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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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主又命往五國城，行十餘日至。
鄭太後道卒，年四十七歲。
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九月鄭太後殂于五國城，年五十二歲。
宋紹興五年金熙宗天會一三年 二月金主又命往筠從州。
四月丙寅，上皇崩于五國城。
宋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 正月十八日太上崩，年五十四歲。
是月金主命帝移源昌州。
宋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 十一月金主召帝赴燕京，月餘至。
宋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 帝與遼主耶律延禧同居鴻翼府，不久移帝獨居贍養寺。
紹興十一年二月，金追封上皇為天水郡王，改封帝為天水郡公。
宋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 宋高宗生母韋太後南歸。
三月金歸宋帝母韋氏。
宋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 移帝于燕京之北，賜第以居。
宋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 移帝于玉殿觀。
宋紹興二十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 移帝于元帥府左廨中。
宋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帝崩于馬足之下。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庚辰帝崩。
觀上表，則本書與正史(指宋金二史)大有出入。
然本書原為野史，或者一時出于傳聞之誤。
但如正史所載，簡略殊甚，故欲一考見當時二帝在北的實況，惟本書最為詳備。
若雲此書全出僞撰，則宋人所撰大宋宣和遺事，亦已載有二帝北徙故事。
我們如拿二書對照，不但年月無異，事迹亦盡多相同，不過宣和遺事較略，而此書更為詳備而已。
故此書即使僞撰，亦必出于傳聞如此，不能全說其僞。
況且二帝北徙，金人隻當他們是俘虜看待，固不屑為之詳載；而宋人則以帝皇之尊，受辱于人，自亦不能不為之避諱。
今有此書為之詳載一切，使我們知道國族一滅，即以帝皇之尊，而所受痛苦亦複如此，豈非一大快事？所以我們把本書作為正史研究，或者有所不可；若作為史料參考，則我以為再好也沒有的。
況且真僞問題，有時也有待于商榷，如法人格拉奈(MarcelGranet)所著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秘故事(李璜譯，中華書局出版。
)中有雲： 書經的幾章是真的，因為司馬遷曾經用過；其餘幾章，在司馬遷以後方出世，或曾經被他棄卻過，便是僞的。
甚麼叫作「真」？又甚麼叫作「僞」？不過是如此：在一些故實的調和中間，前幾章比後幾章更可承認為近于古，而後幾章且有一種仿照前者而帶多少巧制的意味罷了。
至于兩者中間的故實，則皆取材于傳說。
傳說則一樣的終是傳說而已，(不過這裡有時也該當留神。
)這種分别無非在年歲上。
假使在千年以前，有某種地方的曆史材料(如果真有所謂材料的時候)，消滅得很快，我們便應該相信在這地方早出世三四百年的，比晚出世三四百年的為有價值一些嗎？真的書經出世的時代近于孔子，這可以承認；但僞的書經更完全是杜撰的嗎？不錯，他是全靠取材于别的叙述，譬如曾取材于墨子書中。
墨子與孔子是差不多同時的人，這兩種材料的價值便應該相差很遠嗎？真書經便比僞書經不杜撰嗎？這是以書經為例，說明真僞至多不過年代關系而已。
同時梁啟超在曆史研究法中也說： 書有從一方面可認為僞，從他方面可認為真者。
如管子商君書，若指定為管仲商鞅作則必僞；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手，若據以考戰國末年思想及社會情狀，固絕佳的史料也。
乃至周禮謂周公作固僞；若據以考戰國秦漢間思想制度，亦絕佳的史料也。
所以我也說：若以本書作正史觀固僞，若據以考二帝在北情形的彷佛，亦絕佳的史料也。
即使無阿計替其人，但當時确有人傳說如此。
至于年代的差異，當是記此書的人并非通文達理，所以有此錯誤。
也可疑阿計替記此書時或未注明年代，而由後編者妄加上去，所以記宋年代皆是，記金年代就不對了。
總之，本書自有牠一部分的價值，何況有許多人也不承認此書是全僞呢？而此抄本又較他本為詳備，更可珍貴。
此點讀者如取兩本對照，便可明晰，本序中也不再一一引錄了。
周君達廿九年十一月廿五日。
鄭太後道卒，年四十七歲。
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九月鄭太後殂于五國城，年五十二歲。
宋紹興五年金熙宗天會一三年 二月金主又命往筠從州。
四月丙寅，上皇崩于五國城。
宋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 正月十八日太上崩，年五十四歲。
是月金主命帝移源昌州。
宋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 十一月金主召帝赴燕京，月餘至。
宋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 帝與遼主耶律延禧同居鴻翼府，不久移帝獨居贍養寺。
紹興十一年二月，金追封上皇為天水郡王，改封帝為天水郡公。
宋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 宋高宗生母韋太後南歸。
三月金歸宋帝母韋氏。
宋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 移帝于燕京之北，賜第以居。
宋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 移帝于玉殿觀。
宋紹興二十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 移帝于元帥府左廨中。
宋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 春帝崩于馬足之下。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庚辰帝崩。
觀上表，則本書與正史(指宋金二史)大有出入。
然本書原為野史，或者一時出于傳聞之誤。
但如正史所載，簡略殊甚，故欲一考見當時二帝在北的實況，惟本書最為詳備。
若雲此書全出僞撰，則宋人所撰大宋宣和遺事，亦已載有二帝北徙故事。
我們如拿二書對照，不但年月無異，事迹亦盡多相同，不過宣和遺事較略，而此書更為詳備而已。
故此書即使僞撰，亦必出于傳聞如此，不能全說其僞。
況且二帝北徙，金人隻當他們是俘虜看待，固不屑為之詳載；而宋人則以帝皇之尊，受辱于人，自亦不能不為之避諱。
今有此書為之詳載一切，使我們知道國族一滅，即以帝皇之尊，而所受痛苦亦複如此，豈非一大快事？所以我們把本書作為正史研究，或者有所不可；若作為史料參考，則我以為再好也沒有的。
況且真僞問題，有時也有待于商榷，如法人格拉奈(MarcelGranet)所著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秘故事(李璜譯，中華書局出版。
)中有雲： 書經的幾章是真的，因為司馬遷曾經用過；其餘幾章，在司馬遷以後方出世，或曾經被他棄卻過，便是僞的。
甚麼叫作「真」？又甚麼叫作「僞」？不過是如此：在一些故實的調和中間，前幾章比後幾章更可承認為近于古，而後幾章且有一種仿照前者而帶多少巧制的意味罷了。
至于兩者中間的故實，則皆取材于傳說。
傳說則一樣的終是傳說而已，(不過這裡有時也該當留神。
)這種分别無非在年歲上。
假使在千年以前，有某種地方的曆史材料(如果真有所謂材料的時候)，消滅得很快，我們便應該相信在這地方早出世三四百年的，比晚出世三四百年的為有價值一些嗎？真的書經出世的時代近于孔子，這可以承認；但僞的書經更完全是杜撰的嗎？不錯，他是全靠取材于别的叙述，譬如曾取材于墨子書中。
墨子與孔子是差不多同時的人，這兩種材料的價值便應該相差很遠嗎？真書經便比僞書經不杜撰嗎？這是以書經為例，說明真僞至多不過年代關系而已。
同時梁啟超在曆史研究法中也說： 書有從一方面可認為僞，從他方面可認為真者。
如管子商君書，若指定為管仲商鞅作則必僞；然其書中大部分要皆出戰國人手，若據以考戰國末年思想及社會情狀，固絕佳的史料也。
乃至周禮謂周公作固僞；若據以考戰國秦漢間思想制度，亦絕佳的史料也。
所以我也說：若以本書作正史觀固僞，若據以考二帝在北情形的彷佛，亦絕佳的史料也。
即使無阿計替其人，但當時确有人傳說如此。
至于年代的差異，當是記此書的人并非通文達理，所以有此錯誤。
也可疑阿計替記此書時或未注明年代，而由後編者妄加上去，所以記宋年代皆是，記金年代就不對了。
總之，本書自有牠一部分的價值，何況有許多人也不承認此書是全僞呢？而此抄本又較他本為詳備，更可珍貴。
此點讀者如取兩本對照，便可明晰，本序中也不再一一引錄了。
周君達廿九年十一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