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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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農民更加窮困饑餓，動搖和侵蝕了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階級内部發生矛盾，鬥争展開了，地主不再是良民，而是“奸頑豪富之家”，是“豪猾”了。
朱元璋鬥争的對象是地主階級中違法的大地主，辦法有兩條，一條是用嚴刑重法消滅“奸頑豪富之家”，一條是整理地籍和戶口。
洪武時代大地主被消滅的情況，據明初人記載，如貝瓊說： 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44] 方孝孺說： 時嚴通财黨與（胡惟庸黨案，見後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宗。
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45] 吳寬說： 吳……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刬削殆盡。
[46] 長洲情況： 城東……遭世多故，鄰之死徙者殆盡，荒落不可居。
[47] 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鄰裡殆空。
[48] 有的大地主為了避禍，或則“晦匿自全”[49]，或則“悉散所積以免禍”[50]，或則“出居外地以避之”[51]，或則“攀附軍籍以免死”[52]，但是這樣的人隻占少數。
江浙的“富民豪族，刬削殆盡”。
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是十分殘酷的。
另一方面，經過元末二十年的戰争，各地田地簿籍，多數喪失，保存下來的一部分，也因為戶口變換，土地轉移，實際的情況和簿籍不相符合。
大部分田地沒有簿籍可查，大地主們便乘機隐匿田地，逃避皇朝賦役；有簿籍登載的田地，登記的面積和負擔又輕重不一，極不公平合理。
朱元璋抓住這中心問題，對大地主進行了長期的鬥争。
方法是普遍丈量田地和調查登記人口。
洪武元年正月派國子監生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定其獻稅。
[53]五年六月派使臣到四川丈量田畝。
[54]十四年命全國郡縣編賦役黃冊。
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編制魚鱗圖冊。
[55]前後一共用了二十年時間，才辦好這兩件事。
丈量田地所用的方法，是派使臣到各州縣，随其稅糧多少，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會集裡甲耆民，量度每塊田畝的方圓，做成簡圖，編次字号，登記田主姓名和田地丈尺四至，編類各圖成冊，以所繪的田畝形象像魚鱗，名為魚鱗圖冊。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
把戶口編成裡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裡長，餘百戶分為十甲。
每甲十戶，設一甲首。
每年以裡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裡一甲之事。
先後次序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
十甲在十年内先後輪流為皇朝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
在城市的裡叫坊，近城的叫廂，農村的都叫作裡。
每裡編為一冊，裡中有鳏寡孤獨不能應役的，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
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服役的次序。
因為冊面用黃紙，所以叫作黃冊。
魚鱗圖冊是确定地權（所有權）的根據。
賦役黃冊是征收賦役的根據。
通過田地和戶口的普查，制定了這兩種簿籍，頒布了租稅和徭役制度，不但大量的漏落的田地戶口被登記固定了，皇朝從而增加了物力和人力，穩定和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有力地打擊了一部分大地主，從他們手中奪回對一部分田地和戶口的控制，從而大大增強了皇家統治集團的地位和權力，更進一步走向高度的集中、專制。
朱元璋的政權比過去任何一個皇朝，都更加強大、集中、穩定、完備了。
對城鄉人民，經過全國規模的田地丈量，定了租稅，在冊上詳細記載田地的情況，原、坂、墳、衍、下、濕、沃、瘠、沙、鹵的區别，并規定凡買置田地，必須到官府登記及過割稅糧，免掉貧民産去稅存的弊端，同時也保證了皇朝的财政收入；十年一次的勞役，使人民有輪流休息的機會，這些措施，當然都是封建剝削，但比之統一以前的混亂情況，則确實減輕了一些人民的負擔，鼓舞了農民的生産情緒，對于社會生産力的推進，是起了顯著的作用的。
對破壞農業生産的吏役，用法律加以制裁，例如“松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坊廂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皆是市井之徒，不知農民艱苦，幫閑在官。
吏有正吏、主文、寫發，皂隸有正皂隸、小弓兵、直司，牢子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等名色，又有自名小官、幫虎等。
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
芒種之時，栽種在手，農務無隙，此等遊民赍執批文，直到農村，或就水車上鎖人下車，或就手内奪去秧苗鎖人出田……于城市鄉村擾害人民。
”[56]元璋下令加以清理，除正牢子合應正役以外，其他一概革除，如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九百餘名[57]，一個地方減少四分之三為害農民的吏役，以全國合計，這個數字是很大的，對于農民進行正常生産是有很大好處的。
朱元璋雖然對一部分大地主進行了嚴重的鬥争，對廣大農民做了一些必要的讓步，一部分大地主被削滅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力量削弱了，農民生産的積極性增加了。
但是，這個政權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權，首先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即使對農民采取了一些讓步的措施，其目的也還是為了鞏固和強化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權。
無論是查田定租，無論是編戶定役，執行丈量的是地主，負責征收、運送糧米的還是地主，當裡長甲首的依然是地主，質正裡中是非、詞訟，執行法官職權的“耆宿”，也是地主。
當然，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統治，地主首先要照顧的是自己家族和親友的利益，是決不會關心小自耕農和佃農的死活的。
由于憑借職權的方便，剝削、舞弊都可以通過皇朝的統治權來進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農民的痛苦就越發無可申訴了。
而且，隻要是地主階級的子弟，就有機會、權利受到教育，通過稅戶人才、科舉、學校等途徑，成為官僚、紳士。
官僚、紳士是享有合法的免役權的。
洪武十年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踐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若賢人君子，既貴其家，而複役其身，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别，非勸士待賢之道。
自今百司現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官員是貴人，庶民是賤人，貴人是不應該和踐人一徉服徭役的。
十二年又下令：“自今内外官緻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
”[58]則連鄉紳也享有免役權了。
在學的學生，除本身免役外，戶内還優免二丁差役。
[59]一般貧苦農民連飯也吃不飽，哪能上學？上學的學生絕大部分也還是地主子弟，這樣，現任官、鄉紳、學校生員都豁免差役，還有辦法逃避租稅。
于是，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大部分落在自耕農和貧農身上了。
自耕農和貧農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官僚、紳士、地主不交的一份，他們也得一并承擔下來。
因此，官僚、紳士、生員越多的地方，農民的負擔也就越重。
有明一代的二百七十六年中，農民起義的次數特别多，規模特别大，原因就在這裡。
在統治階級内部鬥争中，朱元璋無情地打擊了一部分大地主，那麼，他的政權到底倚靠誰來支持呢？答案很清楚，朱家政權的支柱是廣大的中小地主和富農。
在他的官僚機構中，官員的來源主要來自這個階層。
官員的任用制度，有薦舉、學校和科舉三種。
薦舉就是任用地主做官。
地主有文化，有曆史知識，能夠辦事，更重要
朱元璋鬥争的對象是地主階級中違法的大地主，辦法有兩條，一條是用嚴刑重法消滅“奸頑豪富之家”，一條是整理地籍和戶口。
洪武時代大地主被消滅的情況，據明初人記載，如貝瓊說： 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44] 方孝孺說： 時嚴通财黨與（胡惟庸黨案，見後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宗。
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45] 吳寬說： 吳……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刬削殆盡。
[46] 長洲情況： 城東……遭世多故，鄰之死徙者殆盡，荒落不可居。
[47] 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鄰裡殆空。
[48] 有的大地主為了避禍，或則“晦匿自全”[49]，或則“悉散所積以免禍”[50]，或則“出居外地以避之”[51]，或則“攀附軍籍以免死”[52]，但是這樣的人隻占少數。
江浙的“富民豪族，刬削殆盡”。
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是十分殘酷的。
另一方面，經過元末二十年的戰争，各地田地簿籍，多數喪失，保存下來的一部分，也因為戶口變換，土地轉移，實際的情況和簿籍不相符合。
大部分田地沒有簿籍可查，大地主們便乘機隐匿田地，逃避皇朝賦役；有簿籍登載的田地，登記的面積和負擔又輕重不一，極不公平合理。
朱元璋抓住這中心問題，對大地主進行了長期的鬥争。
方法是普遍丈量田地和調查登記人口。
洪武元年正月派國子監生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實田畝，定其獻稅。
[53]五年六月派使臣到四川丈量田畝。
[54]十四年命全國郡縣編賦役黃冊。
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編制魚鱗圖冊。
[55]前後一共用了二十年時間，才辦好這兩件事。
丈量田地所用的方法，是派使臣到各州縣，随其稅糧多少，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會集裡甲耆民，量度每塊田畝的方圓，做成簡圖，編次字号，登記田主姓名和田地丈尺四至，編類各圖成冊，以所繪的田畝形象像魚鱗，名為魚鱗圖冊。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
把戶口編成裡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裡長，餘百戶分為十甲。
每甲十戶，設一甲首。
每年以裡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裡一甲之事。
先後次序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
十甲在十年内先後輪流為皇朝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
在城市的裡叫坊，近城的叫廂，農村的都叫作裡。
每裡編為一冊，裡中有鳏寡孤獨不能應役的，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
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服役的次序。
因為冊面用黃紙，所以叫作黃冊。
魚鱗圖冊是确定地權（所有權）的根據。
賦役黃冊是征收賦役的根據。
通過田地和戶口的普查，制定了這兩種簿籍，頒布了租稅和徭役制度，不但大量的漏落的田地戶口被登記固定了，皇朝從而增加了物力和人力，穩定和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有力地打擊了一部分大地主，從他們手中奪回對一部分田地和戶口的控制，從而大大增強了皇家統治集團的地位和權力，更進一步走向高度的集中、專制。
朱元璋的政權比過去任何一個皇朝，都更加強大、集中、穩定、完備了。
對城鄉人民，經過全國規模的田地丈量，定了租稅，在冊上詳細記載田地的情況，原、坂、墳、衍、下、濕、沃、瘠、沙、鹵的區别，并規定凡買置田地，必須到官府登記及過割稅糧，免掉貧民産去稅存的弊端，同時也保證了皇朝的财政收入；十年一次的勞役，使人民有輪流休息的機會，這些措施，當然都是封建剝削，但比之統一以前的混亂情況，則确實減輕了一些人民的負擔，鼓舞了農民的生産情緒，對于社會生産力的推進，是起了顯著的作用的。
對破壞農業生産的吏役，用法律加以制裁，例如“松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坊廂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皆是市井之徒，不知農民艱苦，幫閑在官。
吏有正吏、主文、寫發，皂隸有正皂隸、小弓兵、直司，牢子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等名色，又有自名小官、幫虎等。
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
芒種之時，栽種在手，農務無隙，此等遊民赍執批文，直到農村，或就水車上鎖人下車，或就手内奪去秧苗鎖人出田……于城市鄉村擾害人民。
”[56]元璋下令加以清理，除正牢子合應正役以外，其他一概革除，如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九百餘名[57]，一個地方減少四分之三為害農民的吏役，以全國合計，這個數字是很大的，對于農民進行正常生産是有很大好處的。
朱元璋雖然對一部分大地主進行了嚴重的鬥争，對廣大農民做了一些必要的讓步，一部分大地主被削滅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力量削弱了，農民生産的積極性增加了。
但是，這個政權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權，首先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即使對農民采取了一些讓步的措施，其目的也還是為了鞏固和強化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權。
無論是查田定租，無論是編戶定役，執行丈量的是地主，負責征收、運送糧米的還是地主，當裡長甲首的依然是地主，質正裡中是非、詞訟，執行法官職權的“耆宿”，也是地主。
當然，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統治，地主首先要照顧的是自己家族和親友的利益，是決不會關心小自耕農和佃農的死活的。
由于憑借職權的方便，剝削、舞弊都可以通過皇朝的統治權來進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農民的痛苦就越發無可申訴了。
而且，隻要是地主階級的子弟，就有機會、權利受到教育，通過稅戶人才、科舉、學校等途徑，成為官僚、紳士。
官僚、紳士是享有合法的免役權的。
洪武十年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踐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
若賢人君子，既貴其家，而複役其身，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别，非勸士待賢之道。
自今百司現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
”官員是貴人，庶民是賤人，貴人是不應該和踐人一徉服徭役的。
十二年又下令：“自今内外官緻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
”[58]則連鄉紳也享有免役權了。
在學的學生，除本身免役外，戶内還優免二丁差役。
[59]一般貧苦農民連飯也吃不飽，哪能上學？上學的學生絕大部分也還是地主子弟，這樣，現任官、鄉紳、學校生員都豁免差役，還有辦法逃避租稅。
于是，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大部分落在自耕農和貧農身上了。
自耕農和貧農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官僚、紳士、地主不交的一份，他們也得一并承擔下來。
因此，官僚、紳士、生員越多的地方，農民的負擔也就越重。
有明一代的二百七十六年中，農民起義的次數特别多，規模特别大，原因就在這裡。
在統治階級内部鬥争中，朱元璋無情地打擊了一部分大地主，那麼，他的政權到底倚靠誰來支持呢？答案很清楚，朱家政權的支柱是廣大的中小地主和富農。
在他的官僚機構中，官員的來源主要來自這個階層。
官員的任用制度，有薦舉、學校和科舉三種。
薦舉就是任用地主做官。
地主有文化，有曆史知識，能夠辦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