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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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南鄰陳友定的局面。
四鄰的敵國，比較起來，張士誠最富，陳友諒最強，方國珍、陳友定志在保土割據，并無遠大企圖。
因之，元璋的軍事計劃，适應新的軍事形勢，又改變了重點，采取對東南取守勢，東北和西線取攻勢的戰略。
以張士誠和陳友諒相比，士誠出身私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
友諒是打魚出身的，慣在風浪裡過日子，野心大，欲望高。
一個保守持重，一個冒險進取。
以此，對東北面和西線的攻勢又分清先後緩急，對士誠以守為攻，用精兵扼住江陰、常州、長興幾個據點，使士誠不能向西進一步；對友諒則以攻為守，使友諒不能不分散兵力，駐守可能被攻擊的要塞，不能集中運用兵力。
元璋區别不同的敵人，運用不同的戰術，在軍事上取得了主動的有利的優勢。
浙東雖已大部平定，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葉琛、章溢、劉基等人還躲在山裡不肯出來。
元璋派人禮請，他們都是反對紅軍的地主，雖然手裡都有武裝力量，可是軍力少、弱，抵抗不了；替紅軍做事，當然不幹，因此，隻一味說好話推托。
葉琛是麗水人，在元将石抹宜孫幕府，官行省元帥；章溢，龍泉人，是理學大師許謙的再傳弟子，組織“鄉兵”和蕲、黃紅軍作戰，累官浙東都元帥府佥事。
元璋平處州，葉琛、章溢避走福建。
[60]劉基是青田大族，元朝至順年間考中了進士，做過高安丞、江浙儒學副提舉等官。
方國珍起兵後，行省薦劉基為元帥府都事，和元将石抹宜孫守處州。
劉基主張用兵力平定方國珍，方國珍賄賂京中權要，元朝決定用官爵招安，劉基被奪去兵權，回到青田。
地主們怕被方國珍擾害，都來投靠，劉基組織了“民兵”，方軍不敢進犯。
他是死心塌地忠于元朝的，但元朝不用他，牢騷滿腹，寫了許多詩，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四首的一首： 平時盜賊起成雲，厚祿能無愧庶民。
樽俎自高廊廟策，經綸不用草茅人。
…… 《次韻張德平見寄》： 賈誼奏書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誰論？ 《感興》三首： 乾坤處處旌旗滿，肉食何人問采薇？ 以賈誼、屈原自比，怨元朝政府不用草茅，不問采薇，自艾自歎。
對紅軍則辱罵為盜賊，群盜，對元朝軍隊的軍紀也極為不滿，如《憂懷》： 群盜縱橫半九州，幹戈滿目幾時休？官曹各有營生計，将帥何曾為國謀！猛虎封狼安薦食，農夫田父苦誅求。
抑強扶弱須天讨，可怪無人借箸籌！ 如《次韻和石抹公春晴》詩： 赤眉青犢終何在，白馬黃巾莫漫狂。
将帥如林須發蹤，太平功業望蕭張。
對朱元璋的起義，直斥為盜賊，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 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
已聞盜賊多于蟻，無奈官軍暴似狼。
《聞高郵納款漫成口号》： 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
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将當知虜掠非。
……[61] 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聖朝當然是元朝，劉基的立場、思想、感情是很堅定、很清楚的。
但是朱元璋也很堅定，要确保浙東的地方秩序安定，首先得把這些人物收為己用，處州總制孫炎奉命再三邀聘，劉基還是不肯出來，孫炎便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反複說明利害，概括成一句，就是不出來不行。
陶安和宋濂也寫信勸他們應聘，實在沒辦法了，三人才勉強于三月間到應天。
[62]劉基離開青田時，有人勸他帶着部隊去，他不聽，把部隊交給親兄弟劉陛和得力家人統率，要他們善守境土，提防方國珍進攻。
[63]到了應天以後，元璋大喜，特别蓋了一所禮賢館，作為賢士的住處。
[64]這幾個人都是地主，都做過元朝的官，都是地方上的豪紳巨室，并且還是軍事首領。
在思想上繼承宋儒的傳統，堅決維護舊制度、舊秩序，仇視紅軍，罵紅軍是“妖寇”“紅寇”“紅賊”。
[65]在行動上組織地主軍隊，建立“鄉兵”“義兵”，修築堡砦，保衛身家産業，幫助元朝政府抗拒紅軍。
一直到元朝在浙東的軍事力量完全被消滅，失去了依靠，怕紅軍不能相容，才不得已逃避山谷。
經過元璋多次派人禮聘，講清楚不算舊賬，隻要肯出來，不但可以保全身家，還可以做官辦事，共治天下。
他們弄清楚了這個新政權并不是和地主作對的，相反，是和自己的階級利益完全一緻的，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再加上元璋對他們的重視和優厚待遇，傾聽他們的意見，才死心塌地做朱元璋的官。
不久，李文忠也舉薦儒士許元、王天錫、王祎，同處禮賢館。
他們指望依靠朱元璋的強大軍力，建立統一的國家，享受和平安定的生活；指望通過新政權，繼續維持一千多年來的封建秩序和文化、習慣，保持和發展地主階級的利益。
過去他們為了這些要求，堅決和元朝政府合作反抗紅軍，現在也正因為朱元璋看來可以實現這些要求，反過來和元璋合作，進行推翻元朝的民族鬥争了。
在朱元璋這方面，由于得到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合作和支持，元朝的抵抗力量就日益減少了；由于劉基等地主頭目的歸附，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證了。
後來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授劉基為弘文館學士诰就明說：“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
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
當是時，括蒼（處州）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甯。
”[66]就這樣，随着軍事勝利和占領地區的日益擴大，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加的就越來越多，朱元璋的軍事力量也就越加壯大，取得了更多更大的勝利。
同時，元璋部下諸将，雖然大部分是明教徒，對舊地主階級有着強烈的仇恨，但是，随着軍事勝利所取得的政治地位，莊田、奴隸和其他财富，諸将本身也已經從農民階級轉化為新興的地主階級了，階級成分改變了。
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合作和新地主階級的成長，從根本上逐步改變了朱元璋政權的性質，這個政權現在已經不是原來的農民階級政權，而是日漸向地主階級的政權轉化了。
這個政權，從李善長、陶安、李習參加的時候，就開始變質，到了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等地主大量參加以後，變質的過程就更加迅速了。
政權的本質逐漸改變了，鬥争的目标自然也非跟着轉變不可。
就這樣，階級鬥争的内容被取消了，新政權要從地主階級本身的利益來考慮一切問題，農民階級的利益要服從地主階級的利益。
另一面，民族鬥争的口号被放在突出的主要的地位，通過反元來争取和團結具有民族意識的地主、農民和知識分子，從而加速全面勝利的取得。
元璋決心争取地主階級的合作，封建統治階級的孔孟儒術理論的支持，來加強和建立自己的基業。
他在小明王的軍事力量還相當強大，在北線還可以起掩護自己和牽制元軍作用的時候，對宋是君臣關
四鄰的敵國，比較起來，張士誠最富，陳友諒最強，方國珍、陳友定志在保土割據，并無遠大企圖。
因之，元璋的軍事計劃，适應新的軍事形勢，又改變了重點，采取對東南取守勢，東北和西線取攻勢的戰略。
以張士誠和陳友諒相比，士誠出身私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
友諒是打魚出身的，慣在風浪裡過日子，野心大，欲望高。
一個保守持重，一個冒險進取。
以此，對東北面和西線的攻勢又分清先後緩急，對士誠以守為攻，用精兵扼住江陰、常州、長興幾個據點，使士誠不能向西進一步；對友諒則以攻為守，使友諒不能不分散兵力，駐守可能被攻擊的要塞，不能集中運用兵力。
元璋區别不同的敵人，運用不同的戰術，在軍事上取得了主動的有利的優勢。
浙東雖已大部平定，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葉琛、章溢、劉基等人還躲在山裡不肯出來。
元璋派人禮請，他們都是反對紅軍的地主，雖然手裡都有武裝力量，可是軍力少、弱，抵抗不了；替紅軍做事，當然不幹，因此，隻一味說好話推托。
葉琛是麗水人，在元将石抹宜孫幕府，官行省元帥；章溢，龍泉人，是理學大師許謙的再傳弟子，組織“鄉兵”和蕲、黃紅軍作戰，累官浙東都元帥府佥事。
元璋平處州，葉琛、章溢避走福建。
[60]劉基是青田大族，元朝至順年間考中了進士，做過高安丞、江浙儒學副提舉等官。
方國珍起兵後，行省薦劉基為元帥府都事，和元将石抹宜孫守處州。
劉基主張用兵力平定方國珍，方國珍賄賂京中權要，元朝決定用官爵招安，劉基被奪去兵權，回到青田。
地主們怕被方國珍擾害，都來投靠，劉基組織了“民兵”，方軍不敢進犯。
他是死心塌地忠于元朝的，但元朝不用他，牢騷滿腹，寫了許多詩，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四首的一首： 平時盜賊起成雲，厚祿能無愧庶民。
樽俎自高廊廟策，經綸不用草茅人。
…… 《次韻張德平見寄》： 賈誼奏書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誰論？ 《感興》三首： 乾坤處處旌旗滿，肉食何人問采薇？ 以賈誼、屈原自比，怨元朝政府不用草茅，不問采薇，自艾自歎。
對紅軍則辱罵為盜賊，群盜，對元朝軍隊的軍紀也極為不滿，如《憂懷》： 群盜縱橫半九州，幹戈滿目幾時休？官曹各有營生計，将帥何曾為國謀！猛虎封狼安薦食，農夫田父苦誅求。
抑強扶弱須天讨，可怪無人借箸籌！ 如《次韻和石抹公春晴》詩： 赤眉青犢終何在，白馬黃巾莫漫狂。
将帥如林須發蹤，太平功業望蕭張。
對朱元璋的起義，直斥為盜賊，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 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
已聞盜賊多于蟻，無奈官軍暴似狼。
《聞高郵納款漫成口号》： 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
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将當知虜掠非。
……[61] 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聖朝當然是元朝，劉基的立場、思想、感情是很堅定、很清楚的。
但是朱元璋也很堅定，要确保浙東的地方秩序安定，首先得把這些人物收為己用，處州總制孫炎奉命再三邀聘，劉基還是不肯出來，孫炎便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反複說明利害，概括成一句，就是不出來不行。
陶安和宋濂也寫信勸他們應聘，實在沒辦法了，三人才勉強于三月間到應天。
[62]劉基離開青田時，有人勸他帶着部隊去，他不聽，把部隊交給親兄弟劉陛和得力家人統率，要他們善守境土，提防方國珍進攻。
[63]到了應天以後，元璋大喜，特别蓋了一所禮賢館，作為賢士的住處。
[64]這幾個人都是地主，都做過元朝的官，都是地方上的豪紳巨室，并且還是軍事首領。
在思想上繼承宋儒的傳統，堅決維護舊制度、舊秩序，仇視紅軍，罵紅軍是“妖寇”“紅寇”“紅賊”。
[65]在行動上組織地主軍隊，建立“鄉兵”“義兵”，修築堡砦，保衛身家産業，幫助元朝政府抗拒紅軍。
一直到元朝在浙東的軍事力量完全被消滅，失去了依靠，怕紅軍不能相容，才不得已逃避山谷。
經過元璋多次派人禮聘，講清楚不算舊賬，隻要肯出來，不但可以保全身家，還可以做官辦事，共治天下。
他們弄清楚了這個新政權并不是和地主作對的，相反，是和自己的階級利益完全一緻的，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再加上元璋對他們的重視和優厚待遇，傾聽他們的意見，才死心塌地做朱元璋的官。
不久，李文忠也舉薦儒士許元、王天錫、王祎，同處禮賢館。
他們指望依靠朱元璋的強大軍力，建立統一的國家，享受和平安定的生活；指望通過新政權，繼續維持一千多年來的封建秩序和文化、習慣，保持和發展地主階級的利益。
過去他們為了這些要求，堅決和元朝政府合作反抗紅軍，現在也正因為朱元璋看來可以實現這些要求，反過來和元璋合作，進行推翻元朝的民族鬥争了。
在朱元璋這方面，由于得到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合作和支持，元朝的抵抗力量就日益減少了；由于劉基等地主頭目的歸附，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證了。
後來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授劉基為弘文館學士诰就明說：“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
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
當是時，括蒼（處州）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甯。
”[66]就這樣，随着軍事勝利和占領地區的日益擴大，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加的就越來越多，朱元璋的軍事力量也就越加壯大，取得了更多更大的勝利。
同時，元璋部下諸将，雖然大部分是明教徒，對舊地主階級有着強烈的仇恨，但是，随着軍事勝利所取得的政治地位，莊田、奴隸和其他财富，諸将本身也已經從農民階級轉化為新興的地主階級了，階級成分改變了。
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合作和新地主階級的成長，從根本上逐步改變了朱元璋政權的性質，這個政權現在已經不是原來的農民階級政權，而是日漸向地主階級的政權轉化了。
這個政權，從李善長、陶安、李習參加的時候，就開始變質，到了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等地主大量參加以後，變質的過程就更加迅速了。
政權的本質逐漸改變了，鬥争的目标自然也非跟着轉變不可。
就這樣，階級鬥争的内容被取消了，新政權要從地主階級本身的利益來考慮一切問題，農民階級的利益要服從地主階級的利益。
另一面，民族鬥争的口号被放在突出的主要的地位，通過反元來争取和團結具有民族意識的地主、農民和知識分子，從而加速全面勝利的取得。
元璋決心争取地主階級的合作，封建統治階級的孔孟儒術理論的支持，來加強和建立自己的基業。
他在小明王的軍事力量還相當強大，在北線還可以起掩護自己和牽制元軍作用的時候，對宋是君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