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字獄
關燈
小
中
大
統治階級内部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系的鬥争。
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做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
這些文人對由紅軍發迹的朱皇帝，懷有深刻的憎恨。
典型的例子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師。
元璋問他們：“昔世亂居何處？”回答說：“紅寇亂時，避居于福建、江西兩界間。
”元璋大怒：“朕知伯啟心懷憤怒，将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
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枭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
”特派人把他們押回原籍處死。
[54]蘇州人姚潤、王谟也拒絕做新朝的官，都被處死刑，全家籍沒。
[55] 有的文人怕元璋的嚴刑重法，動辄挨打以至殺頭，謝絕新朝的征召，實在推脫不了，勉強到了南京，還是拒絕做官。
例如，浙江山陰人楊維祯，号鐵崖，詩名擅一時，号鐵崖體。
洪武二年被征，婉辭不去。
三年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賦《老客婦謠》明志，大意說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見諒，隻好跳海自殺。
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過分勉強。
維祯在南京住了幾個月，便請求回家。
宋濂贈詩說：“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還。
”[56]江陰王逢自号席帽山人，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計勸士誠北降于元以拒西吳。
士誠亡，逢隐居烏泾。
洪武十五年以文學被征，虧得他兒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頭哭求，才放回去。
[57]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亂居上海，兩次被征不出。
最後元璋寫了親筆信說：“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情勢嚴重，秦裕伯隻好入朝。
[58] 也有另外一些文人曾經做過元朝或東吳的官，堅決不做新朝官吏的。
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逃避征召，晚年學佛法，到永樂時才死。
[59]長樂陳亮自以為曾是元朝儒生，明初屢征不出，終身不仕。
[60]山陰張憲學詩于楊維桢，仕東吳為樞密院都事，東吳亡，憲改名換姓，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死。
[61]廬陵張昱在楊完者鎮浙江時，做過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張士誠要他做官，辭謝不肯。
朱元璋要他出來，一看太老了，說：“可閑矣。
”放回去，自号為可閑老人。
小心怕事，絕口不談時政，有一首詩說明他的處境： 洪武初年自日邊，诏許還家老貧賤。
池館盡付當時人，惟存筆硯伴閑身。
劉伶鬥内葡萄酒，西子湖頭楊柳春。
見人斫輪隻袖手，聽人談天隻箝口。
[62] 總之，在明初，除了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劉基等人已經參加了新興的統治集團以外，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倚靠新朝保護，得到了新朝統治的好處，決心和新朝合作，有官便做，甚至想盡辦法鑽營，要升官發财，改換門庭，光宗耀祖的，這類人占極大多數，是朱元璋統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級政府官員的主要來源；另一類便是對紅軍抱有深刻仇恨，對新朝當然也抱着抗拒态度，不肯合作的。
這一類人人數雖不甚多，但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卻有相當影響。
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嚴峻的刑罰，特别制定一條法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63]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辦法是殺。
一部分士大夫不肯為元璋所用，元璋便用特殊法律、監獄、死刑，以至抄家滅族一套武器，強迫他們出來做官。
一方面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面新朝又非強迫他們出來合作不可，這樣便展開了統治階級内部另一方面的長期流血鬥争。
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朱元璋也痛恨這些人膽敢抗拒，用盡一切方法鎮壓，這種對立形勢越來越顯著了。
在鬥争的過程中，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時代的文字獄。
所謂禁忌，含義是非常廣泛的。
例如，朱元璋從小過窮苦的生活，當過和尚。
和尚的特征是光頭，剃掉頭發，因之，不但“光”“秃”這類字對他是犯忌諱的，就連“僧”這個字也很刺眼，推而廣之，連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了。
又如他早年是紅軍的小兵，紅軍在當時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頭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紅賊”“紅寇”
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做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
這些文人對由紅軍發迹的朱皇帝，懷有深刻的憎恨。
典型的例子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斬斷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師。
元璋問他們：“昔世亂居何處？”回答說：“紅寇亂時，避居于福建、江西兩界間。
”元璋大怒：“朕知伯啟心懷憤怒，将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
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枭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仿效之風。
”特派人把他們押回原籍處死。
[54]蘇州人姚潤、王谟也拒絕做新朝的官，都被處死刑，全家籍沒。
[55] 有的文人怕元璋的嚴刑重法，動辄挨打以至殺頭，謝絕新朝的征召，實在推脫不了，勉強到了南京，還是拒絕做官。
例如，浙江山陰人楊維祯，号鐵崖，詩名擅一時，号鐵崖體。
洪武二年被征，婉辭不去。
三年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賦《老客婦謠》明志，大意說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見諒，隻好跳海自殺。
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過分勉強。
維祯在南京住了幾個月，便請求回家。
宋濂贈詩說：“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還。
”[56]江陰王逢自号席帽山人，張士誠據吳，其弟士德用逢計勸士誠北降于元以拒西吳。
士誠亡，逢隐居烏泾。
洪武十五年以文學被征，虧得他兒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頭哭求，才放回去。
[57]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亂居上海，兩次被征不出。
最後元璋寫了親筆信說：“海濱民好鬥，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起，恐有後悔！”情勢嚴重，秦裕伯隻好入朝。
[58] 也有另外一些文人曾經做過元朝或東吳的官，堅決不做新朝官吏的。
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自以家世仕元，逃避征召，晚年學佛法，到永樂時才死。
[59]長樂陳亮自以為曾是元朝儒生，明初屢征不出，終身不仕。
[60]山陰張憲學詩于楊維桢，仕東吳為樞密院都事，東吳亡，憲改名換姓，寄食杭州報國寺以死。
[61]廬陵張昱在楊完者鎮浙江時，做過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張士誠要他做官，辭謝不肯。
朱元璋要他出來，一看太老了，說：“可閑矣。
”放回去，自号為可閑老人。
小心怕事，絕口不談時政，有一首詩說明他的處境： 洪武初年自日邊，诏許還家老貧賤。
池館盡付當時人，惟存筆硯伴閑身。
劉伶鬥内葡萄酒，西子湖頭楊柳春。
見人斫輪隻袖手，聽人談天隻箝口。
[62] 總之，在明初，除了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劉基等人已經參加了新興的統治集團以外，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倚靠新朝保護，得到了新朝統治的好處，決心和新朝合作，有官便做，甚至想盡辦法鑽營，要升官發财，改換門庭，光宗耀祖的，這類人占極大多數，是朱元璋統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級政府官員的主要來源；另一類便是對紅軍抱有深刻仇恨，對新朝當然也抱着抗拒态度，不肯合作的。
這一類人人數雖不甚多，但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卻有相當影響。
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嚴峻的刑罰，特别制定一條法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63]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辦法是殺。
一部分士大夫不肯為元璋所用，元璋便用特殊法律、監獄、死刑，以至抄家滅族一套武器，強迫他們出來做官。
一方面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面新朝又非強迫他們出來合作不可，這樣便展開了統治階級内部另一方面的長期流血鬥争。
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朱元璋也痛恨這些人膽敢抗拒，用盡一切方法鎮壓，這種對立形勢越來越顯著了。
在鬥争的過程中，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時代的文字獄。
所謂禁忌，含義是非常廣泛的。
例如，朱元璋從小過窮苦的生活，當過和尚。
和尚的特征是光頭，剃掉頭發，因之，不但“光”“秃”這類字對他是犯忌諱的，就連“僧”這個字也很刺眼，推而廣之，連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了。
又如他早年是紅軍的小兵，紅軍在當時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頭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紅賊”“紅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