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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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為懷的,可她們卻心狠手辣……為了幾件衣服,她們不止一次試圖給我們服安眠藥,所以我們隻得提防着,輪流睡覺,時刻都有一隻眼睛睜着,連上茅房撒尿的時候也全副軍裝,挎着納甘式左輪槍。

    就這樣受了一個禮拜零一天的苦,我們開始說胡話,出現幻覺,終于在成為被告的那天早晨,就是說八月四日早晨,我們一覺醒來時,發覺已被人做了手腳,我們像苦役犯似的穿着打有号碼的大褂躺在床上,槍不見了,由我們的母親們,由庫班的老婆子們用她們衰老的手織出來的衣服不見了……隻見陽光明媚,那些隻知在戰壕裡爬進爬出的步兵正沖着我們耍流氓,我們三個紅騎兵置身他們中間受盡了侮辱,和步兵在一起的是心狠手辣的護士,她們昨夜給我們下了安眠的藥面,而此刻正颠晃着年輕的奶子,用盤子給我們端來可可,這種可可再兌牛奶也仍然是一杯苦水!由于這場旋轉木馬遊戲是那麼的快活,步兵把拐杖敲得震天價響,還把我們當做嬌滴滴的妞兒咯吱我們的腰,說布瓊尼第一騎兵軍的仗也打完了。

    不,鬈發的夥計們,你們把肚子吃得像鼓那麼大,晚上放起屁來像打機關槍,告訴你們吧,布瓊尼第一騎兵軍的仗還沒打完,我們裝出有事要辦,告了個假,走到院子裡,冒着高燒,也不顧身上全是發青的傷口,走出院子,徑直去找縣革委會主席鮑伊傑爾曼公民。

    要是沒有這個人,偵察員布爾堅科同志,也就是說,要是沒有這個縣革委會主席,我們就不會被氣得頭腦發昏,那麼開槍這場可能引起的誤會也就不至于發生了。

    雖說我們拿不出有關鮑伊傑爾曼公民的确鑿的材料來,可我們剛走到縣革委會主席那兒,就注意到這是個上了年紀的公民,穿件短皮襖,是個猶太人,坐在辦公桌後面,桌上的文件堆積如山,很不雅觀……鮑伊傑爾曼公民的兩隻眼睛骨溜溜地東張西望,一望而知,他壓根兒看不懂這一大堆文件,這些文件讓他傷透了腦筋,更何況又來了幾個不認識的建有戰功的戰士,他們鐵闆着臉,跟鮑伊傑爾曼公民交涉糧食供應問題,這時當地工作人員又插進來向他彙報周圍村莊發生的糾紛,還沒等他們彙報完畢,又來了幾個革委會的普通工作人員,要求毫不拖延地立即在縣革委會舉行婚禮……我們也一樣,扯開嗓門叙說軍醫院裡發生的叛變事件,可是鮑伊傑爾曼公民隻是瞪了我們一下,兩隻眼睛又骨溜溜地東張西望,然後撫摸着我們的肩膀說,别為難地方政權了,這事兒輪不到地方政權管,他怎麼也不肯作出批示,隻是說,戰士同志們,要是你們憐惜蘇維埃政權,就請你們離開這幢房子,我們自然不能同意,就是說不能同意離開這幢房子,我們要求他給我們每人開張身份證,可他不肯開,我們氣瘋了。

    就是在這種氣得發瘋的情況下,我們走到了廣場上,在軍醫院前面繳了一個單槍匹馬的騎警的槍,痛哭流涕地打壞了前面提到的倉庫門上的三塊所謂的玻璃。

    亞維英大夫眼看着這件不應發生的事發生,卻不予勸阻,反而裝腔作勢地堆出笑臉來,他這是在什麼時候笑呀,他是在庫斯托夫同志四天後就要因傷勢過重而死的時刻笑的! “庫斯托夫同志在他短暫、鮮紅的一生中,時時刻刻都擔心發生叛變,叛變時時刻刻從窗口朝我們擠眼,時時刻刻嘲笑着大大咧咧的無産者,同志們,無産者自己也知道自己大大咧咧,我們為此而痛苦,我們的心靈在熊熊燃燒,用火焰撕裂着肉體的樊籠…… “我告訴您,偵察員布爾堅科同志,叛變從窗口譏嘲我們,叛變脫掉鞋子在我們屋裡來回走動,叛變把鞋子搭在肩上,生怕把被竊一空的房子裡的地闆踩得嘎吱嘎吱地響……”
[71]彭加勒(1860-1934),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任法國總統,奉行軍國主義政策,得“彭加勒即戰争”的綽号。

    在蘇維埃俄國國内戰争時期,他是反蘇武裝幹涉的組織者。

    ​[72]弗·艾伯特(1871-1925),一九一九年任德國總統,社會民主黨右翼領袖,一九一八年任德國總理時,與總參謀部簽訂關于把軍隊開進柏林鎮壓革命的秘密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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