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關于過渡性制度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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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你們不消滅特權的最後殘餘，人民就永遠會擔心它死灰複燃，卷土重來；人民将永遠不會給予你們充分而完全的信任；然而，這種信任對于你們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你們打算一步步地、或一下子加以消滅的貴族階級，他們也會同樣怨恨你們的。
相反，你們勢必要給他們帶來的日益增加的不斷的創傷，每天都會喚起他們的悲憤和仇恨。
難道能夠認為，作為财産和貨币的所有主的貴族，那時會沒有任何念頭和意圖，來利用你們荒唐地留給他們的武器嗎？他們會不去秘密策劃諸如诽謗、叛變、囤積居奇和制造饑荒等成千上萬的惡毒陰謀嗎？消除所有這些危險的唯一方法，就是使革新的敵人失去其唯一的影響手段和暴政的唯一要素，即财産和貨币，難道不是這樣嗎？ 人們在談論人道主義和寬宏大量。
如果一個人在解除一個窮兇極惡和絕望掙紮的敵人的武器之後，立刻又把殺人兇器交回給這個敵人，那麼人們會怎麼說他呢？非但不會說他仁慈寬宏，反而會說他假充好漢、精神失常，難道不是這樣嗎？他在某種程度上重新激起敵人進行流血的戰鬥，這難道不就是為對方作真正的效勞嗎？請不要說我們的看法會導緻強制和壓迫吧！恰恰相反，我們的全部政策在于：“禁止束縛和為害”。
當我們做到這一點時，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會比我們所理解的共産主義更不會使人厭煩、而是更能使人容忍和寬宏大量。
怎麼能懷疑它會有任何仇恨和複仇的思想呢？難道它不是已經證明，貴族和最殘酷的暴君本身歸根到底都是那反常的、骨肉相殘的制度的受害者，他們也是值得同情嗎？難道它不是把他們的政策和有害的法律，與其看作是蓄意犯罪的行為，毋甯看作是可悲的荒唐舉動嗎？難道它在對私有制度的罪惡和驚人的謬誤進行毀滅性的攻擊中，在其主張廢除的事項中，把人同物混淆在一起了嗎？ 我是否需要現在補充說明，共産主義沒有使用暴力和強制的任何打算，也沒有這樣做的任何必要呢？不，讓有特權的人們自由自在地沉溺于自己的習慣，甚至遊手好閑去吧！——這不會有多大關系的：人民對于他們不動手出力已經習慣了，人民将給予他們必要的時間，讓他們自願地來參加共同勞動，促進共同祖國的富庶。
人民的全部要求就是要他們不再堅持對财富的有害壟斷。
為此，人民将心甘情願地供給他們必需的、實用的、甚至惬意的東西，直到他們決定到兄弟般的宴會上去占得一席地位，結束當初由于他們自己的緣故而被開除出宴會的那種狀态。
而且我們深信，所有的派别以及所有的心靈的這種幸福的結合，會進行得比人們所想象的要迅速。
況且一旦老的一代過去了，新的一代将不會存在任何令人反感和反常的舉動：教育是會為此把良好的秩序建立起來的。
對于那些擔心共産主義政府最初會陷于孤立和失去保護的人，我隻要向他們陳述下列想法就夠了。
例如，我設想，在社會革命成功的翌日，新政府即通令在所有各公共場所設立公共餐桌。
我設想，它在住宅、家具、衣服等方面，也采取同樣的措施。
難道能認為，在這些顯著的、輝煌的和可喜的成績面前，會有很多人，很多工人、小商人、小農業主、甚至小所有主還能長期地叫嚷什麼烏托邦嗎？還會懷疑實現共産主義的可能性嗎？難道能認為，那些總共占人口十分之九的無數不幸者和受歧視的群衆，會不熱情地擁護公有制的事業嗎？他們會甯願全部被殺也不同意放棄這個已被他們享受到一刹那的人間樂園，而重新帶上私有制的鎖鍊，經受地獄的一切苦刑，即重新嘗受他們過去的一切苦難、一切疲勞和一切貧困、一切屈辱、一切不安和一切憂慮，一句話，去重新經受社會的一切非正義行為。
難道不是這樣嗎？如果有人反駁說，一切貴族、一切暴君将立刻組成新的神聖同盟來反對第一個主張共産主義的政府，這種反駁不是枉費心機嗎？全世界能對這樣的政府有什麼辦法呢？況且如果這個政府能夠組成的話，它會擁有巨大的資源來打破和粉碎這個醜惡的同盟的。
在把留在私人手裡的已變得毫無用處的全部貨币都收回到國庫以後，這個政府有什麼事情不能辦啊！那時，如果需要的話，招募五十萬外國人來援助，有什麼會比這更輕而易舉的呢？瓦解敵人，争取敵将，使他們的軍隊起義，使他們的省份發生暴動等等，等等，會有什麼困難嗎？ 因此，我無需責備自己竟貿然提出輕率的主張：我在本書一開始就曾斷言，有一種可靠的辦法，可以保證不需向境外派遣三、四十萬以上的軍隊就能使公有制事業在一個大國中取勝；如果迫不得已非采取戰争這種極端措施不可的話，也保證用不了十年戰争就可以使各族人民得到普遍的解放。
我這本書寫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将在我的《公有制度史》一書中對我的思想作全面的發揮和必要的說明。
我自信已經相當充分地考查了這個主題，足能給關于公有制的科學帶來一道光彩。
請人們考慮我的善良動機，而原諒我這種大膽的思想。
隻要你們不消滅特權的最後殘餘，人民就永遠會擔心它死灰複燃，卷土重來；人民将永遠不會給予你們充分而完全的信任；然而，這種信任對于你們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你們打算一步步地、或一下子加以消滅的貴族階級，他們也會同樣怨恨你們的。
相反，你們勢必要給他們帶來的日益增加的不斷的創傷，每天都會喚起他們的悲憤和仇恨。
難道能夠認為，作為财産和貨币的所有主的貴族，那時會沒有任何念頭和意圖，來利用你們荒唐地留給他們的武器嗎？他們會不去秘密策劃諸如诽謗、叛變、囤積居奇和制造饑荒等成千上萬的惡毒陰謀嗎？消除所有這些危險的唯一方法，就是使革新的敵人失去其唯一的影響手段和暴政的唯一要素，即财産和貨币，難道不是這樣嗎？ 人們在談論人道主義和寬宏大量。
如果一個人在解除一個窮兇極惡和絕望掙紮的敵人的武器之後，立刻又把殺人兇器交回給這個敵人，那麼人們會怎麼說他呢？非但不會說他仁慈寬宏，反而會說他假充好漢、精神失常，難道不是這樣嗎？他在某種程度上重新激起敵人進行流血的戰鬥，這難道不就是為對方作真正的效勞嗎？請不要說我們的看法會導緻強制和壓迫吧！恰恰相反，我們的全部政策在于：“禁止束縛和為害”。
當我們做到這一點時，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會比我們所理解的共産主義更不會使人厭煩、而是更能使人容忍和寬宏大量。
怎麼能懷疑它會有任何仇恨和複仇的思想呢？難道它不是已經證明，貴族和最殘酷的暴君本身歸根到底都是那反常的、骨肉相殘的制度的受害者，他們也是值得同情嗎？難道它不是把他們的政策和有害的法律，與其看作是蓄意犯罪的行為，毋甯看作是可悲的荒唐舉動嗎？難道它在對私有制度的罪惡和驚人的謬誤進行毀滅性的攻擊中，在其主張廢除的事項中，把人同物混淆在一起了嗎？ 我是否需要現在補充說明，共産主義沒有使用暴力和強制的任何打算，也沒有這樣做的任何必要呢？不，讓有特權的人們自由自在地沉溺于自己的習慣，甚至遊手好閑去吧！——這不會有多大關系的：人民對于他們不動手出力已經習慣了，人民将給予他們必要的時間，讓他們自願地來參加共同勞動，促進共同祖國的富庶。
人民的全部要求就是要他們不再堅持對财富的有害壟斷。
為此，人民将心甘情願地供給他們必需的、實用的、甚至惬意的東西，直到他們決定到兄弟般的宴會上去占得一席地位，結束當初由于他們自己的緣故而被開除出宴會的那種狀态。
而且我們深信，所有的派别以及所有的心靈的這種幸福的結合，會進行得比人們所想象的要迅速。
況且一旦老的一代過去了，新的一代将不會存在任何令人反感和反常的舉動：教育是會為此把良好的秩序建立起來的。
對于那些擔心共産主義政府最初會陷于孤立和失去保護的人，我隻要向他們陳述下列想法就夠了。
例如，我設想，在社會革命成功的翌日，新政府即通令在所有各公共場所設立公共餐桌。
我設想，它在住宅、家具、衣服等方面，也采取同樣的措施。
難道能認為，在這些顯著的、輝煌的和可喜的成績面前，會有很多人，很多工人、小商人、小農業主、甚至小所有主還能長期地叫嚷什麼烏托邦嗎？還會懷疑實現共産主義的可能性嗎？難道能認為，那些總共占人口十分之九的無數不幸者和受歧視的群衆，會不熱情地擁護公有制的事業嗎？他們會甯願全部被殺也不同意放棄這個已被他們享受到一刹那的人間樂園，而重新帶上私有制的鎖鍊，經受地獄的一切苦刑，即重新嘗受他們過去的一切苦難、一切疲勞和一切貧困、一切屈辱、一切不安和一切憂慮，一句話，去重新經受社會的一切非正義行為。
難道不是這樣嗎？如果有人反駁說，一切貴族、一切暴君将立刻組成新的神聖同盟來反對第一個主張共産主義的政府，這種反駁不是枉費心機嗎？全世界能對這樣的政府有什麼辦法呢？況且如果這個政府能夠組成的話，它會擁有巨大的資源來打破和粉碎這個醜惡的同盟的。
在把留在私人手裡的已變得毫無用處的全部貨币都收回到國庫以後，這個政府有什麼事情不能辦啊！那時，如果需要的話，招募五十萬外國人來援助，有什麼會比這更輕而易舉的呢？瓦解敵人，争取敵将，使他們的軍隊起義，使他們的省份發生暴動等等，等等，會有什麼困難嗎？ 因此，我無需責備自己竟貿然提出輕率的主張：我在本書一開始就曾斷言，有一種可靠的辦法，可以保證不需向境外派遣三、四十萬以上的軍隊就能使公有制事業在一個大國中取勝；如果迫不得已非采取戰争這種極端措施不可的話，也保證用不了十年戰争就可以使各族人民得到普遍的解放。
我這本書寫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将在我的《公有制度史》一書中對我的思想作全面的發揮和必要的說明。
我自信已經相當充分地考查了這個主題，足能給關于公有制的科學帶來一道光彩。
請人們考慮我的善良動機，而原諒我這種大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