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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甥公肅書，文集卷六））這一點，現在對我們還是有所啟發的。
顧炎武非常稱道那充沛著民主主義思想的民夷待訪錄。
黃宗羲在這部書中多方面地批評了封建制度，著重攻擊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弊害，把封建君主說成「天下之大害者」。
顧炎武在郡縣論中也說：「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内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
事事而制之。
」他的民主思想又表現在他對于當時一些經濟政策的抨擊上。
他的錢糧論作于清初。
清出陝西關中一帶的田賦，是向農民徵收銀錢的。
顧炎武并非不主張用銀，但他認為應當照顧各地的具體情況。
關中交通不便，本來就缺乏銀錢，銀少錢貴，農民必須以低賤的價格把糧食賣掉，換取銀子，再向官府繳納。
這就勢必造成榖賤銀貴的現象，農民受到官商的雙重剝削。
錢糧論中說：「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則歲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
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
」他在這篇文章中，從曆朝經濟政策得失的考證，論列了明清兩代田賦制度的不合理狀況。
他反對科舉制度，他認為八股取士并不能選拔出真正有用的行政人才，相反的，當時卻産生了一大批生員。
據顧炎武統計，那時全國生員的數目，不下五十萬人。
他們屬于寄生的階層，平日勾結官府，武斷鄉曲，給人民帶來很大危害。
他認為應當廢除生員制。
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因為封建官僚的大部分，正是通過科舉考試而從生員中選拔出來的。
但是儘管如此，他對于把八股科舉所造成的種種弊害的攻擊，卻是進步的。
當時的一些啟蒙學者，他們雖然憧憬未來，但對曆史的遠景懷著信念和幻想，但由于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上很幼弱，封建勢力仍很強大，在這些學者的理論中還不能擺脫舊時的傳統思想的束縛。
如如顧炎武本人反對八股，重視「流品」，主張恢複古代的所謂「清議」，以辟召代替生員制，殊不知這實際上還是對鄉紳有利。
作為啟蒙者的顧炎武，當然也和其他啟蒙者一樣，他們雖然同情農民，卻并不同情農民起義。
這也是當時一般啟蒙思想家的曆史局限和階級局限。
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是帶著批判的精神出現在曆史舞台的。
他們用理論探讨的方式，批判地總結了前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攻擊了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正宗思想和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
顧炎武有關曆史、地理、經濟、政治等的著作，即是依據實際的考證來倡導「當世之務」。
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他們逃避政治，遠離社會現實，看不到顧炎武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經世緻用」，而僅僅發展他考據的一面，推他為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卻不是他學問成就的主要之點。
顧炎武的詩歌表現了他愛國思想和堅持民族氣節的崇高品格。
他的京口即事、秋山、精衛等詩，熱烈歌頌了廣大人民反抗清朝統治的英勇鬥争，充滿著樂觀的英雄氣慨。
在明末清初的詩壇上，他與陳子龍、夏元淳、屈大均等都是著名的愛國作家。
在文學批評方面，他極力主張文學要有内容，他推崇白居易和元九書所說「文章要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為是「知立言之旨者」（日之錄卷二十一「作詩之旨」條）。
他認為文學是發展的，後人不應一味摹倣古人。
他批評一位朋友的詩說：「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
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與人書十七，文集卷四）這些文學主張，都是有進步意義的。
顧炎武的詩文集，都是他死後由吳江潘豐編刻的。
在清朝統治者的嚴厲壓迫下，潘氏編刻他的作品，顧忌很多，自不得不有所竄改和删削。
此書文集部分我們請華忱之先生作了整理，除就刻本标點校勘外，又增進了蔣山傭殘稿及佚文輯補。
詩集部分，是編輯部同人整理的，添加了根據傳鈔原稿本及從别處輯得的一些佚詩，也請華忱之先生審訂了一遍。
這可說是現存亭林詩文集中較為完備的一種，特印行以供讀者。
中華書局編輯部
顧炎武非常稱道那充沛著民主主義思想的民夷待訪錄。
黃宗羲在這部書中多方面地批評了封建制度，著重攻擊了君主專制制度的弊害，把封建君主說成「天下之大害者」。
顧炎武在郡縣論中也說：「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内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
事事而制之。
」他的民主思想又表現在他對于當時一些經濟政策的抨擊上。
他的錢糧論作于清初。
清出陝西關中一帶的田賦，是向農民徵收銀錢的。
顧炎武并非不主張用銀，但他認為應當照顧各地的具體情況。
關中交通不便，本來就缺乏銀錢，銀少錢貴，農民必須以低賤的價格把糧食賣掉，換取銀子，再向官府繳納。
這就勢必造成榖賤銀貴的現象，農民受到官商的雙重剝削。
錢糧論中說：「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則歲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
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
」他在這篇文章中，從曆朝經濟政策得失的考證，論列了明清兩代田賦制度的不合理狀況。
他反對科舉制度，他認為八股取士并不能選拔出真正有用的行政人才，相反的，當時卻産生了一大批生員。
據顧炎武統計，那時全國生員的數目，不下五十萬人。
他們屬于寄生的階層，平日勾結官府，武斷鄉曲，給人民帶來很大危害。
他認為應當廢除生員制。
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因為封建官僚的大部分，正是通過科舉考試而從生員中選拔出來的。
但是儘管如此，他對于把八股科舉所造成的種種弊害的攻擊，卻是進步的。
當時的一些啟蒙學者，他們雖然憧憬未來，但對曆史的遠景懷著信念和幻想，但由于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上很幼弱，封建勢力仍很強大，在這些學者的理論中還不能擺脫舊時的傳統思想的束縛。
如如顧炎武本人反對八股，重視「流品」，主張恢複古代的所謂「清議」，以辟召代替生員制，殊不知這實際上還是對鄉紳有利。
作為啟蒙者的顧炎武，當然也和其他啟蒙者一樣，他們雖然同情農民，卻并不同情農民起義。
這也是當時一般啟蒙思想家的曆史局限和階級局限。
明清之際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是帶著批判的精神出現在曆史舞台的。
他們用理論探讨的方式，批判地總結了前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攻擊了為封建專制主義服務的正宗思想和占統治地位的唯心主義。
顧炎武有關曆史、地理、經濟、政治等的著作，即是依據實際的考證來倡導「當世之務」。
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他們逃避政治，遠離社會現實，看不到顧炎武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經世緻用」，而僅僅發展他考據的一面，推他為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卻不是他學問成就的主要之點。
顧炎武的詩歌表現了他愛國思想和堅持民族氣節的崇高品格。
他的京口即事、秋山、精衛等詩，熱烈歌頌了廣大人民反抗清朝統治的英勇鬥争，充滿著樂觀的英雄氣慨。
在明末清初的詩壇上，他與陳子龍、夏元淳、屈大均等都是著名的愛國作家。
在文學批評方面，他極力主張文學要有内容，他推崇白居易和元九書所說「文章要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以為是「知立言之旨者」（日之錄卷二十一「作詩之旨」條）。
他認為文學是發展的，後人不應一味摹倣古人。
他批評一位朋友的詩說：「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
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與人書十七，文集卷四）這些文學主張，都是有進步意義的。
顧炎武的詩文集，都是他死後由吳江潘豐編刻的。
在清朝統治者的嚴厲壓迫下，潘氏編刻他的作品，顧忌很多，自不得不有所竄改和删削。
此書文集部分我們請華忱之先生作了整理，除就刻本标點校勘外，又增進了蔣山傭殘稿及佚文輯補。
詩集部分，是編輯部同人整理的，添加了根據傳鈔原稿本及從别處輯得的一些佚詩，也請華忱之先生審訂了一遍。
這可說是現存亭林詩文集中較為完備的一種，特印行以供讀者。
中華書局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