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印案和郭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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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腐化是封建社會官僚政治的正常現象。
念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幸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
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愈多。
升官發财，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地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饑寒交迫的人民起而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污剝削是其原因之一。
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污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争。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的，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的打擊。
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蕩産，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地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财政收支賬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需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準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
錢谷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裡，近的也是千裡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需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顆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
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是合情合理、方便省事的。
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非嚴辦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作别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着。
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成為上下一緻同意的通行辦法。
但是案發後。
正當胡推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敢分辯。
有一個老百姓拼着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
[29] 郭桓官戶部侍郎。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糧七百萬石，供詞牽連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殺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地主，中産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計其數。
宣布的罪狀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
其郭桓等隻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設官田地夏稅秋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30] 等等。
據一些同時人和地主子孫的記錄，三吳一帶、浙東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刬削殆盡”。
這些記載雖然有些誇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舊地主階級分子被消滅的情況，則
念書識字，做八股，參加科舉，僥幸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計弄錢，買田地，蓄家奴。
官做得越大，弄的錢也就愈多。
升官發财，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人生哲學。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兩句話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貪橫，無止境地剝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饑寒交迫的人民起而反抗，“官逼民反”，從進入封建社會以來，數以百次計的農民起義，官吏的貪污剝削是其原因之一。
為了緩和封建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矛盾，鞏固統治基礎，朱元璋對地方官貪污害民的，用極嚴厲的手段懲處，進行了長期的殘酷的鬥争。
對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貪舞弊，嚴重地損害了皇朝的利益的，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規模地加以無情的打擊。
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兩案連坐被殺的達七八萬人，其中主要是各級官員，追贓牽連到各地許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蕩産，舊地主階級的力量更進一步地被削弱了。
按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财政收支賬目，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需府報布政司，布政司報部，一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準許報銷，才算手續完備結了案。
錢谷數字如有分、毫、升、合對不攏，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有六七千裡，近的也是千裡上下，重造冊子還不要緊，問題是重造的冊子必需蓋上原衙門的印信才算合法，因為要蓋這顆印，來回的時間就得用上個把月以至好幾個月。
為了避免戶部挑剔，減省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習慣都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這種方法本來是公開的秘密，誰都認為是合情合理、方便省事的。
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秘密，大發雷霆，以為一定有嚴重弊病，非嚴辦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門長官主印的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帶的空印文冊蓋的是騎縫印，不能作别的用途，預備了也不一定用得着。
全國各地方衙門的人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成為上下一緻同意的通行辦法。
但是案發後。
正當胡推庸黨案鬧得很緊張，朝廷上誰也不敢分辯。
有一個老百姓拼着死命上書把事情解釋清楚，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上的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上書人也被罰做苦工。
[29] 郭桓官戶部侍郎。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糧七百萬石，供詞牽連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殺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許多大地主，中産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計其數。
宣布的罪狀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
其郭桓等隻收（交）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通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設官田地夏稅秋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受；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官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吞沒）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30] 等等。
據一些同時人和地主子孫的記錄，三吳一帶、浙東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刬削殆盡”。
這些記載雖然有些誇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舊地主階級分子被消滅的情況，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