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藍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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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材，但是與我同鄉，一起兵就跟我，經過艱險，勤勞薄書，功勞很多。
我做皇帝，他自然該做宰相，這是用舊臣功臣，今後不要再說了。
”話雖這般說，聽多了又有些動搖，便和劉基商量，要用楊憲為相。
胡惟庸聽得風聲，連忙告訴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
”這件事關系到整個淮西集團的切身利益，是個你死我活的鬥争，他們便團結一緻，合力傾陷，楊憲終于被殺，淩說、高見賢、夏煜也先後被處死刑。
[16]同樣，楊憲對不是他自己系統的人也是用盡一切方法排擠的，例如曾經做過方國珍幕府都事判上虞的甯海人詹鼎，為人有才學，做官有好名聲，到南京上萬言書，元璋看了很中意，要給官做。
楊憲卻忌他的才華，極力阻止。
到楊憲死了，才做了一個小官。
[17]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的傾軋，楊憲等人對淮西集團的傾軋，對不是自己系統中人的排擠，從鄉土觀念出發演成的政治鬥争，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個特征。
軍事貴族對皇家統治的威脅，從謝再興叛變，邵榮案發以後，就使朱元璋十分緊張，提高警惕，用盡一切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
元璋對将領不敢信任，以其家屬留京作質。
邵榮、趙繼祖被殺後，元璋對諸将越發不放心，倚靠檢校偵察将士私事，将領人人自危。
徐達、湯和為人十分小心謹慎，也被猜疑，朝臣紛紛傳說，越發造成緊張氣氛。
洪武五年的鐵榜用法律形式規定：凡内外各指揮、千戶、百戶、鎮撫并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内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辄于公侯門首侍立聽候；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
[18]元璋對公侯大将的防制愈嚴密，矛盾就愈益深刻，裂痕也日益擴大。
最後，封建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現為皇權和相權的鬥争。
胡惟庸是元璋在和州時的帥府奏差，李善長的親戚，淮西官僚集團的重要人物。
由于李善長的極力推薦，洪武三年官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進左丞相。
深得元璋信任，權勢日盛。
仗着是淮西舊人，又有李善長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專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等大事，有時徑自處理，不向元璋報告。
内外諸衙門的報告有對自己不利的也就扣壓下來。
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軍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門下，送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做了七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結成了牢固的小集團。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十分明顯。
接着是高郵人汪廣洋，文人愛喝酒，庸庸碌碌沒主張，不大敢管事，也被淮西集團排擠，得罪被殺。
胡惟庸在中書省最久，權最重，已經使元璋覺得大權旁落，很不高興，特别是得罪被譴責的功臣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都和惟庸密相往來，軍事貴族和朝廷政治首腦結合在一起，和朱元璋的沖突便更加嚴重了。
[19]朱元璋直接統率軍隊和檢校，決心消滅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以擅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趁此機會取消了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
并立下法度，以後不許再設丞相這一官職。
二十八年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20]這裡所說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過去的朝廷有本質上的區别。
從罷相以後，府、部、院、司分理庶務，目的是把權力分散，“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一切大權都由皇帝個人掌握，“所以穩當”，再也不怕大權旁落了。
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制的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綜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
殺胡惟庸是為了獨攬政權。
二十六年又以有人告大将藍玉謀反，族誅藍玉。
藍玉定遠人，常遇春婦弟。
在常遇春麾下領兵，骁勇善戰，多立戰功。
洪武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将軍從大将軍馮勝征納哈出，馮勝得罪，即軍中代為大将軍。
二十一年率師十五萬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魚兒海，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以數十騎遁去，大勝而回，封涼國公。
常遇春、徐達死後，藍玉繼為大将，總軍征戰，立了大功，就驕傲自滿起來，蓄莊奴假子數千人，乘勢暴橫，在軍中擅自黜陟将校，進止自專，不聽元璋命令。
又嫌官小，不樂意在傅友德、馮勝之下，所提意見
我做皇帝，他自然該做宰相，這是用舊臣功臣，今後不要再說了。
”話雖這般說，聽多了又有些動搖，便和劉基商量，要用楊憲為相。
胡惟庸聽得風聲，連忙告訴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
”這件事關系到整個淮西集團的切身利益，是個你死我活的鬥争，他們便團結一緻，合力傾陷，楊憲終于被殺，淩說、高見賢、夏煜也先後被處死刑。
[16]同樣，楊憲對不是他自己系統的人也是用盡一切方法排擠的，例如曾經做過方國珍幕府都事判上虞的甯海人詹鼎，為人有才學，做官有好名聲，到南京上萬言書，元璋看了很中意，要給官做。
楊憲卻忌他的才華，極力阻止。
到楊憲死了，才做了一個小官。
[17]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的傾軋，楊憲等人對淮西集團的傾軋，對不是自己系統中人的排擠，從鄉土觀念出發演成的政治鬥争，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個特征。
軍事貴族對皇家統治的威脅，從謝再興叛變，邵榮案發以後，就使朱元璋十分緊張，提高警惕，用盡一切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
元璋對将領不敢信任，以其家屬留京作質。
邵榮、趙繼祖被殺後，元璋對諸将越發不放心，倚靠檢校偵察将士私事，将領人人自危。
徐達、湯和為人十分小心謹慎，也被猜疑，朝臣紛紛傳說，越發造成緊張氣氛。
洪武五年的鐵榜用法律形式規定：凡内外各指揮、千戶、百戶、鎮撫并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内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辄于公侯門首侍立聽候；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
[18]元璋對公侯大将的防制愈嚴密，矛盾就愈益深刻，裂痕也日益擴大。
最後，封建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現為皇權和相權的鬥争。
胡惟庸是元璋在和州時的帥府奏差，李善長的親戚，淮西官僚集團的重要人物。
由于李善長的極力推薦，洪武三年官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進左丞相。
深得元璋信任，權勢日盛。
仗着是淮西舊人，又有李善長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專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等大事，有時徑自處理，不向元璋報告。
内外諸衙門的報告有對自己不利的也就扣壓下來。
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軍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門下，送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做了七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結成了牢固的小集團。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統率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十分明顯。
接着是高郵人汪廣洋，文人愛喝酒，庸庸碌碌沒主張，不大敢管事，也被淮西集團排擠，得罪被殺。
胡惟庸在中書省最久，權最重，已經使元璋覺得大權旁落，很不高興，特别是得罪被譴責的功臣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都和惟庸密相往來，軍事貴族和朝廷政治首腦結合在一起，和朱元璋的沖突便更加嚴重了。
[19]朱元璋直接統率軍隊和檢校，決心消滅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以擅權枉法的罪狀殺了胡惟庸，趁此機會取消了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
并立下法度，以後不許再設丞相這一官職。
二十八年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20]這裡所說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過去的朝廷有本質上的區别。
從罷相以後，府、部、院、司分理庶務，目的是把權力分散，“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一切大權都由皇帝個人掌握，“所以穩當”，再也不怕大權旁落了。
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制的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綜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
殺胡惟庸是為了獨攬政權。
二十六年又以有人告大将藍玉謀反，族誅藍玉。
藍玉定遠人，常遇春婦弟。
在常遇春麾下領兵，骁勇善戰，多立戰功。
洪武二十年以征虜左副将軍從大将軍馮勝征納哈出，馮勝得罪，即軍中代為大将軍。
二十一年率師十五萬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魚兒海，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以數十騎遁去，大勝而回，封涼國公。
常遇春、徐達死後，藍玉繼為大将，總軍征戰，立了大功，就驕傲自滿起來，蓄莊奴假子數千人，乘勢暴橫，在軍中擅自黜陟将校，進止自專，不聽元璋命令。
又嫌官小，不樂意在傅友德、馮勝之下，所提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