由于學校課桌引起的長期的傷害得到完全的糾正，孩子們就會從脊椎疾病中解脫出來。
實驗心理學的發現——過度學習 衛生學進入學校後發現了學生的脊椎彎曲和近視問題；實驗心理學發現疲勞是由過度學習引起的，并着手開始研究學生的疲勞問題。
衛生學按照慣例——即尋找減輕已經确診的疾病的方法——建立了一個科學分支，這個分支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确切的名稱，有人把它叫做實驗心理學在學校的應用，還有一些人稱之為科學教學法。
有必要記住的是，實驗心理學是費希納[費希納·古斯塔夫·狄奧多（1801～1887），德國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希望讓心理學成為一門真正客觀的科學，發明了“心理物理學”一詞來定義自己對物理刺激強度及其引發的感覺之間量化關系的研究。
]在1860年創建的。
他是一位物理學家，習慣于做各類實驗，但不是做活物的實驗，他僅僅采用了把用于物理學的方法用于心理測驗，這樣建立了心理物理學。
實驗用設備，尤其是那些觸覺測量器非常精密，但是所得結果卻變化不定，以至于根據數學法則，這些結果不可能是“測量錯誤”，而明顯地應該歸咎于“方法錯誤”。
的确，對于液體的測量，很有必要用一種不同于測量固體的儀器，雖然都仍屬于物理學範疇；但我們不能用誇脫來測量一種固體物質，用碼來量酒，那麼在測量實實在在的物質與精神能量的方法上會有多麼大的差别啊？ 繼心理物理學之後，馮特[馮特·威廉，（1832～1920），德國心理學家，是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創始人，并建立了專門的心理學實驗室。
]提出了心理生理學。
馮特是一位心理學家，他運用适合生理學基礎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心理學。
他沒有制作出精确的測量儀器，但是他及時地測量出了神經反應。
費希納的早期研究使各種精密儀器的産生成為可能，這些儀器可以測出從一米高處掉落下來的水滴聲，而馮特的研究卻引出了一種精密計時器，其精确度可以測出1/1000秒。
但這個設備卻沒有真正能用于精确的研究——計時器測量不出其震蕩的任何結果——要測量的對象捕捉不到。
例如，在測量以脈沖傳導速度沿神經傳導的神經流，以及在脊髓末端的神經中樞傳動的速度，在相同單位時間裡，伊克斯納得到的速度是8米，而布洛奇得到的速度是194米。
盡管在精确的研究方法與非常不同的結果之間有着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表現為數學法則的荒
下面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剛才說了什麼：保羅是一個有生命、有感覺的人，我們不應該讓他難受，不應該搶劫他，或是污蔑他；我們應該尊重他，保羅所擁有的高尚的東西構成了他的權利，使他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我們的責任就是尊重這些被稱為是義務的權利。
這種責任和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也叫公正。
“公正”一詞來源于拉丁語（jurestare），意思是維護某人正當的權利。
我們能舉出的公正的義務概括起來有：不許殺人……不許制造苦難……不許偷竊……不許污蔑。
看看剛才所說的這些，在“不許”的後面總跟着一個動詞不定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強迫、命令、禁止——繼續解釋，強迫尊重……命令尊重權利……禁止偷盜。
怎樣才能把這一切歸納成一句話呢？那就應該是：不許作惡。
學校中實證科學的出現與醫學發現 實證科學應邀進入學校，就像是進入了一個需要把光明和黑暗分開的混亂地帶、一個需要救助的災難地帶。
實際上最先進入學校的科學是醫學，當時醫學組成了一門特殊衛生學，類似于現在的紅十字服務。
滲透到學校中的衛生學最有趣的部分是隻給“學校裡學生的疾病”診病并開處方，也就是說，疾病的得來隻被作為學校研究的一個結果。
在這些疾病中，最普遍的是脊柱彎曲和近視。
前者是由于長久坐立引起的，也是由書寫時雙肩的不平所造成的。
後者是由于兒童總是坐在光線暗淡的地方，孩子看不清楚，或是距離黑闆太遠，或是兒童必須閱讀的字迹太遠，總之是由于眼睛長時間過度疲勞造成了近視。
同時還會診斷出其他一些小病：一種器官衰弱症，很多人患此病，衛生學開具了一個非常理想的治療方式——免費發放給學生魚肝油或是一種可以滋補身體的補藥。
貧血、肝病、神經衰弱也被作為學校中的多發病被研究。
就這樣，一個全新的領域對衛生學開啟了，它是職業病最豐富的來源，讀和寫在與教學法有關的方面得到了仔細研究，同時與脊柱彎曲和眼睛的曲光缺陷有關的方面也得到了仔細研究。
并沒有像人們原來預想的那樣，那些受位置不恰當和坐姿不勻稱的學習之害的學生們的不正體态并沒有靠醫學的幫助而減輕，而一個新的分支——“法醫學”——卻出現在實際生活中。
的确，醫學注意到了孤兒院中那些孤兒的疾病與死亡問題，注意到了被人工和不合理喂養的孤兒們，還有那些由奶媽喂養的孤兒們；醫學一個一個地檢查了所有的病人，并揭示了這個事實：兒童沒有公民權。
現在醫學進入了另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受害者不是幾個“病例”，而是一般來講包含了所有兒童。
現在是法律把責任強加于這些受害者身上，強迫所有孩子長年累月地多年勞動，使他們的身體備受折磨。
如果說法醫學分支的産生與犯罪有關，怎麼就沒有一個與清白無辜有關的醫學分支産生出來呢？ 在對詩兒童問題方面科學沒有完成其使命 醫學隻局限于醫治人為産生的疾病。
疾病的病因也被研究出來過，但并有發布，其作用僅僅是沒有使本來會大量人群發病的結果出現。
它沒有充當它應有的偉大而高貴的“保護”生命的角色，就像戰争中的紅十字會服務那樣，僅僅是沖在前面，去醫治受傷者，減輕他們的痛苦，但它沒有考慮過作為健康衛士，它享有的權威能使它呼籲和平，使危險的、不公平的、不人道的戰争盡早結束。
在與微生物的鬥争中，它是許多戰勝死亡的戰鬥中的傑出脊梁，因此在一代代與産生貧困根源的直接戰鬥中，它本來可以高舉保護後代的旗幟，然而與此相反，它隻把自己局限于苦心經營一個模仿科學的研究分支——學校衛生學——中，這樣使自己成為社會犯罪的幫兇。
來看一看最近發表的學校衛生學方面的論文，我們會發現它僅僅是籠統地概括了世界各地醫學的一些觀念和工作： 我們将簡要說明造成脊柱彎曲發育的條件。
疾病通常出現的年齡在第二嬰兒期，因此叫做青春期脊骨彎曲。
脊骨彎曲的原因是因為佝偻病，這種病出現在嬰兒早期，這個問題對我們這裡來說很少見，因此我們對此沒有直接的興趣。
最普通的原因，我們最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大多數學生在學校學習時采用錯誤的姿勢；這種問題極為普遍，因此我們稱脊骨彎曲為學生的職業病，萊金德利博士就我們學校談了他的看法，說學校是制造體型變形和近視的工廠。
我們發現近視的最主要原因是那些學生在學校裡學習的極端條件：不充足的光線，課本通常采用的字體太小，教師頻繁地使用黑闆，闆書時不注意字體大小與學生座位距離的比例，很多原因造成兒童眼睛疲勞。
”利普潤斯博士說，當光線減弱到一定程度時天生敏銳的眼睛的視力也會迅速減弱。
學生在不充足的光線下學習、做功課時，要彌補這個原因引起的敏銳缺乏，就隻能取決于他看眼前物體的視角。
換句話說，他就把要看的物體放到離自己異常近的地方。
當視力的敏銳度被限制在一定範圍時，要看清楚一個特定字母的時間就需要增加，因此光線不充足會使學習速度減慢，除非學生用靠近字母的方法來增加敏銳力。
這樣近視就構成了對有害學習條件的積極适應，這樣才能使學生加快學習速度。
因此，可以這樣說：讓孩子們自己找一個光線好的位置，如果黑闆離他太遠，就讓他坐近些；如果光線不足，妨礙他學習，就讓他慢點做；如果更換地方對所讨論的問題沒有妨礙的話，那就往前挪一兩步，慢點做功課——到底有哪個暴君會拒絕這樣的小小要求，會把哀求者非弄到失明的地步呢？ 這個暴君就是教師，他希望通過道德規勸赢得他的犧牲品的愛戴。
允許孩子坐累了就站一會，寫累了就停一會，這實際上很容易，他們的骨頭也不會變形。
誰能漠視孩子們由于過分使用課桌而脊柱彎曲呢？就像是中世紀時期，由于靴子而使得腳背變形了卻對此熟視無睹。
在什麼土地上這種可憎的折磨被認為是有必要的呢？ 因為一個人想用自己取代上帝，希望照他自己的幻想和喜好塑造兒童的思想，不讓孩子受到折磨是做不到這點的。
因此這是唯一的理由。
我們将引證一些治療方法，這些療法是被稱為用所謂的科學建議糾正學校中學生的脊骨彎曲。
這個療法限定了确切的位置，在這個位置兒童可以長時間坐着學習而不損傷脊椎。
兒童坐在桌子旁，将雙腳平放于地上或腳凳上。
雙腿與大腿應該有一個正确的角度，大腿與軀幹也要有一個正确的角度，與椅子保持一種最小的傾斜度。
軀幹應該保持脊柱側面沒有傾斜度，手臂與身體兩邊平行，胸部不應抵在桌沿上，盆骨應對稱地支撐，頭微微有點前彎，距離桌子30厘米；眼睛的中線與桌子的前沿保持平行，呈水平位置，前臂的2/3應放在桌子上，要放在桌面上而不是依靠在桌子上。
要達到所有這些條件，就非常有必要使課桌的比例适合于兒童；桌子的各個部分應符合學生的身體和四肢。
達弗塞爾認為以下尺寸是制作适合兒童使用的課桌時必不可少的： 1．高度。
2．腿的長度，測量膝蓋以下長度，坐姿，兒童的雙腿與大腿之間角度正确，雙腳平放于地。
以這種測量得出從腳凳以上所需的坐高。
3．身體的直徑，從前到後，從胸骨量，另加5厘米得出書桌與坐椅靠背的合适距離。
4．股骨的長度，這個長度的2/3就是坐椅面的深度。
5．最後，腹腔高出座位的高度，另加幾厘米，所得數字就是書桌的高度。
考慮到兒童成長迅速，每學年應進行兩次測量，按照這些測量尺寸我們可以使兒童改變位置。
有一種小甲殼動物，它光溜溜降生到世上，為此這個小動物就需要尋找到适合自己的空殼。
當它長大一點後，外殼變得太緊了，它就爬出來再去找一個大一些的殼。
這種生物可以主動地為自己尋找新殼，而不需要專家進行測量，也不需要教師替它尋找一個空殼。
對我們和科學家們來說，一個兒童竟然還不如這個低能的無脊椎動物！ 讓40或50個孩子一動不動地按照已經規定好的衛生而健康的姿勢坐在那裡長達幾個小時，并找到非常适合孩子生長發育的桌椅，這樣的難度使得上述療法不切實際。
因此我們當中還有駝背的人，這個問題還是得不到妥善解決。
因此有人認為，在羅馬的一些樣闆學校内多建一些矯形所更符合實際。
矯形所中有一套價格昂貴而且精确的器械，學生輪流前來仿照醫學用于治療脊椎結核造成脊椎彎曲與軟骨病的方法，把被醫治者的頭部懸吊起來。
健康的兒童與不健康的兒童都同樣使用這種受罪的方法，然而結果确實令人鼓舞。
如果這種懸吊療法在兒童六歲時就開始經常使用，它将使由于學校課桌引起的長期的傷害得到完全的糾正，孩子們就會從脊椎疾病中解脫出來。
實驗心理學的發現——過度學習 衛生學進入學校後發現了學生的脊椎彎曲和近視問題；實驗心理學發現疲勞是由過度學習引起的，并着手開始研究學生的疲勞問題。
衛生學按照慣例——即尋找減輕已經确診的疾病的方法——建立了一個科學分支，這個分支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确切的名稱，有人把它叫做實驗心理學在學校的應用，還有一些人稱之為科學教學法。
有必要記住的是，實驗心理學是費希納[費希納·古斯塔夫·狄奧多（1801～1887），德國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希望讓心理學成為一門真正客觀的科學，發明了“心理物理學”一詞來定義自己對物理刺激強度及其引發的感覺之間量化關系的研究。
]在1860年創建的。
他是一位物理學家，習慣于做各類實驗，但不是做活物的實驗，他僅僅采用了把用于物理學的方法用于心理測驗，這樣建立了心理物理學。
實驗用設備，尤其是那些觸覺測量器非常精密，但是所得結果卻變化不定，以至于根據數學法則，這些結果不可能是“測量錯誤”，而明顯地應該歸咎于“方法錯誤”。
的确，對于液體的測量，很有必要用一種不同于測量固體的儀器，雖然都仍屬于物理學範疇；但我們不能用誇脫來測量一種固體物質，用碼來量酒，那麼在測量實實在在的物質與精神能量的方法上會有多麼大的差别啊？ 繼心理物理學之後，馮特[馮特·威廉，（1832～1920），德國心理學家，是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創始人，并建立了專門的心理學實驗室。
]提出了心理生理學。
馮特是一位心理學家，他運用适合生理學基礎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心理學。
他沒有制作出精确的測量儀器，但是他及時地測量出了神經反應。
費希納的早期研究使各種精密儀器的産生成為可能，這些儀器可以測出從一米高處掉落下來的水滴聲，而馮特的研究卻引出了一種精密計時器，其精确度可以測出1/1000秒。
但這個設備卻沒有真正能用于精确的研究——計時器測量不出其震蕩的任何結果——要測量的對象捕捉不到。
例如，在測量以脈沖傳導速度沿神經傳導的神經流，以及在脊髓末端的神經中樞傳動的速度，在相同單位時間裡，伊克斯納得到的速度是8米，而布洛奇得到的速度是194米。
盡管在精确的研究方法與非常不同的結果之間有着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表現為數學法則的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