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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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德科德所謂的明智的唯物主義中的一條原則，他不相信男女之間存在友誼的可能性。
雖然他堅持這是一條絕對的原則，卻允許有個例外。
兄妹之間可以有友誼，就是那種人與人之間能坦率無保留交流思想和感情的關系；在這種思想交流中，人把自己内心最深層中的全部真摯感情生活都用來表達對另外一個人的深刻同情。
馬丁·德科德有個心愛的妹妹，很漂亮，有點任性，不僅是個意志堅強的天使，還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住在巴黎一棟豪宅的首層公寓房中。
德科德總是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給她，德科德的秘密不僅包括自己的思想、行動、目标、疑慮，甚至還包括失敗。
“告訴我們在巴黎的小社交圈子，準備迎接一個新的南美共和國。
不就是一個共和國，多一個，少一個，有何關系？世界上的共和國就像是腐爛社會的溫床中蘊育出的邪惡花朵；但蘊育這個共和國的種子卻是來自你哥哥的頭腦，這就足以獲得你衷心的認同。
我是在一根蠟燭的光亮下給你寫這封信的，這地方像一間小客棧，距離港口很近，開客棧的是個意大利人，叫維奧拉，古爾德夫人對他很是關照。
就我所知，這棟房子是300年前一位從事捕撈珍珠業的西班牙征服者建造的，目前這棟房子裡十分寂靜。
在城市和港口之間的平原地帶，也很寂靜；雖然甯靜，但不像這棟房子裡這樣黑暗，執勤的意大利工人在房子周圍燃起了篝火。
昨天這個地方可不這樣寂靜，因為爆發了一次可怕的騷亂——平民突然暴動了，直到今天傍晚才平息下來。
騷亂的目的，毫無疑問是搶劫，但被打敗了，這你也許已經從舊金山和紐約昨晚發出的海底電報中看到了。
你可能已經看到，由于建造鐵路的歐洲人采取了積極的行動，才使這座城市免于破壞，而且你可能也相信了這條消息。
這份電報是我寫的。
我們這裡沒有路透社記者。
我還從俱樂部的窗戶裡向外面的暴民射擊了，周圍還有另外一些年輕人與我一起戰鬥。
我們的目标是保證憲法大道的暢通，以便讓婦孺撤退，他們正在港口外的幾艘大船上避難。
昨天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應該從那份電報中還看到了失蹤總統裡比熱的消息，他在斯特瑪爾塔戰役之後就不見了，但如今突然在蘇拉科冒出來了，當時正在進行巷戰，他騎着一頭瘸腿騾子走進了戰場，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原來，他與一位名叫博尼法喬的趕騾人一起逃了出來，翻山越嶺來到了蘇拉科，雖然躲過了蒙泰羅的威脅，但走進了一群怒火沖天的武裝暴徒中間。
“那位搬運工監工，就我曾經同你講過的那個意大利水手，把總統救下來了，沒讓他不光彩地死掉。
這個監工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本領，無論何時有怪事需要處理，他都能親臨現場。
“早晨四點鐘，他與我一起在《波文尼爾報》的辦公室裡，他這麼早來，就是為了通知我即将到來的混亂，并向我保證他會讓搬運工站在秩序這一邊。
天大亮後，我們一起監視那些在廣場上示威和向政府大樓的窗戶裡投擲石塊的步行者和騎馬者。
諾斯特羅莫（這裡的人這樣稱呼他）指給我看騷亂人群中他布置下的搬運工。
“蘇拉科的天亮得很晚，因為太陽要爬上山頂。
那是個晴朗的早晨，黎明剛過，諾斯特羅莫監視着整個大廣場，在大教堂那邊街道的盡頭，一群賤人正在辱罵一個騎馬人，這個人顯然處境困難。
諾斯特羅莫立即對我說，‘那是個陌生人。
那群人對他幹什麼？’他拿出在碼頭工作時常用的銀質哨子（這家夥蔑視任何比銀更加便宜的金屬），吹了兩聲，這顯然是事先與搬運工們商量好的信号。
他馬上跑了出去，那些搬運工都跑來集合在他身旁。
我也跑了出去，但遲了一步，沒有能跟着他們去救那個陌生人，那個陌生人此時已經從牲口上掉了下來。
我立即就被視為令人憎恨的貴族而受到攻擊。
我被允許進入俱樂部，這使我很高興。
在俱樂部裡，傑米·貝爾赫斯先生（大約三年前，他去過咱們在巴黎的家）塞到我手中一支獵槍。
屋裡的人已經開始從窗戶向外射擊了。
在幾張打開的牌桌上，累積起了一小堆彈藥筒。
我記得屋裡有幾把傾翻的椅子，幾個騎士們在打牌，滿地都是丢棄的紙牌和到處滾動的酒瓶。
他們會突然停止打牌，站起來向暴民開槍。
由于預計到會有類似的戰鬥，大多數年輕人整夜都待在俱樂部裡。
儲物櫃上有兩個枝狀大燭台，蠟燭都燒到了蠟燭槽。
當我走進屋裡的時候，有一個大鐵螺絲帽，可能是從鐵路上偷來的，從窗戶飛進來，打碎了牆上的一面大鏡子。
我看到有個俱樂部服務員被用窗簾捆住了手和腳，丢在角落裡。
我隐約記得傑米先生匆忙告訴我，此人企圖在午餐的食物中下毒，但被發現了。
但我清楚地記得，他一刻不停地尖叫，請求憐憫，但沒有人想到要塞住他的嘴。
由于他的叫聲太過令人煩躁，我甚至想親自去塞住他的嘴。
但根本沒有時間做這類小事。
我占據了一個窗戶，開始射擊。
“我到了下午才知道，諾斯特羅莫帶着搬運工以及幾個意大利工人成功打敗了那些喝醉的流氓。
任何難以想象的困難任務，那個家夥都有辦法對付。
恢複平靜後，我對他說了這番話。
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
他非常不高興地說，‘先生，我能獲得多少回報呢？’這下我明白了，或許這個人的虛榮已經開始厭倦普通人對他的誇獎和上司對他的信任了！” 德科德暫停了寫信，點燃了一根香煙，但腦子裡仍然思考着寫信的事。
他吐了一個煙圈，那煙圈遇到信紙後似乎又被彈了回來。
他再次拿起鉛筆寫信。
“這話是他昨晚在廣場上對我說的，當時他坐在大教堂的台階上，雙手夾在兩膝中間，抓着他那匹著名的銀灰色母馬的缰繩。
在這一整天的戰鬥中，他率領他的搬運工集體打得很漂亮。
他此時看上去很疲憊。
我不知道自己的樣子如何。
恐怕很髒。
但我覺得心裡很高興。
自從潛逃的總統被安排到了“密涅瓦”号輪船上後，暴亂的勢頭便開始衰落了。
他們不僅被趕出了港口，還被趕出了城市比較好的街區，最後被趕入他們自己的破爛村莊。
你需要知道這次騷亂有個不容懷疑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去劫掠保存在海關大廈地下室中聖托梅礦的銀錠（還包括劫掠富人），但有一件事使之披上政治色彩。
兩個省議會代表加馬喬先生、富恩特斯先生，他倆均來自波松，站到了騷亂人群的前頭——這是下午發生的事，他倆确實來了，當時暴民劫掠的結果很令人失望，他倆站在狹窄的街道上大喊‘解放萬歲！打倒封建主義（我不知道他們的封建主義是什麼？）！打倒哥特人和醉鬼！’我真不知道這兩位議員在做什麼。
他倆是很謹慎的紳士。
在議會裡，他倆自稱是中間派，沉醉于博愛的思考中，反對一切積極的提案。
蒙泰羅勝利的謠言剛傳到他倆耳朵裡，他倆便立即停止了思考，開始在主席論壇上對可憐的胡斯特·洛佩斯先生發動厚顔無恥的挑釁，那位可憐的老人隻能茫然地捋胡須，搖晃主席的鈴铛。
當有可能消息證實裡比熱确實垮台後，他倆興奮得就如同自由主義者，協調一緻得就像連體兄弟，變成了騷亂的實際指揮者，為蒙泰羅搖旗呐喊。
“昨晚八點他們采取了一項新行動，組織起了蒙泰羅分子委員會，據我了解，他們是在一位退休的墨西哥鬥牛士開辦的小客棧裡召開的會議，這位墨西哥鬥牛士也是個很厲害的政客，但他的名字我忘記了。
他們向我們發了一份通知，我們當時在阿馬利亞俱樂部也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他們邀請我們達成省内停火協議。
他們竟然厚顔無恥地說，‘自由主義者的理想是高貴的，不應該被保守派的過度自私自利所玷污！’我走出俱樂部，來到大教堂的台階上，坐在諾斯特羅莫旁邊，俱樂部裡其他人則忙着在大廳裡讨論如何回複的問題，此時的大廳的地闆上到處是彈藥筒、好多碎玻璃、血迹、燭台、垃圾。
但他們都是在胡扯。
城市裡的人，除了鐵路工人，誰也沒有真正的力量，那些鐵路工人占據了廣場一邊被拆除了的破房子，這些房子是鐵路公司為建設火車站買下的。
另一方面，諾斯特羅莫的搬運工都睡在安紮尼街的那些商店的屋檐下。
有人從政府大樓裡搬出破家具放在廣場上燃燒，那些家具大部分是鍍金的，火苗都高過了查爾斯四世的雕像。
在那雕像底座的台階上，躺着一個死人，雙臂大張，臉上蓋着他的墨西哥寬邊帽——這可能是他的朋友給他的關照。
火焰的光芒照亮了林蔭大道旁的樹枝，旁邊的一條小路也被照亮了，這條小路上堆滿了牛車和牛的屍體。
一個蒙面暴徒坐在一個牲口的死屍上抽煙。
你知道，這就是停火。
除了我倆之外，整個廣場上還有另一個人在活動，他是個搬運工，手拿着長刀，為那些在拱廊裡睡覺的戰友站崗。
在這個漆黑的城鎮夜晚裡，唯一有光亮的就是坐落在大街轉彎處的俱樂部的窗戶。
” 寫到這裡，馬丁·德科德，這位巴黎來的花花公子，站了起來，走過“統一意大利”咖啡館的滿地是沙子的地闆。
這間咖啡館是喬治奧·維奧拉那老頭開辦的，他是意大利革命者加裡波第的追随者。
在燭光下，牆上挂着的那位有信仰的英雄的版畫，似乎正在凝視着這個毫無信仰、隻相信自己感覺的男人。
望着窗外，德科德的視線遇到了一片無法穿越的黑暗，他看不見遠山，看不見城鎮，看不見港口附近的建築；四處靜悄悄的，聽不見任何聲音，仿佛海灣裡的陰暗從海上已經蔓延到了陸地上，把陸地變得既啞又瞎。
這時，德科德感到地闆在微微顫抖，遠處有鐵器的叮當聲。
黑暗中，一道白光出現了，越來越大，并發出打雷般的噪音。
這是把停靠在林康村鐵路岔線上的車皮拖回鐵路調度場保管。
火車發出一陣沉悶的喧嚣聲，就好像火車頭的前燈神秘地攪和了身後的黑暗一樣，當火車從房子背後通過時，房子裡所有的東西都震動起來。
火車上，什麼也看不清，隻看見在最後一節平闆貨車廂上有個黑人，穿着白色的褲子，上身光着，手拿着一個燃燒着的火炬，晃動裸露的胳膊不停地在做着圓周運動。
德科德一動沒動。
他站了起來，身後的椅子背上挂着一件精緻的巴黎産的外衣，裡襯是珍珠灰色的絲綢。
他走到桌子前，燭光照亮他那張肮髒的、傷痕累累的臉。
他的紅潤的嘴唇被烤焦了，身上帶着一股火藥味。
胡子楂上布滿了塵土和鏽迹。
領口和袖口都是皺巴巴的；絲綢領帶低垂在胸前就像一塊破布；白白的前額上有一條油漬。
他在過去的40個小時裡，沒有脫過衣服，沒有洗過澡，僅匆忙地喝過點水。
他處于極度疲憊之中，這說明他曾經進行過絕望的搏鬥，幹枯的眼睛中流露中缺少睡眠的呆滞。
他用嘶啞的聲音低聲自言自語，“我想吃點面包。
”他迷惑地看了看自己，又坐在椅子上，拿起筆繼續寫起來。
他意識到自己很長時間沒有吃東西了。
他想到，世上沒有别人比妹妹更理解他了。
當生死存亡之際，即使在那些相信世界除了感覺之外什麼也不存在的不可知論者心裡，也會不時地冒出想把自己的真正的感情印象留給後人的念頭，這些留下的感情印象能在他們死後像燈光一樣照亮後人的行動，讓後人在燈光的照耀下去調查被他們的死亡帶走的真相。
因此，德科德沒有去找吃的東西，或睡一會兒覺，而是在他的大筆記本上一頁接着一頁地給妹妹寫信。
在這親密的交往中，他無法趕走疲倦，他感到周身疲倦，這是他的身體能直接感受到的。
他感覺自己好像正在與妹妹講話。
他感到妹妹仿佛就在眼前，于是寫道，“我很餓。
” “我感到周圍一片孤寂，”他接着說道，“難道這是因為我是唯一能在意志和希望都崩潰的情況下仍進行思考的人嗎？但孤獨是很真實的。
鐵路工程師們都離開了客棧，已經離開兩天了，因為有國家中央鐵路公司的财産需要照看，這條鐵路是科斯塔瓦那的一項大工程，就是要把财富放入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德國人的口袋，隻有上帝才知道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在受益。
我周圍的寂靜預示着危險。
在這間屋子的中間，有個類似二層的夾層，窗戶很窄像射擊孔，也許是為了防備野蠻人用的，那時的土著不穿政客們常穿的西裝，他們大喊大叫，半裸着，手裡拿着弓箭。
這家的女主人正在等死，我相信，現在她肯定與丈夫在一起。
房子裡有一段窄樓梯，隻需一個人就能抵禦一群匪徒。
在樓梯上面，我透過牆壁聽見那老頭去廚房取東西。
老人的動作很輕，像老鼠爬牆的聲音。
仆人們在昨天就跑光了，還沒有回來，但不知道會不會回來。
另外還有兩個孩子，是女孩。
她們的爸爸送她們下樓來了，躲在咖啡廳，也許是因為我在這裡的緣故。
她倆躲在角落裡相互擁抱在一起；我也是在幾分鐘前才看到她倆的。
我比剛才感到更孤獨。
” 德科德坐在椅子上，半轉身問道：“這裡有面包嗎？” 琳達搖晃烏黑的頭表示沒有，長着金發的妹妹把頭靠在她的胸前。
“你能為我弄點面包來嗎？”德科德依然想要面包。
孩子沒有動，他看見她的大眼睛在黑暗的角落裡閃動。
“你害怕我嗎？”他問道。
“不害怕，”琳達說，“我們不害怕你，因為你是與巴蒂斯塔一起來的。
” “你說的是諾斯特羅莫嗎？”德科德說。
“這是英國人給他的名字，但這名字本不應該給人，連牲口也不應該給。
”女孩說道，邊說邊撫摸着妹妹的頭發。
“但他允許别人這樣稱呼他。
”德科德評論道。
“在家裡不能用這個名字。
”那孩子反駁道。
“好吧，讓我叫他監工先生吧。
” 德科德不再堅持，又埋頭寫了一會兒信，然後再次轉身。
“你們希望知道他何時回來嗎？”他問。
“他帶你來後，又騎馬去城裡找醫生了，媽媽病了。
他很快就會回來。
” “他在路上很可能要挨槍子。
”德科德雖是自言自語，但聲音能聽得見；琳達尖叫道—— “沒有人敢開槍打巴蒂斯塔。
” “你真信？”德科德問道。
“我真信，”那孩子說，态度很堅決，“在這個地方，沒有人勇敢到敢攻擊巴蒂斯塔。
” “在樹叢
雖然他堅持這是一條絕對的原則，卻允許有個例外。
兄妹之間可以有友誼，就是那種人與人之間能坦率無保留交流思想和感情的關系；在這種思想交流中，人把自己内心最深層中的全部真摯感情生活都用來表達對另外一個人的深刻同情。
馬丁·德科德有個心愛的妹妹，很漂亮，有點任性，不僅是個意志堅強的天使，還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住在巴黎一棟豪宅的首層公寓房中。
德科德總是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給她，德科德的秘密不僅包括自己的思想、行動、目标、疑慮，甚至還包括失敗。
“告訴我們在巴黎的小社交圈子，準備迎接一個新的南美共和國。
不就是一個共和國，多一個，少一個，有何關系？世界上的共和國就像是腐爛社會的溫床中蘊育出的邪惡花朵；但蘊育這個共和國的種子卻是來自你哥哥的頭腦，這就足以獲得你衷心的認同。
我是在一根蠟燭的光亮下給你寫這封信的，這地方像一間小客棧，距離港口很近，開客棧的是個意大利人，叫維奧拉，古爾德夫人對他很是關照。
就我所知，這棟房子是300年前一位從事捕撈珍珠業的西班牙征服者建造的，目前這棟房子裡十分寂靜。
在城市和港口之間的平原地帶，也很寂靜；雖然甯靜，但不像這棟房子裡這樣黑暗，執勤的意大利工人在房子周圍燃起了篝火。
昨天這個地方可不這樣寂靜，因為爆發了一次可怕的騷亂——平民突然暴動了，直到今天傍晚才平息下來。
騷亂的目的，毫無疑問是搶劫，但被打敗了，這你也許已經從舊金山和紐約昨晚發出的海底電報中看到了。
你可能已經看到，由于建造鐵路的歐洲人采取了積極的行動，才使這座城市免于破壞，而且你可能也相信了這條消息。
這份電報是我寫的。
我們這裡沒有路透社記者。
我還從俱樂部的窗戶裡向外面的暴民射擊了，周圍還有另外一些年輕人與我一起戰鬥。
我們的目标是保證憲法大道的暢通，以便讓婦孺撤退，他們正在港口外的幾艘大船上避難。
昨天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應該從那份電報中還看到了失蹤總統裡比熱的消息，他在斯特瑪爾塔戰役之後就不見了，但如今突然在蘇拉科冒出來了，當時正在進行巷戰，他騎着一頭瘸腿騾子走進了戰場，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原來，他與一位名叫博尼法喬的趕騾人一起逃了出來，翻山越嶺來到了蘇拉科，雖然躲過了蒙泰羅的威脅，但走進了一群怒火沖天的武裝暴徒中間。
“那位搬運工監工，就我曾經同你講過的那個意大利水手，把總統救下來了，沒讓他不光彩地死掉。
這個監工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本領，無論何時有怪事需要處理，他都能親臨現場。
“早晨四點鐘，他與我一起在《波文尼爾報》的辦公室裡，他這麼早來，就是為了通知我即将到來的混亂，并向我保證他會讓搬運工站在秩序這一邊。
天大亮後，我們一起監視那些在廣場上示威和向政府大樓的窗戶裡投擲石塊的步行者和騎馬者。
諾斯特羅莫（這裡的人這樣稱呼他）指給我看騷亂人群中他布置下的搬運工。
“蘇拉科的天亮得很晚，因為太陽要爬上山頂。
那是個晴朗的早晨，黎明剛過，諾斯特羅莫監視着整個大廣場，在大教堂那邊街道的盡頭，一群賤人正在辱罵一個騎馬人，這個人顯然處境困難。
諾斯特羅莫立即對我說，‘那是個陌生人。
那群人對他幹什麼？’他拿出在碼頭工作時常用的銀質哨子（這家夥蔑視任何比銀更加便宜的金屬），吹了兩聲，這顯然是事先與搬運工們商量好的信号。
他馬上跑了出去，那些搬運工都跑來集合在他身旁。
我也跑了出去，但遲了一步，沒有能跟着他們去救那個陌生人，那個陌生人此時已經從牲口上掉了下來。
我立即就被視為令人憎恨的貴族而受到攻擊。
我被允許進入俱樂部，這使我很高興。
在俱樂部裡，傑米·貝爾赫斯先生（大約三年前，他去過咱們在巴黎的家）塞到我手中一支獵槍。
屋裡的人已經開始從窗戶向外射擊了。
在幾張打開的牌桌上，累積起了一小堆彈藥筒。
我記得屋裡有幾把傾翻的椅子，幾個騎士們在打牌，滿地都是丢棄的紙牌和到處滾動的酒瓶。
他們會突然停止打牌，站起來向暴民開槍。
由于預計到會有類似的戰鬥，大多數年輕人整夜都待在俱樂部裡。
儲物櫃上有兩個枝狀大燭台，蠟燭都燒到了蠟燭槽。
當我走進屋裡的時候，有一個大鐵螺絲帽，可能是從鐵路上偷來的，從窗戶飛進來，打碎了牆上的一面大鏡子。
我看到有個俱樂部服務員被用窗簾捆住了手和腳，丢在角落裡。
我隐約記得傑米先生匆忙告訴我，此人企圖在午餐的食物中下毒，但被發現了。
但我清楚地記得，他一刻不停地尖叫，請求憐憫，但沒有人想到要塞住他的嘴。
由于他的叫聲太過令人煩躁，我甚至想親自去塞住他的嘴。
但根本沒有時間做這類小事。
我占據了一個窗戶，開始射擊。
“我到了下午才知道，諾斯特羅莫帶着搬運工以及幾個意大利工人成功打敗了那些喝醉的流氓。
任何難以想象的困難任務，那個家夥都有辦法對付。
恢複平靜後，我對他說了這番話。
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
他非常不高興地說，‘先生，我能獲得多少回報呢？’這下我明白了，或許這個人的虛榮已經開始厭倦普通人對他的誇獎和上司對他的信任了！” 德科德暫停了寫信，點燃了一根香煙，但腦子裡仍然思考着寫信的事。
他吐了一個煙圈，那煙圈遇到信紙後似乎又被彈了回來。
他再次拿起鉛筆寫信。
“這話是他昨晚在廣場上對我說的，當時他坐在大教堂的台階上，雙手夾在兩膝中間，抓着他那匹著名的銀灰色母馬的缰繩。
在這一整天的戰鬥中，他率領他的搬運工集體打得很漂亮。
他此時看上去很疲憊。
我不知道自己的樣子如何。
恐怕很髒。
但我覺得心裡很高興。
自從潛逃的總統被安排到了“密涅瓦”号輪船上後，暴亂的勢頭便開始衰落了。
他們不僅被趕出了港口，還被趕出了城市比較好的街區，最後被趕入他們自己的破爛村莊。
你需要知道這次騷亂有個不容懷疑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去劫掠保存在海關大廈地下室中聖托梅礦的銀錠（還包括劫掠富人），但有一件事使之披上政治色彩。
兩個省議會代表加馬喬先生、富恩特斯先生，他倆均來自波松，站到了騷亂人群的前頭——這是下午發生的事，他倆确實來了，當時暴民劫掠的結果很令人失望，他倆站在狹窄的街道上大喊‘解放萬歲！打倒封建主義（我不知道他們的封建主義是什麼？）！打倒哥特人和醉鬼！’我真不知道這兩位議員在做什麼。
他倆是很謹慎的紳士。
在議會裡，他倆自稱是中間派，沉醉于博愛的思考中，反對一切積極的提案。
蒙泰羅勝利的謠言剛傳到他倆耳朵裡，他倆便立即停止了思考，開始在主席論壇上對可憐的胡斯特·洛佩斯先生發動厚顔無恥的挑釁，那位可憐的老人隻能茫然地捋胡須，搖晃主席的鈴铛。
當有可能消息證實裡比熱确實垮台後，他倆興奮得就如同自由主義者，協調一緻得就像連體兄弟，變成了騷亂的實際指揮者，為蒙泰羅搖旗呐喊。
“昨晚八點他們采取了一項新行動，組織起了蒙泰羅分子委員會，據我了解，他們是在一位退休的墨西哥鬥牛士開辦的小客棧裡召開的會議，這位墨西哥鬥牛士也是個很厲害的政客，但他的名字我忘記了。
他們向我們發了一份通知，我們當時在阿馬利亞俱樂部也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他們邀請我們達成省内停火協議。
他們竟然厚顔無恥地說，‘自由主義者的理想是高貴的，不應該被保守派的過度自私自利所玷污！’我走出俱樂部，來到大教堂的台階上，坐在諾斯特羅莫旁邊，俱樂部裡其他人則忙着在大廳裡讨論如何回複的問題，此時的大廳的地闆上到處是彈藥筒、好多碎玻璃、血迹、燭台、垃圾。
但他們都是在胡扯。
城市裡的人，除了鐵路工人，誰也沒有真正的力量，那些鐵路工人占據了廣場一邊被拆除了的破房子，這些房子是鐵路公司為建設火車站買下的。
另一方面，諾斯特羅莫的搬運工都睡在安紮尼街的那些商店的屋檐下。
有人從政府大樓裡搬出破家具放在廣場上燃燒，那些家具大部分是鍍金的，火苗都高過了查爾斯四世的雕像。
在那雕像底座的台階上，躺着一個死人，雙臂大張，臉上蓋着他的墨西哥寬邊帽——這可能是他的朋友給他的關照。
火焰的光芒照亮了林蔭大道旁的樹枝，旁邊的一條小路也被照亮了，這條小路上堆滿了牛車和牛的屍體。
一個蒙面暴徒坐在一個牲口的死屍上抽煙。
你知道，這就是停火。
除了我倆之外，整個廣場上還有另一個人在活動，他是個搬運工，手拿着長刀，為那些在拱廊裡睡覺的戰友站崗。
在這個漆黑的城鎮夜晚裡，唯一有光亮的就是坐落在大街轉彎處的俱樂部的窗戶。
” 寫到這裡，馬丁·德科德，這位巴黎來的花花公子，站了起來，走過“統一意大利”咖啡館的滿地是沙子的地闆。
這間咖啡館是喬治奧·維奧拉那老頭開辦的，他是意大利革命者加裡波第的追随者。
在燭光下，牆上挂着的那位有信仰的英雄的版畫，似乎正在凝視着這個毫無信仰、隻相信自己感覺的男人。
望着窗外，德科德的視線遇到了一片無法穿越的黑暗，他看不見遠山，看不見城鎮，看不見港口附近的建築；四處靜悄悄的，聽不見任何聲音，仿佛海灣裡的陰暗從海上已經蔓延到了陸地上，把陸地變得既啞又瞎。
這時，德科德感到地闆在微微顫抖，遠處有鐵器的叮當聲。
黑暗中，一道白光出現了，越來越大，并發出打雷般的噪音。
這是把停靠在林康村鐵路岔線上的車皮拖回鐵路調度場保管。
火車發出一陣沉悶的喧嚣聲，就好像火車頭的前燈神秘地攪和了身後的黑暗一樣，當火車從房子背後通過時，房子裡所有的東西都震動起來。
火車上，什麼也看不清，隻看見在最後一節平闆貨車廂上有個黑人，穿着白色的褲子，上身光着，手拿着一個燃燒着的火炬，晃動裸露的胳膊不停地在做着圓周運動。
德科德一動沒動。
他站了起來，身後的椅子背上挂着一件精緻的巴黎産的外衣，裡襯是珍珠灰色的絲綢。
他走到桌子前，燭光照亮他那張肮髒的、傷痕累累的臉。
他的紅潤的嘴唇被烤焦了，身上帶着一股火藥味。
胡子楂上布滿了塵土和鏽迹。
領口和袖口都是皺巴巴的；絲綢領帶低垂在胸前就像一塊破布；白白的前額上有一條油漬。
他在過去的40個小時裡，沒有脫過衣服，沒有洗過澡，僅匆忙地喝過點水。
他處于極度疲憊之中，這說明他曾經進行過絕望的搏鬥，幹枯的眼睛中流露中缺少睡眠的呆滞。
他用嘶啞的聲音低聲自言自語，“我想吃點面包。
”他迷惑地看了看自己，又坐在椅子上，拿起筆繼續寫起來。
他意識到自己很長時間沒有吃東西了。
他想到，世上沒有别人比妹妹更理解他了。
當生死存亡之際，即使在那些相信世界除了感覺之外什麼也不存在的不可知論者心裡，也會不時地冒出想把自己的真正的感情印象留給後人的念頭，這些留下的感情印象能在他們死後像燈光一樣照亮後人的行動，讓後人在燈光的照耀下去調查被他們的死亡帶走的真相。
因此，德科德沒有去找吃的東西，或睡一會兒覺，而是在他的大筆記本上一頁接着一頁地給妹妹寫信。
在這親密的交往中，他無法趕走疲倦，他感到周身疲倦，這是他的身體能直接感受到的。
他感覺自己好像正在與妹妹講話。
他感到妹妹仿佛就在眼前，于是寫道，“我很餓。
” “我感到周圍一片孤寂，”他接着說道，“難道這是因為我是唯一能在意志和希望都崩潰的情況下仍進行思考的人嗎？但孤獨是很真實的。
鐵路工程師們都離開了客棧，已經離開兩天了，因為有國家中央鐵路公司的财産需要照看，這條鐵路是科斯塔瓦那的一項大工程，就是要把财富放入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德國人的口袋，隻有上帝才知道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在受益。
我周圍的寂靜預示着危險。
在這間屋子的中間，有個類似二層的夾層，窗戶很窄像射擊孔，也許是為了防備野蠻人用的，那時的土著不穿政客們常穿的西裝，他們大喊大叫，半裸着，手裡拿着弓箭。
這家的女主人正在等死，我相信，現在她肯定與丈夫在一起。
房子裡有一段窄樓梯，隻需一個人就能抵禦一群匪徒。
在樓梯上面，我透過牆壁聽見那老頭去廚房取東西。
老人的動作很輕，像老鼠爬牆的聲音。
仆人們在昨天就跑光了，還沒有回來，但不知道會不會回來。
另外還有兩個孩子，是女孩。
她們的爸爸送她們下樓來了，躲在咖啡廳，也許是因為我在這裡的緣故。
她倆躲在角落裡相互擁抱在一起；我也是在幾分鐘前才看到她倆的。
我比剛才感到更孤獨。
” 德科德坐在椅子上，半轉身問道：“這裡有面包嗎？” 琳達搖晃烏黑的頭表示沒有，長着金發的妹妹把頭靠在她的胸前。
“你能為我弄點面包來嗎？”德科德依然想要面包。
孩子沒有動，他看見她的大眼睛在黑暗的角落裡閃動。
“你害怕我嗎？”他問道。
“不害怕，”琳達說，“我們不害怕你，因為你是與巴蒂斯塔一起來的。
” “你說的是諾斯特羅莫嗎？”德科德說。
“這是英國人給他的名字，但這名字本不應該給人，連牲口也不應該給。
”女孩說道，邊說邊撫摸着妹妹的頭發。
“但他允許别人這樣稱呼他。
”德科德評論道。
“在家裡不能用這個名字。
”那孩子反駁道。
“好吧，讓我叫他監工先生吧。
” 德科德不再堅持，又埋頭寫了一會兒信，然後再次轉身。
“你們希望知道他何時回來嗎？”他問。
“他帶你來後，又騎馬去城裡找醫生了，媽媽病了。
他很快就會回來。
” “他在路上很可能要挨槍子。
”德科德雖是自言自語，但聲音能聽得見；琳達尖叫道—— “沒有人敢開槍打巴蒂斯塔。
” “你真信？”德科德問道。
“我真信，”那孩子說，态度很堅決，“在這個地方，沒有人勇敢到敢攻擊巴蒂斯塔。
” “在樹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