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征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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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說！”父子同時被殺。
[68] 西吳從出兵到克服延平，費時四月，從克服延平到平定全閩，又費了八個月工夫。
平定兩廣的部署，也是分兵三路：第一路楊璟、周德興由湖南取廣西；第二路陸仲亨由韶州（今廣東曲江）搗德慶；第三路是平閩的水師，由海道取廣州。
第一路軍于吳元年十月出發，第二、三路軍于洪武元年二月出發，所遇抵抗以第一路軍為最大。
從衡州推進到廣西，第一座名城永州（今湖南零陵），第二全州（今廣西全縣），都是經過激烈血戰才占領的，進圍靖江（今廣西桂林）。
第二路軍用三個月時間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帶，切斷了廣州和靖江的交通線。
第三路軍廖永忠遣使向元朝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何真勸降，大軍到潮州，何真送上印章、圖籍、戶口，奉表歸降。
廣州和附近州縣，不戰而下。
廖永忠以所部沿西江入廣西，北上會合第一路軍攻圍靖江。
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廣西平定，兩廣全歸元璋版圖。
[69] 福建、兩廣平定後，南部除了四川、雲南以外，都聯成一片了，大後方的人力、财力，供給北伐軍以無限的支持。
北伐軍在出發前，經過元璋和劉基仔細商定了作戰計劃，再和諸将在軍事會議上讨論決定。
常遇春提出的方案是攻堅戰術，直搗大都，以為南方都已平定，兵力有餘，以我百戰的精兵消滅元朝疲憊的兵力，必勝無疑。
把首都攻下後，以破竹之勢，分兵掃蕩，其餘城池可以不戰而下。
元璋的計劃正好相反，他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險性，以為這是元朝經營了上百年的都城，防禦工事一定很堅固。
假使我孤軍深入，一時攻打不下，屯兵于堅城之下，後邊的糧饷接濟不上。
元朝的援兵從四面八方趕到，我軍進退不得，豈不壞事？不如用斫樹的法子，先去枝葉，再挖老根。
先取山東，撤掉大都的屏風；回師下河南，剪斷它的羽翼；進踞潼關，占領它的門戶，東南西三方面的軍事要點都在我軍手裡了，再進圍大都，那時元朝政府勢孤援絕，自然不戰可取了。
大都既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都可席卷而下。
元璋的戰術是穩紮穩打，逐步為營，步步推進，逐漸擴大，占領地和後方聯結在一起，人力和糧饷的補給線控制在自己的手裡，而且以自己的全力集中打擊敵人分散的兵力，從積極方面說可以穩操勝算，從消極方面說，也是立于不敗之地。
這種軍事思想是十分高明的，十多年的戰鬥生活的實踐，培養朱元璋成為既細心、又大膽，既看到局部，又看到全局，能夠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了。
諸将聽了，都同聲說好。
[70] 北伐軍的統帥部的組織，也經過慎重研究，選擇最優秀的大将組成。
在平陳友諒以前，諸将直接由元璋親自指揮，彼此不相統率。
有一次打了個大勝仗，常遇春把漢的降兵全部殺死，徐達阻止不住，才派定徐達做大将軍，節制諸将。
這次北伐大軍，關系更重大，徐達用兵持重，不打無把握之仗，行軍有紀律，尤其重要的是他小心謹慎，叫做什麼就做什麼，靠得住，放得下心，任為征虜大将軍，統帥全軍。
常遇春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沖鋒陷陣，所向披靡，任為副将軍。
元璋擔心他健鬥輕敵，特别約束告誡，如大敵當前，以遇春做先鋒，和參将馮勝分左右翼，将精銳進擊。
右丞薛顯、參将傅友德勇冠諸軍，各領一軍，使當一面。
大将軍專主中軍，責任是運籌決勝，策勵諸将，不可輕動。
[71] 元璋又再三申明紀律，告谕将士以北伐意義：這次北伐的目的不僅僅是攻城略地，重要的是平定中原，削平禍亂，推翻這個壞政府，解除人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
見敵人就打，所經地方和打下的城子，不可亂殺人，不可搶财物，不可毀壞民居，不可破壞農具，不可殺耕牛，不可掠人子女。
如有收留下遺棄的孤兒幼女，父母親戚來讨，一定要交還，這是件好事，大家都要這樣做。
[72] 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軍北伐的道理，要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對紅軍恐懼疑忌的心理，和瓦解元軍的軍心士氣，還必須着實做好宣傳工作。
宋濂奉命寫的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說： 自古帝王臨禦天下，皆中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頃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渎亂甚矣。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禦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緻，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
古雲“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号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
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
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複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
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于塗炭，複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
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
予号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
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擴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故茲告谕，想宜知悉。
[73] 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代表性作品，突出了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突出了儒家的天命論，突出了維護封建秩序的理論。
首先他們把國内的少數民族都叫作“夷狄”，把中國隻看成是漢族的中國，不是多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中國隻能由漢人統治，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是“冠履倒置”；而且硬說曆史上從來沒有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事實，從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都是落後的、陳舊的、反動的，也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
事實上，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漫長的曆史時期，有的朝代的統治者是漢人，也有的朝代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同時，在同一時期，曾經出現這種情況，較大地區統治者是漢人，其他某些地區統治者是少數民族。
從社會發展階段、生産技術和文化科學等方面來說，各民族之間确有先進和落後之分，但是，民族本身并沒有什麼上下高低之分，相同之點卻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
由于長時期的大漢族主義作怪，使得劉基、宋濂這些人，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曆史，也看不見蒙古貴族統治全國将近百年，蒙古民族已經加入了中國各民族大家庭的曆史，内夏外夷的偏見，在這篇檄文中充分地表達出來了。
天命論也被強調了，說元朝統一，“此豈人力，實乃天授”，是天命。
紅軍起義，“天厭其德而棄之”。
元朝又沒有天命了。
他自己則是“恭承天命”，統一全國的天命又歸朱元璋了。
把一個舊政權的被推翻和新政權的建立，都歸結為天命，這種唯心思想，也是一千多年來儒家的中心思想。
朱元璋是由農民起義起家的，正
[68] 西吳從出兵到克服延平，費時四月，從克服延平到平定全閩，又費了八個月工夫。
平定兩廣的部署，也是分兵三路：第一路楊璟、周德興由湖南取廣西；第二路陸仲亨由韶州（今廣東曲江）搗德慶；第三路是平閩的水師，由海道取廣州。
第一路軍于吳元年十月出發，第二、三路軍于洪武元年二月出發，所遇抵抗以第一路軍為最大。
從衡州推進到廣西，第一座名城永州（今湖南零陵），第二全州（今廣西全縣），都是經過激烈血戰才占領的，進圍靖江（今廣西桂林）。
第二路軍用三個月時間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帶，切斷了廣州和靖江的交通線。
第三路軍廖永忠遣使向元朝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何真勸降，大軍到潮州，何真送上印章、圖籍、戶口，奉表歸降。
廣州和附近州縣，不戰而下。
廖永忠以所部沿西江入廣西，北上會合第一路軍攻圍靖江。
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廣西平定，兩廣全歸元璋版圖。
[69] 福建、兩廣平定後，南部除了四川、雲南以外，都聯成一片了，大後方的人力、财力，供給北伐軍以無限的支持。
北伐軍在出發前，經過元璋和劉基仔細商定了作戰計劃，再和諸将在軍事會議上讨論決定。
常遇春提出的方案是攻堅戰術，直搗大都，以為南方都已平定，兵力有餘，以我百戰的精兵消滅元朝疲憊的兵力，必勝無疑。
把首都攻下後，以破竹之勢，分兵掃蕩，其餘城池可以不戰而下。
元璋的計劃正好相反，他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險性，以為這是元朝經營了上百年的都城，防禦工事一定很堅固。
假使我孤軍深入，一時攻打不下，屯兵于堅城之下，後邊的糧饷接濟不上。
元朝的援兵從四面八方趕到，我軍進退不得，豈不壞事？不如用斫樹的法子，先去枝葉，再挖老根。
先取山東，撤掉大都的屏風；回師下河南，剪斷它的羽翼；進踞潼關，占領它的門戶，東南西三方面的軍事要點都在我軍手裡了，再進圍大都，那時元朝政府勢孤援絕，自然不戰可取了。
大都既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都可席卷而下。
元璋的戰術是穩紮穩打，逐步為營，步步推進，逐漸擴大，占領地和後方聯結在一起，人力和糧饷的補給線控制在自己的手裡，而且以自己的全力集中打擊敵人分散的兵力，從積極方面說可以穩操勝算，從消極方面說，也是立于不敗之地。
這種軍事思想是十分高明的，十多年的戰鬥生活的實踐，培養朱元璋成為既細心、又大膽，既看到局部，又看到全局，能夠指揮百萬大軍的統帥了。
諸将聽了，都同聲說好。
[70] 北伐軍的統帥部的組織，也經過慎重研究，選擇最優秀的大将組成。
在平陳友諒以前，諸将直接由元璋親自指揮，彼此不相統率。
有一次打了個大勝仗，常遇春把漢的降兵全部殺死，徐達阻止不住，才派定徐達做大将軍，節制諸将。
這次北伐大軍，關系更重大，徐達用兵持重，不打無把握之仗，行軍有紀律，尤其重要的是他小心謹慎，叫做什麼就做什麼，靠得住，放得下心，任為征虜大将軍，統帥全軍。
常遇春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沖鋒陷陣，所向披靡，任為副将軍。
元璋擔心他健鬥輕敵，特别約束告誡，如大敵當前，以遇春做先鋒，和參将馮勝分左右翼，将精銳進擊。
右丞薛顯、參将傅友德勇冠諸軍，各領一軍，使當一面。
大将軍專主中軍，責任是運籌決勝，策勵諸将，不可輕動。
[71] 元璋又再三申明紀律，告谕将士以北伐意義：這次北伐的目的不僅僅是攻城略地，重要的是平定中原，削平禍亂，推翻這個壞政府，解除人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
見敵人就打，所經地方和打下的城子，不可亂殺人，不可搶财物，不可毀壞民居，不可破壞農具，不可殺耕牛，不可掠人子女。
如有收留下遺棄的孤兒幼女，父母親戚來讨，一定要交還，這是件好事，大家都要這樣做。
[72] 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軍北伐的道理，要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對紅軍恐懼疑忌的心理，和瓦解元軍的軍心士氣，還必須着實做好宣傳工作。
宋濂奉命寫的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說： 自古帝王臨禦天下，皆中國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
自宋祚頃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
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渎亂甚矣。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禦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緻，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
古雲“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号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
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
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複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
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
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于塗炭，複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
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
予号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
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擴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故茲告谕，想宜知悉。
[73] 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統的代表性作品，突出了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大漢族主義思想，突出了儒家的天命論，突出了維護封建秩序的理論。
首先他們把國内的少數民族都叫作“夷狄”，把中國隻看成是漢族的中國，不是多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中國隻能由漢人統治，少數民族的統治便是“冠履倒置”；而且硬說曆史上從來沒有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事實，從現在看來，這些觀點都是落後的、陳舊的、反動的，也是不符合曆史實際的。
事實上，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漫長的曆史時期，有的朝代的統治者是漢人，也有的朝代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同時，在同一時期，曾經出現這種情況，較大地區統治者是漢人，其他某些地區統治者是少數民族。
從社會發展階段、生産技術和文化科學等方面來說，各民族之間确有先進和落後之分，但是，民族本身并沒有什麼上下高低之分，相同之點卻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
由于長時期的大漢族主義作怪，使得劉基、宋濂這些人，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曆史，也看不見蒙古貴族統治全國将近百年，蒙古民族已經加入了中國各民族大家庭的曆史，内夏外夷的偏見，在這篇檄文中充分地表達出來了。
天命論也被強調了，說元朝統一，“此豈人力，實乃天授”，是天命。
紅軍起義，“天厭其德而棄之”。
元朝又沒有天命了。
他自己則是“恭承天命”，統一全國的天命又歸朱元璋了。
把一個舊政權的被推翻和新政權的建立，都歸結為天命，這種唯心思想，也是一千多年來儒家的中心思想。
朱元璋是由農民起義起家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