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智力是揭示兒童成長秘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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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科學界人士才真正承認這一現象。
有記錄的隕石之一是1751年掉在雅格拉姆附近的那顆，重約40公斤，現在仍存放在維也納礦物學博物館中。
這就是德國大學者1790年談到此事時所說的：“那些對自然曆史一無所知的人，也許會相信鐵會從天而降。
然而直到1751年，德國受過教育的人還相信鐵會從天而降呢！想想當時人們普遍對于自然曆史和自然物理忽略到什麼程度吧！今天，承認這種寓言的合理性将是不可饒恕的。
” 同年，即1790年，一顆重10公斤的隕石落在塔斯肯尼地區（法國西南部），許多人目睹了這一現象。
一份由300個目擊者簽名的官方報告送到了巴黎科學院，而科學院的回答卻是：“收到這樣一份如此不可思議事件的合法文件，非常有趣。
”[但是有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不敢苟同，他寫到：“看到市政當局竟然相信文件中那些低俗的胡言亂語，看到竟然有那麼人為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證讓人萬分傷感。
”] 幾年之後，科學領域的聲學奠基人，魏丁堡的奇拉第利承認了這種現象，并承認隕石的存在，而他卻被污蔑為“對自然法則一無所知，不顧及對道德世界造成的危害”。
一位博學的人說：“就算他親眼看到一塊隕石從天上掉到他的腳邊，他也不會相信的。
” 這種懷疑比聖·托馬斯的懷疑更頑固，聖·托馬斯說：“除非我摸得到，否則我是不會相信的。
”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重達10公斤和40公斤的大鐵塊，完全能夠摸得到，但是這位學者卻說：“即使我摸得到，我也還是不能相信。
” 因此，為了讓自己相信而能看到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為了能夠看到而相信。
是信念導緻看到，而不是看到産生信念。
當福音書中的那個瞎子哭喊着說：“讓我能看見吧”，他要求的是“信念”，因為他知道，有眼睛卻什麼也看不到是常有的事情。
心理學很少讨論對事實視而不見的問題，教學法中更是如此。
然而有許多相似的事實，盡管心理秩序比較差，但都已為人所知。
例如，如果缺乏内在注意力的配合，刺激對于感官就不起作用了。
無數次這樣的實驗總結在一起，就成為常識。
因此，要讓我們看到某一物質，它必須擺在我們的眼前，而這還不夠，我們還必須能注意到該物質，而且還必須注意到考慮該物質的整個過程。
在更崇高、更純潔的精神領域中，同樣要有這種思維過程。
如果一個人沒有信念，那麼想法就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有意識的思想。
如果沒有這種信念的準備，不管這種想法如何猛烈、如何醒目，也是不能滲透到我們的意識中。
意識領域不僅必須是自由的，而且還必須是“期待”的。
思想混亂的人是不能接受在沒有準備的領域突然來臨的真理的。
這一點不僅與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心理事實相似——例如與注意力有關的感知覺——而且還要與宗教界衆所周知的精神事實也相似。
在沒有信念的地方，無論事實如何明顯、解釋或闡述隻能是無用功。
讓心靈向真理敞開的不是事實而是信念。
如果心靈不敞開大門，那麼作為媒介的感知覺也會毫無用處。
福音叙述耶稣最令人震驚的奇迹時總是這樣結尾：“許多人目睹之後深信不疑”。
邀請赴宴的寓言似乎說明了一個類似于此的事實——那些隻顧自己的人不能對這個寓言做出反應——即複雜的、早已存在的“偏見”阻止了新生、明顯的真理進入到頭腦中。
因此，我們需要先驅者來為耶稣鋪平道路，正因如此，耶稣和新思想容易被“單純的”人所接受，他們不帶有“嚴重的偏見”，但又保持精神的自然特征——純潔、永遠值得期待。
1628年哈維[哈維（1578～1657），英國醫生及解剖學家，血液循環的發現者。
]發現血液循環時，生理學還不為世人所知，醫學正處于經驗主義的鼎盛時期。
衆所周知，巴黎醫學院雖然進行了實驗，但不僅不相信血液循環，還迫害、污蔑哈維。
迪亞弗雷斯說：“我兒子讓我高興的是，他總是追随着我，一直堅信我們祖師爺的觀點，總是拒絕理解和聽取當代虛假發現的争論和實驗，尤其對血液循環的發現嗤之以鼻。
” 讓智慧之光記照兒童心靈 對脊椎動物胚胎發育的發現史構成了最為動人的人類紀實事件之一。
1700年，預先形成的理論在衆多生育學說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即人們認為細胞中包含着完全成形的有機體，有機體最終會發育，發育出很多非常微小且相互包含的微小有機體。
這個理論适用于所有生物，包括動物、植物以及人類。
該理論通過邏輯推理，産生了影響更為深遠的“相溶現象”，即既然所有的有機體都是預先形成的，那麼這些有機體就一定都是在創世紀之初就存在的，它們之間相互保藏，而所有人也一定早在夏娃的卵巢中就存在了。
1690年盧溫歐克通過顯微鏡發現精子時，他就闡明了他的新觀點：每一個雄性細胞都包含有一個完整的極微小的人。
然後他宣布：不是夏娃自身制造了人類，而是亞當制造了人類。
就這樣，18世紀兩種相互對立的理論使其雙方的支持者産生了尖銳的矛盾。
但這種争論似乎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一些著名科學家和哲學家，如斯帕蘭紮尼、萊布尼茲等也都投身到争論這個問題的行列中，他們甚至将這個生殖原理應用到靈魂的問題中。
布萊尼茲說：“這樣我就會想到，即将成為人之靈魂的魂魄也應存在于細胞中。
這些魂魄從亞當祖先時代，即從萬物之初以來就一直以有機體的形式存在。
” 細胞學家哈勒，同時也是位權威的生理學家，在他著名著作《基礎生理學》中闡述了他的理論觀點：“沒有任何東西是重新創造的，身體中沒有哪一部分是在其他部位之前創造出來的。
所有部位都是同時創造出來的。
”根據《聖經》中關于宇宙起源的學說，他對裝在夏娃卵巢中的人進行了計算，得出數目為2000億。
1759年，K·F·渥爾夫在專著《生殖原理》中公布了幾項研究成果。
在這本書中，通過實驗和在顯微鏡下對禽類胚胎的觀察，他認為新的有機體并不是預先形成的，而完全是從無到有——也就是說，從一個極其微小的與普通細胞一樣的細胞形成的。
他描述了實現整個個體演化的簡單過程：單細胞分裂為兩個細胞，然後兩個分裂為四個，四個分裂為八個，以此類推。
這樣産生的細胞分裂為兩片或三片微小的“初生葉狀突褶”。
所有的器官（先從消化道開始）都是從這些初生葉狀突褶演化而來。
渥爾夫說：“這些并非是異想天開的理論，而是通過最為真實的觀察描述了事實。
” 當時所有科學家都知道并且都利用了顯微鏡，也許所有的科學家也都用了各種蛋，即将禽類的胚胎當作顯微鏡下的觀察目标。
他們并非無視生物個體起源的問題，而是把問題複雜化，更多地去進行想象，而且科學家之間的不同流派也導緻他們更為重視派别鬥争。
除了薩姆森和菲利斯丁，還有誰肯冒着同歸于盡的危險去做實驗、去通過觀察發現真相呢？科學家們也許反複地看到或描述了一些真理性的事實，而如果能證實這些事實确實正确，那麼這些事實也确實能引領他們走上通往未來發現的光輝道路。
但是他們沒有，烏雲遮住了他們的思想，真理的光芒不能穿透這層烏雲照射到他們的心靈中。
因此，胚胎學的進步就這樣停滞下來了。
50年過去了，當潘德爾和歐内斯特·馮·貝爾重提“胎盤生葉”的理論時，被驅逐異鄉、受盡迫害、窮困潦倒的渥爾夫已在彼得格勒（前蘇聯西北部港口城市列甯格勒）與世長辭。
從這時起，科學界才認識到了這個真理，接受了這個事實，并開始研究給19世紀帶來了燦爛光輝的胚胎學。
為什麼必須經過50年人們才能認識到這個明顯的事實呢？這50年中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呢？已經故去并且被人遺忘了的渥爾夫的心血并沒有引起人們的任何注意，但是人類終于看到了他們曾經無法看到的事實，人們的内心終于成熟了，這種内心的成熟使他們睜開了慧眼，看到了事實。
慧眼沒有睜開時，事實擺在面前卻視而不見。
因此，在50年前就應該被摧毀的障礙現在不攻自破，随着時間的流逝，人們普遍輕松地接受了真相，不僅沒有任何鬥争，甚至沒有引起一絲絲激動的情緒。
有關大衆心理成熟的這個問題，可能還有些争議，但有關個體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了。
當大家都看不到顯而易見的真理時，我們就要隐退，先讓個體成熟起來，這個鬥争的過程會是艱苦而卓絕的。
但是，一旦人們成熟起來，我們就會看到情緒激昂的預言家，看到他們帶來如迦南地葡萄藤上的葡萄一樣的累累果實。
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在其著作《物種起源》中闡述他的進化論觀點時，意識到了這本書會給當時人們的思想帶來巨大的影響，因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理論将會産生一種新的哲學”。
他的物競天擇的觀念為現在的思想家廣泛接受，并普及了拉馬克關于生物在“适應環境”時某一種類會偶然形成的原理。
達爾文的觀點使這些原理得以發展，并且幾乎将這個原理融合在自己的著作中，這些原理不包括創造觀點和最後的結論，含蓄地否認了靈魂不朽的觀點。
這樣的革命性影響可想而知。
許多世紀以來，靈魂一直是生存的目的，當生存的根本信念被動搖時，意識是否存在生命也就受到了根本性的動搖。
可以想象，當時肯定有人迫不及待地尋找這個具有摧毀性理論的矛盾之處。
我們還是來讨論一下給幾代大學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兩條革命性原則吧！一條是：“如果沒有器官，就不會有功能存在”。
另一條則是在好學的青年中激起無限熱情的原則：“功能創造了器官”。
天啊！沒有器官就沒有功能，沒有器官也就不可能存在功能。
而從另一方面講，沒有器官的功能能夠創造一種生機勃勃的存在嗎？沒有任何理論有這樣明顯的自相矛盾。
我們不能說，達爾文和拉馬克的原則被草率地研究并運用到了一系列不同的哲學原理中，因為達爾文主義自我标榜為是一種像光明驅散了黑夜一樣排斥其他一切觀點的勝利觀點。
學者們急于建立一種嶄新的道德，一種嶄新的意識，就隻好對其進行詳細的研究。
因此，這兩條原則也就不再被冷漠而懈怠地研究。
況且它們一起滲透到人們的意識中，為了自己的利益激起了人們的熱情。
在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下，最好是砸爛這個世界，然後重新建立起一個嶄新的世界。
因此，思想的最終結論就是：“我們隻是動物而已，動物與我們沒有本質上的區别，我們的祖先是猿人，而我們更遙遠的祖先是蚯蚓。
”那些教授大人們帶着多大的熱情坐在椅子上分析人類的心理啊！為了證明這點，我們發現我們身上沒有什麼不像動物，教授的弟子們又帶着多大的熱情歡呼雀躍啊！精神病專家用活體解剖的方法取出鴿子和猴子的大腦，将它們治療後在國際心理學大會上展出。
他們集中精力研究鴿子和猴子的精神反應，觀察它們身體的姿态、視覺活動等。
大家都真誠地相信，研究沒有大腦的動物會有助于我們弄清我們人類的心理。
當我們想到這是一個實證主義的時代，即人們對于那些沒有親手摸到的東西就不相信的時代時，我們被這種反映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智力如同精神一樣危機四伏，智力也許會黯然失色，也許包含着某種矛盾、某種“錯誤”，而且也許沒有被感覺到。
由于某一個沒有注意的錯誤，智力也許會陷入昏迷狀态，或是一種緻命的心理失常。
智力像精神一樣自有拯救的辦法——智力需要支持，否則就會衰竭。
它所需要的支持不是感官的，它需要不斷地淨化，像托比亞的魚，被不斷得到淨化的水治愈了眼睛。
現代衛生學建議身體要進行“自我保護”，這使我們花大量時間進行清洗身體、修理指甲。
這種“自我保護”還應深入到内心自我的保護，這樣才可以保持身體完全的健康。
這應該是“智力教育”的目标，“智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智力從疾病和死亡的危險中拯救出來——“清除錯誤之處”。
如果強迫進行智力的培養，會疲勞過度，那麼我們說這不是在培養智力。
在我們這個神經混亂和瘋人成群的時代，在這個即使被認為是健康的人群中，陳習陋俗也會威脅到全人類的健康發展，以緻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因此，我們對孩子的關注應該是有節制的。
我們不應該随意“強迫孩子學習”，應該讓智慧之光永遠照亮他的心靈。
為此，即使我們像古代信奉女神的處女那樣做出奉獻也是值得的。
有記錄的隕石之一是1751年掉在雅格拉姆附近的那顆，重約40公斤，現在仍存放在維也納礦物學博物館中。
這就是德國大學者1790年談到此事時所說的：“那些對自然曆史一無所知的人，也許會相信鐵會從天而降。
然而直到1751年，德國受過教育的人還相信鐵會從天而降呢！想想當時人們普遍對于自然曆史和自然物理忽略到什麼程度吧！今天，承認這種寓言的合理性将是不可饒恕的。
” 同年，即1790年，一顆重10公斤的隕石落在塔斯肯尼地區（法國西南部），許多人目睹了這一現象。
一份由300個目擊者簽名的官方報告送到了巴黎科學院，而科學院的回答卻是：“收到這樣一份如此不可思議事件的合法文件，非常有趣。
”[但是有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不敢苟同，他寫到：“看到市政當局竟然相信文件中那些低俗的胡言亂語，看到竟然有那麼人為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作證讓人萬分傷感。
”] 幾年之後，科學領域的聲學奠基人，魏丁堡的奇拉第利承認了這種現象，并承認隕石的存在，而他卻被污蔑為“對自然法則一無所知，不顧及對道德世界造成的危害”。
一位博學的人說：“就算他親眼看到一塊隕石從天上掉到他的腳邊，他也不會相信的。
” 這種懷疑比聖·托馬斯的懷疑更頑固，聖·托馬斯說：“除非我摸得到，否則我是不會相信的。
”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重達10公斤和40公斤的大鐵塊，完全能夠摸得到，但是這位學者卻說：“即使我摸得到，我也還是不能相信。
” 因此，為了讓自己相信而能看到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為了能夠看到而相信。
是信念導緻看到，而不是看到産生信念。
當福音書中的那個瞎子哭喊着說：“讓我能看見吧”，他要求的是“信念”，因為他知道，有眼睛卻什麼也看不到是常有的事情。
心理學很少讨論對事實視而不見的問題，教學法中更是如此。
然而有許多相似的事實，盡管心理秩序比較差，但都已為人所知。
例如，如果缺乏内在注意力的配合，刺激對于感官就不起作用了。
無數次這樣的實驗總結在一起，就成為常識。
因此，要讓我們看到某一物質，它必須擺在我們的眼前，而這還不夠，我們還必須能注意到該物質，而且還必須注意到考慮該物質的整個過程。
在更崇高、更純潔的精神領域中，同樣要有這種思維過程。
如果一個人沒有信念，那麼想法就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有意識的思想。
如果沒有這種信念的準備，不管這種想法如何猛烈、如何醒目，也是不能滲透到我們的意識中。
意識領域不僅必須是自由的，而且還必須是“期待”的。
思想混亂的人是不能接受在沒有準備的領域突然來臨的真理的。
這一點不僅與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心理事實相似——例如與注意力有關的感知覺——而且還要與宗教界衆所周知的精神事實也相似。
在沒有信念的地方，無論事實如何明顯、解釋或闡述隻能是無用功。
讓心靈向真理敞開的不是事實而是信念。
如果心靈不敞開大門，那麼作為媒介的感知覺也會毫無用處。
福音叙述耶稣最令人震驚的奇迹時總是這樣結尾：“許多人目睹之後深信不疑”。
邀請赴宴的寓言似乎說明了一個類似于此的事實——那些隻顧自己的人不能對這個寓言做出反應——即複雜的、早已存在的“偏見”阻止了新生、明顯的真理進入到頭腦中。
因此，我們需要先驅者來為耶稣鋪平道路，正因如此，耶稣和新思想容易被“單純的”人所接受，他們不帶有“嚴重的偏見”，但又保持精神的自然特征——純潔、永遠值得期待。
1628年哈維[哈維（1578～1657），英國醫生及解剖學家，血液循環的發現者。
]發現血液循環時，生理學還不為世人所知，醫學正處于經驗主義的鼎盛時期。
衆所周知，巴黎醫學院雖然進行了實驗，但不僅不相信血液循環，還迫害、污蔑哈維。
迪亞弗雷斯說：“我兒子讓我高興的是，他總是追随着我，一直堅信我們祖師爺的觀點，總是拒絕理解和聽取當代虛假發現的争論和實驗，尤其對血液循環的發現嗤之以鼻。
” 讓智慧之光記照兒童心靈 對脊椎動物胚胎發育的發現史構成了最為動人的人類紀實事件之一。
1700年，預先形成的理論在衆多生育學說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即人們認為細胞中包含着完全成形的有機體，有機體最終會發育，發育出很多非常微小且相互包含的微小有機體。
這個理論适用于所有生物，包括動物、植物以及人類。
該理論通過邏輯推理，産生了影響更為深遠的“相溶現象”，即既然所有的有機體都是預先形成的，那麼這些有機體就一定都是在創世紀之初就存在的，它們之間相互保藏，而所有人也一定早在夏娃的卵巢中就存在了。
1690年盧溫歐克通過顯微鏡發現精子時，他就闡明了他的新觀點：每一個雄性細胞都包含有一個完整的極微小的人。
然後他宣布：不是夏娃自身制造了人類，而是亞當制造了人類。
就這樣，18世紀兩種相互對立的理論使其雙方的支持者産生了尖銳的矛盾。
但這種争論似乎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一些著名科學家和哲學家，如斯帕蘭紮尼、萊布尼茲等也都投身到争論這個問題的行列中，他們甚至将這個生殖原理應用到靈魂的問題中。
布萊尼茲說：“這樣我就會想到，即将成為人之靈魂的魂魄也應存在于細胞中。
這些魂魄從亞當祖先時代，即從萬物之初以來就一直以有機體的形式存在。
” 細胞學家哈勒，同時也是位權威的生理學家，在他著名著作《基礎生理學》中闡述了他的理論觀點：“沒有任何東西是重新創造的，身體中沒有哪一部分是在其他部位之前創造出來的。
所有部位都是同時創造出來的。
”根據《聖經》中關于宇宙起源的學說，他對裝在夏娃卵巢中的人進行了計算，得出數目為2000億。
1759年，K·F·渥爾夫在專著《生殖原理》中公布了幾項研究成果。
在這本書中，通過實驗和在顯微鏡下對禽類胚胎的觀察，他認為新的有機體并不是預先形成的，而完全是從無到有——也就是說，從一個極其微小的與普通細胞一樣的細胞形成的。
他描述了實現整個個體演化的簡單過程：單細胞分裂為兩個細胞，然後兩個分裂為四個，四個分裂為八個，以此類推。
這樣産生的細胞分裂為兩片或三片微小的“初生葉狀突褶”。
所有的器官（先從消化道開始）都是從這些初生葉狀突褶演化而來。
渥爾夫說：“這些并非是異想天開的理論，而是通過最為真實的觀察描述了事實。
” 當時所有科學家都知道并且都利用了顯微鏡，也許所有的科學家也都用了各種蛋，即将禽類的胚胎當作顯微鏡下的觀察目标。
他們并非無視生物個體起源的問題，而是把問題複雜化，更多地去進行想象，而且科學家之間的不同流派也導緻他們更為重視派别鬥争。
除了薩姆森和菲利斯丁，還有誰肯冒着同歸于盡的危險去做實驗、去通過觀察發現真相呢？科學家們也許反複地看到或描述了一些真理性的事實，而如果能證實這些事實确實正确，那麼這些事實也确實能引領他們走上通往未來發現的光輝道路。
但是他們沒有，烏雲遮住了他們的思想，真理的光芒不能穿透這層烏雲照射到他們的心靈中。
因此，胚胎學的進步就這樣停滞下來了。
50年過去了，當潘德爾和歐内斯特·馮·貝爾重提“胎盤生葉”的理論時，被驅逐異鄉、受盡迫害、窮困潦倒的渥爾夫已在彼得格勒（前蘇聯西北部港口城市列甯格勒）與世長辭。
從這時起，科學界才認識到了這個真理，接受了這個事實，并開始研究給19世紀帶來了燦爛光輝的胚胎學。
為什麼必須經過50年人們才能認識到這個明顯的事實呢？這50年中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呢？已經故去并且被人遺忘了的渥爾夫的心血并沒有引起人們的任何注意，但是人類終于看到了他們曾經無法看到的事實，人們的内心終于成熟了，這種内心的成熟使他們睜開了慧眼，看到了事實。
慧眼沒有睜開時，事實擺在面前卻視而不見。
因此，在50年前就應該被摧毀的障礙現在不攻自破，随着時間的流逝，人們普遍輕松地接受了真相，不僅沒有任何鬥争，甚至沒有引起一絲絲激動的情緒。
有關大衆心理成熟的這個問題，可能還有些争議，但有關個體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了。
當大家都看不到顯而易見的真理時，我們就要隐退，先讓個體成熟起來，這個鬥争的過程會是艱苦而卓絕的。
但是，一旦人們成熟起來，我們就會看到情緒激昂的預言家，看到他們帶來如迦南地葡萄藤上的葡萄一樣的累累果實。
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在其著作《物種起源》中闡述他的進化論觀點時，意識到了這本書會給當時人們的思想帶來巨大的影響，因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理論将會産生一種新的哲學”。
他的物競天擇的觀念為現在的思想家廣泛接受，并普及了拉馬克關于生物在“适應環境”時某一種類會偶然形成的原理。
達爾文的觀點使這些原理得以發展，并且幾乎将這個原理融合在自己的著作中，這些原理不包括創造觀點和最後的結論，含蓄地否認了靈魂不朽的觀點。
這樣的革命性影響可想而知。
許多世紀以來，靈魂一直是生存的目的，當生存的根本信念被動搖時，意識是否存在生命也就受到了根本性的動搖。
可以想象，當時肯定有人迫不及待地尋找這個具有摧毀性理論的矛盾之處。
我們還是來讨論一下給幾代大學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兩條革命性原則吧！一條是：“如果沒有器官，就不會有功能存在”。
另一條則是在好學的青年中激起無限熱情的原則：“功能創造了器官”。
天啊！沒有器官就沒有功能，沒有器官也就不可能存在功能。
而從另一方面講，沒有器官的功能能夠創造一種生機勃勃的存在嗎？沒有任何理論有這樣明顯的自相矛盾。
我們不能說，達爾文和拉馬克的原則被草率地研究并運用到了一系列不同的哲學原理中，因為達爾文主義自我标榜為是一種像光明驅散了黑夜一樣排斥其他一切觀點的勝利觀點。
學者們急于建立一種嶄新的道德，一種嶄新的意識，就隻好對其進行詳細的研究。
因此，這兩條原則也就不再被冷漠而懈怠地研究。
況且它們一起滲透到人們的意識中，為了自己的利益激起了人們的熱情。
在這樣一個矛盾的情況下，最好是砸爛這個世界，然後重新建立起一個嶄新的世界。
因此，思想的最終結論就是：“我們隻是動物而已，動物與我們沒有本質上的區别，我們的祖先是猿人，而我們更遙遠的祖先是蚯蚓。
”那些教授大人們帶着多大的熱情坐在椅子上分析人類的心理啊！為了證明這點，我們發現我們身上沒有什麼不像動物，教授的弟子們又帶着多大的熱情歡呼雀躍啊！精神病專家用活體解剖的方法取出鴿子和猴子的大腦，将它們治療後在國際心理學大會上展出。
他們集中精力研究鴿子和猴子的精神反應，觀察它們身體的姿态、視覺活動等。
大家都真誠地相信，研究沒有大腦的動物會有助于我們弄清我們人類的心理。
當我們想到這是一個實證主義的時代，即人們對于那些沒有親手摸到的東西就不相信的時代時，我們被這種反映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智力如同精神一樣危機四伏，智力也許會黯然失色，也許包含着某種矛盾、某種“錯誤”，而且也許沒有被感覺到。
由于某一個沒有注意的錯誤，智力也許會陷入昏迷狀态，或是一種緻命的心理失常。
智力像精神一樣自有拯救的辦法——智力需要支持，否則就會衰竭。
它所需要的支持不是感官的，它需要不斷地淨化，像托比亞的魚，被不斷得到淨化的水治愈了眼睛。
現代衛生學建議身體要進行“自我保護”，這使我們花大量時間進行清洗身體、修理指甲。
這種“自我保護”還應深入到内心自我的保護，這樣才可以保持身體完全的健康。
這應該是“智力教育”的目标，“智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智力從疾病和死亡的危險中拯救出來——“清除錯誤之處”。
如果強迫進行智力的培養，會疲勞過度，那麼我們說這不是在培養智力。
在我們這個神經混亂和瘋人成群的時代，在這個即使被認為是健康的人群中，陳習陋俗也會威脅到全人類的健康發展，以緻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因此，我們對孩子的關注應該是有節制的。
我們不應該随意“強迫孩子學習”，應該讓智慧之光永遠照亮他的心靈。
為此，即使我們像古代信奉女神的處女那樣做出奉獻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