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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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職以掌兵、刑、錢、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1] 紅軍起義的目的是推翻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就這一點而說，任務是完成了，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确是被推翻了。
但是，更進一步，解除階級對階級的壓迫，卻失敗了。
廣大各族人民共同鬥争的勝利果實被朱元璋所吞沒了。
在朱元璋二十年血戰的過程中，他最初掌握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地主武裝部隊，後來一部分舊地主參加了他的政權，還陸續招降了一批地主武裝部隊，出身農民的紅軍将領也由于取得政權而轉化成新的地主階級了。
其中朱元璋和他的家族便是新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
這種變化是由階級本質決定的。
農民是小土地所有者，勤勞樸素，一生在饑餓線上掙紮。
在遭遇到殘酷壓迫、剝削時，他們會奮不顧身，起而反抗。
但是還有小私有者的一面，他們渴望能有更多的土地，過更好的日子，在取得勝利以後，他們中間的一些立了功的将領，就蛻變了，成為過去他們所堅決反對的地主階級分子了，事物的發展使他們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元末紅軍起義對舊地主階級發生了淘汰的作用，特别是中原地區。
一部分大地主被戰争所消滅了，遺留下數量很大的空閑的土地，元代後期土地過分集中的現象消失了，這些土地由無地少地農民耕種。
在一個曆史時期内，中原地區的土地呈現出分散經營的過程，階級矛盾緩和了。
但在另一方面，東南地區一部分舊地主卻由于戰争而鞏固和上升了他們的地位，同時，從戰争中又湧現出一批新的地主階級。
他們占有的土地主要在東南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
舊新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無地少地的農民也就越多，就這樣，這些地區的階級關系又緊張起來了。
結果是從朱元璋建立新皇朝的時候起，江南地區新的農民戰争，農民反抗地主的戰争就洶湧澎湃地展開了，地區之大，次數之多，鬥争的激烈程度，都超過了曆史上任何時代。
元末的農民革命戰争，破壞了舊秩序和推翻了壓迫人民的蒙漢地主階級聯合統治機構。
他們痛恨、仇視地主，盡管在認識上還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對待，但在行動上，卻對地主毫不寬容，逮住就殺，沒收地主的糧食、浮财，例如地主階級的文人宋濂記當時情況說： 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
“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梃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
[2] 貝瓊也說： 海内兵變，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
[3] 地主階級則正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産，就不能不維護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
階級利益決定了農民和地主分别站在敵對的陣營。
在戰争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組織武裝力量，稱為“民兵”“義兵”或“鄉兵”，青軍，黃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軍的進攻。
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是地主軍的将領。
他們受過教育，有文化，有組織能力，在地方上有威望，有勢力。
雖然各地方的地主軍人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指揮和全面作戰計劃，軍事力量也有大小強弱的不同，但因為數量多，分布廣，作戰頑強，就成為反抗紅軍的主要敵人了。
見于明初人記載的如答失八都魯： 至正十二年五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敗“賊”于蠻河。
[4] 劉焘孫： 至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甯陷，州長貳皆棄城遁。
（儒學正劉）焘孫獨不去，因集民為兵，有衆萬計，克複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
[5] 胡深： 至正壬辰，江淮俶擾，“盜賊”蔓延閩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于湖山。
[6] 胡嘉祐： 元季處州屬縣“寇”蜂起。
……嘉祐走白縣令……散家财，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為“義兵”，“寇”至辄迎擊。
[7] 陳天錫：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聚落民争揭竿為旗以應寇。
天錫白監郡……“自度鄉裡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
甲胄糗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
……”天錫還，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
[8] 蕭思和： 當元季“寇”亂，所在靡甯。
……（吉安）蕭思和父子挺然發帑倡義，保障其一鄉，終亂不見兵，至今号其裡曰桃源。
[9] 徽州羅氏： 至正辛卯，蕲“盜”起。
……羅氏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隊伍，部領詣轅門請自效。
[10] 永康呂氏：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弗甯。
永康太平裡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資數千萬，與弟文烨合謀，募裡強壯子弟得二千人，将之與“盜”屢戰，“盜”敗走，複其邑，斬獲甚衆。
[11] 東莞李氏： 東莞李氏尤豪于諸族。
朝政不行，“盜賊”蜂起，富民各專武斷，聚兵自衛。
既而各據鄉土，争為長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蕭然。
府君亦結民為保，内援官軍，外禦群“盜”，裡人賴之以安。
[12] 經過二十年的長期戰争，長江南北的巨族右姓，有的死于戰争，有的逃亡到外地。
如江陰州大姓許晉： 至正十二年七月，紅巾陷錢塘，九月陷吳興、延陵，十月陷江陰州。
州大姓許晉與其子如章，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
戰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俱死。
[13] 安陸劉則禮： 至正辛卯，兩河亂，乃割财募兵，隸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陸、襄、樊、唐、鄧，悉讨平之。
兄弟子侄多死于兵。
[14] 以上這些例子都是長江以南地區的。
至于中原地區，戰争更加激烈、慘酷，地區更廣，時間更久。
不隻是這個地區的地主大量地為紅軍所消滅，就是參加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和關中四将的關、陝、魯、豫等地的地主，也大部分随着這些地主軍的消滅而消滅了。
一部分舊的大地主被消滅了，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裝則因勢力孤單，兵力不敵，投降了朱元璋，參加到這一新統治集團中來。
如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浦江縣民蔣可大等以“民兵”來降。
二十一年池州東流縣“鄉兵”頭目許山，自壬辰兵起，聚衆二萬餘人以捍鄉裡，至是來降。
二十二年江西甯州土豪陳龍遣其弟良平率分甯、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甯六縣“民兵”二萬來降。
守吉安的土軍元帥孫本立等也來降。
二十四年溫州土豪周宗道、湘鄉土酋易華降，等等。
至于元璋初起時，裹脅驢牌寨的三千“民兵”，和橫澗山“義兵”元帥缪大亨以其衆二萬人降附。
攻集慶時，“義兵”元帥陳兆先和康茂才全軍降附，成為元璋軍隊的主力，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兩部分地主，舊地主階級的殘存力量和新興的地主階級構成朱元璋統治集團的基本力量，統治基礎。
此外，還由于土地分散經營的結果，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孳生了為數廣大的中小地主階層。
這部分人經濟力量不大，卻人數衆多，有文化，有知識，在政治上沒有特權，因而不能不擁護、支持新的統治階級，企圖取得政治上的特權，來保障和擴大自己的财富。
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當時的知識分子——儒士，是新朝官僚機構所需要的官僚的主要來源。
朱元璋和他的絕大部分将領都是貧苦農民出身的，過去都曾親身經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但是，他初
”[1] 紅軍起義的目的是推翻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就這一點而說，任務是完成了，蒙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統治确是被推翻了。
但是，更進一步，解除階級對階級的壓迫，卻失敗了。
廣大各族人民共同鬥争的勝利果實被朱元璋所吞沒了。
在朱元璋二十年血戰的過程中，他最初掌握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地主武裝部隊，後來一部分舊地主參加了他的政權，還陸續招降了一批地主武裝部隊，出身農民的紅軍将領也由于取得政權而轉化成新的地主階級了。
其中朱元璋和他的家族便是新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
這種變化是由階級本質決定的。
農民是小土地所有者，勤勞樸素，一生在饑餓線上掙紮。
在遭遇到殘酷壓迫、剝削時，他們會奮不顧身，起而反抗。
但是還有小私有者的一面，他們渴望能有更多的土地，過更好的日子，在取得勝利以後，他們中間的一些立了功的将領，就蛻變了，成為過去他們所堅決反對的地主階級分子了，事物的發展使他們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元末紅軍起義對舊地主階級發生了淘汰的作用，特别是中原地區。
一部分大地主被戰争所消滅了，遺留下數量很大的空閑的土地，元代後期土地過分集中的現象消失了，這些土地由無地少地農民耕種。
在一個曆史時期内，中原地區的土地呈現出分散經營的過程，階級矛盾緩和了。
但在另一方面，東南地區一部分舊地主卻由于戰争而鞏固和上升了他們的地位，同時，從戰争中又湧現出一批新的地主階級。
他們占有的土地主要在東南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
舊新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無地少地的農民也就越多，就這樣，這些地區的階級關系又緊張起來了。
結果是從朱元璋建立新皇朝的時候起，江南地區新的農民戰争，農民反抗地主的戰争就洶湧澎湃地展開了，地區之大，次數之多，鬥争的激烈程度，都超過了曆史上任何時代。
元末的農民革命戰争，破壞了舊秩序和推翻了壓迫人民的蒙漢地主階級聯合統治機構。
他們痛恨、仇視地主，盡管在認識上還不可能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對待，但在行動上，卻對地主毫不寬容，逮住就殺，沒收地主的糧食、浮财，例如地主階級的文人宋濂記當時情況說： 當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
“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梃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
[2] 貝瓊也說： 海内兵變，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溝壑，則奔竄散處。
[3] 地主階級則正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産，就不能不維護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
階級利益決定了農民和地主分别站在敵對的陣營。
在戰争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組織武裝力量，稱為“民兵”“義兵”或“鄉兵”，青軍，黃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軍的進攻。
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是地主軍的将領。
他們受過教育，有文化，有組織能力，在地方上有威望，有勢力。
雖然各地方的地主軍人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指揮和全面作戰計劃，軍事力量也有大小強弱的不同，但因為數量多，分布廣，作戰頑強，就成為反抗紅軍的主要敵人了。
見于明初人記載的如答失八都魯： 至正十二年五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敗“賊”于蠻河。
[4] 劉焘孫： 至正壬辰，天下兵起，紅巾亂湖南，常甯陷，州長貳皆棄城遁。
（儒學正劉）焘孫獨不去，因集民為兵，有衆萬計，克複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
[5] 胡深： 至正壬辰，江淮俶擾，“盜賊”蔓延閩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乃集“鄉民”共為守禦計，而結寨于湖山。
[6] 胡嘉祐： 元季處州屬縣“寇”蜂起。
……嘉祐走白縣令……散家财，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為“義兵”，“寇”至辄迎擊。
[7] 陳天錫：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聚落民争揭竿為旗以應寇。
天錫白監郡……“自度鄉裡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
甲胄糗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
……”天錫還，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
[8] 蕭思和： 當元季“寇”亂，所在靡甯。
……（吉安）蕭思和父子挺然發帑倡義，保障其一鄉，終亂不見兵，至今号其裡曰桃源。
[9] 徽州羅氏： 至正辛卯，蕲“盜”起。
……羅氏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隊伍，部領詣轅門請自效。
[10] 永康呂氏：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弗甯。
永康太平裡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資數千萬，與弟文烨合謀，募裡強壯子弟得二千人，将之與“盜”屢戰，“盜”敗走，複其邑，斬獲甚衆。
[11] 東莞李氏： 東莞李氏尤豪于諸族。
朝政不行，“盜賊”蜂起，富民各專武斷，聚兵自衛。
既而各據鄉土，争為長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蕭然。
府君亦結民為保，内援官軍，外禦群“盜”，裡人賴之以安。
[12] 經過二十年的長期戰争，長江南北的巨族右姓，有的死于戰争，有的逃亡到外地。
如江陰州大姓許晉： 至正十二年七月，紅巾陷錢塘，九月陷吳興、延陵，十月陷江陰州。
州大姓許晉與其子如章，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
戰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俱死。
[13] 安陸劉則禮： 至正辛卯，兩河亂，乃割财募兵，隸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陸、襄、樊、唐、鄧，悉讨平之。
兄弟子侄多死于兵。
[14] 以上這些例子都是長江以南地區的。
至于中原地區，戰争更加激烈、慘酷，地區更廣，時間更久。
不隻是這個地區的地主大量地為紅軍所消滅，就是參加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和關中四将的關、陝、魯、豫等地的地主，也大部分随着這些地主軍的消滅而消滅了。
一部分舊的大地主被消滅了，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裝則因勢力孤單，兵力不敵，投降了朱元璋，參加到這一新統治集團中來。
如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浦江縣民蔣可大等以“民兵”來降。
二十一年池州東流縣“鄉兵”頭目許山，自壬辰兵起，聚衆二萬餘人以捍鄉裡，至是來降。
二十二年江西甯州土豪陳龍遣其弟良平率分甯、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甯六縣“民兵”二萬來降。
守吉安的土軍元帥孫本立等也來降。
二十四年溫州土豪周宗道、湘鄉土酋易華降，等等。
至于元璋初起時，裹脅驢牌寨的三千“民兵”，和橫澗山“義兵”元帥缪大亨以其衆二萬人降附。
攻集慶時，“義兵”元帥陳兆先和康茂才全軍降附，成為元璋軍隊的主力，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兩部分地主，舊地主階級的殘存力量和新興的地主階級構成朱元璋統治集團的基本力量，統治基礎。
此外，還由于土地分散經營的結果，農業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孳生了為數廣大的中小地主階層。
這部分人經濟力量不大，卻人數衆多，有文化，有知識，在政治上沒有特權，因而不能不擁護、支持新的統治階級，企圖取得政治上的特權，來保障和擴大自己的财富。
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當時的知識分子——儒士，是新朝官僚機構所需要的官僚的主要來源。
朱元璋和他的絕大部分将領都是貧苦農民出身的，過去都曾親身經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但是，他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