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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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是最可憐和最不起眼的。
為了國家的尊嚴，難道沒有辦法整頓這種令人羞辱的形勢嗎？ 第三件幸運的事情，對我來說本來可以是幸運的事情，就是時任自由黨領導的名人唐·塞吉斯蒙多·莫雷特（DonSegismundoMoret）堅持不懈地下定決心讓我擔任公共教育部部長。
1905年，我們在圖書館的幾次交談中，他就已經告訴我他的願望了。
我隻是感謝他，用禮貌的躲閃來回避答複。
事實是，我既沒有覺得自己會成為一名政治家，也不準備擔任部長的重任。
經過認真的自檢，也沒能發現自己身上有值得填補國家部長職位必不可少的天賦。
1905年，唐·安東尼奧·毛拉（DonAntonioMaura）推翻了比利亞韋德（Villaverde）為首的保守政權，自由黨上台，唐·歐亨尼奧·蒙特羅·裡奧斯（DonEugenioMonteroRíos）擔任總統。
不幸的是，以前由薩加斯塔（Sagasta）領導的強大政治力量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分裂成很多個小團體，每個派系的領導位置都是一位渴望最高領導權的酋長。
與此同時，在巴塞羅那發生了一件可恥的事件（加泰羅尼亞自治主義者對“割據”的傲慢無禮和軍隊不合時宜但充滿愛國熱情的憤怒）。
蒙特羅·裡奧斯不得不辭職，首領權被轉移到最重要的自由派領導人莫雷特身上。
我們必須認識到，盡管有很大的威望，這位傑出的民主演說家從未對大多數人進行過指揮。
由于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恢複黨的團結，他構想了如下計劃：一旦皇室婚禮慶祝活動結束，就立即解散聯合立法機構，并重新進行選舉。
他希望通過完全民主的法律堅定地進行憲法改革。
1906年3月，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家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告訴了我他的想法，并表達了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的熱切期望。
跟其他場合一樣，我以缺乏議會經曆為借口而躊躇不前。
但他的口才勢不可當。
他用燃燒着誠摯的愛國主義語言，解釋了教育制度所需要的重大改革，部長應該将這些改革轉化為法律，并高度評價了等候部長摘取的榮譽。
他還補充說，科學工作者也應為他們國家的政治負責。
在政治這座神壇上，家庭生活的平靜以及實驗室裡的自我滿足都必須做出犧牲。
為了說服我，他引用了M.貝特洛（M.Berthelot）和其他偉大科學家的例子，他們為了提高國家的文化水平而沒有輕視公共教育部的職位。
他激情澎湃的勸導對我的軟弱意志産生了影響。
那引人入勝的演講令我十分激動，不知不覺向他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旨在将古老的西班牙大學從昏睡中喚醒過來。
聘用外國研究者，把我們最聰明的青年知識分子送到歐洲偉大的科學中心，目的是為未來的教學機構培育後備力量。
建立附屬于研究所和大學的大型寄宿學院，修建富有特色的建築、促進健康的遊戲、培養敬業的教師和其他英國類似機構的優秀特色。
以在小規模範圍内通過實驗的方式，建成一種法國學院或高級研究中心，我們最傑出的教授和最有潛力的留學歸國人員能夠舒适地工作。
為那些成為成功教師或重大科學發現的教授設立獎金，保護他們的利益，抵消資曆等規則的麻痹和阻礙。
當我預料莫雷特面對一項需要國會大量撥款的改革計劃會感到目瞪口呆時，他竟然欣然應允：“我們完全同意。
無論什麼時候舉行下一次選舉，你都将是我的公共教育部部長。
”因為着迷于他演講的魔力和閃耀的才能，我沒有反駁他。
1906年4月，我參加了裡斯本的國際醫學大會，遠離了總統迷人的誘惑，我認認真真地思考了這場身涉其中的重大妥協。
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考慮到自由黨的混亂狀況，期望達成一項解散法令不切實際，因此不可能開展提升教學和文化的偉大工作。
在我的同行眼裡，特别是在官方政治家的眼裡，我不應該表現為一個堅強意志的人，而更應該表現為一個擁有粗俗野心的人，但這跟我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愛國者的感情格格不入。
這樣思考的結果是，我寫信給莫雷特，收回我的承諾，并盡量為我的不可靠尋找借口。
總統對我勃然大怒。
盡管如此，他還是寬宏大量到原諒了我的變化無常。
幾個月後，他特别仁慈，把我一個朋友唐·亞曆杭德羅·桑·馬丁（DonAlejandroSanMartín）提拔到内閣。
這位聖卡洛斯大學富有修養的教授，我跟他交換了關于大學緊急改革的想法，他承擔了為這些想法發起贊助的微妙任務，自然也沒有放棄他自己的妙計，不過其中一些可能太激進了（我指的是對不光彩的獨立教學進行間接壓制的事情，這是國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輕輕松松做出的預測完全實現了。
對黨進行暗中破壞的反動活動讓莫雷特的愛國努力付諸東流，他沒能實現解散法令的願望。
1906年6月，危機過後，我本來會成為其中一員的公共教育部在衆多陰謀伎倆和内部分歧中焦慮不安地維持着。
兩個月之後，莫雷特下台了，帶着辛酸和痛苦，沒有促成政黨的融合，也沒有完成他計劃中的任何偉大的民主改革。
為了國家的尊嚴，難道沒有辦法整頓這種令人羞辱的形勢嗎？ 第三件幸運的事情，對我來說本來可以是幸運的事情，就是時任自由黨領導的名人唐·塞吉斯蒙多·莫雷特（DonSegismundoMoret）堅持不懈地下定決心讓我擔任公共教育部部長。
1905年，我們在圖書館的幾次交談中，他就已經告訴我他的願望了。
我隻是感謝他，用禮貌的躲閃來回避答複。
事實是，我既沒有覺得自己會成為一名政治家，也不準備擔任部長的重任。
經過認真的自檢，也沒能發現自己身上有值得填補國家部長職位必不可少的天賦。
1905年，唐·安東尼奧·毛拉（DonAntonioMaura）推翻了比利亞韋德（Villaverde）為首的保守政權，自由黨上台，唐·歐亨尼奧·蒙特羅·裡奧斯（DonEugenioMonteroRíos）擔任總統。
不幸的是，以前由薩加斯塔（Sagasta）領導的強大政治力量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分裂成很多個小團體，每個派系的領導位置都是一位渴望最高領導權的酋長。
與此同時，在巴塞羅那發生了一件可恥的事件（加泰羅尼亞自治主義者對“割據”的傲慢無禮和軍隊不合時宜但充滿愛國熱情的憤怒）。
蒙特羅·裡奧斯不得不辭職，首領權被轉移到最重要的自由派領導人莫雷特身上。
我們必須認識到，盡管有很大的威望，這位傑出的民主演說家從未對大多數人進行過指揮。
由于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恢複黨的團結，他構想了如下計劃：一旦皇室婚禮慶祝活動結束，就立即解散聯合立法機構，并重新進行選舉。
他希望通過完全民主的法律堅定地進行憲法改革。
1906年3月，這位傑出的政治家在他家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告訴了我他的想法，并表達了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的熱切期望。
跟其他場合一樣，我以缺乏議會經曆為借口而躊躇不前。
但他的口才勢不可當。
他用燃燒着誠摯的愛國主義語言，解釋了教育制度所需要的重大改革，部長應該将這些改革轉化為法律，并高度評價了等候部長摘取的榮譽。
他還補充說，科學工作者也應為他們國家的政治負責。
在政治這座神壇上，家庭生活的平靜以及實驗室裡的自我滿足都必須做出犧牲。
為了說服我，他引用了M.貝特洛（M.Berthelot）和其他偉大科學家的例子，他們為了提高國家的文化水平而沒有輕視公共教育部的職位。
他激情澎湃的勸導對我的軟弱意志産生了影響。
那引人入勝的演講令我十分激動，不知不覺向他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旨在将古老的西班牙大學從昏睡中喚醒過來。
聘用外國研究者，把我們最聰明的青年知識分子送到歐洲偉大的科學中心，目的是為未來的教學機構培育後備力量。
建立附屬于研究所和大學的大型寄宿學院，修建富有特色的建築、促進健康的遊戲、培養敬業的教師和其他英國類似機構的優秀特色。
以在小規模範圍内通過實驗的方式，建成一種法國學院或高級研究中心，我們最傑出的教授和最有潛力的留學歸國人員能夠舒适地工作。
為那些成為成功教師或重大科學發現的教授設立獎金，保護他們的利益，抵消資曆等規則的麻痹和阻礙。
當我預料莫雷特面對一項需要國會大量撥款的改革計劃會感到目瞪口呆時，他竟然欣然應允：“我們完全同意。
無論什麼時候舉行下一次選舉，你都将是我的公共教育部部長。
”因為着迷于他演講的魔力和閃耀的才能，我沒有反駁他。
1906年4月，我參加了裡斯本的國際醫學大會，遠離了總統迷人的誘惑，我認認真真地思考了這場身涉其中的重大妥協。
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考慮到自由黨的混亂狀況，期望達成一項解散法令不切實際，因此不可能開展提升教學和文化的偉大工作。
在我的同行眼裡，特别是在官方政治家的眼裡，我不應該表現為一個堅強意志的人，而更應該表現為一個擁有粗俗野心的人，但這跟我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愛國者的感情格格不入。
這樣思考的結果是，我寫信給莫雷特，收回我的承諾，并盡量為我的不可靠尋找借口。
總統對我勃然大怒。
盡管如此，他還是寬宏大量到原諒了我的變化無常。
幾個月後，他特别仁慈，把我一個朋友唐·亞曆杭德羅·桑·馬丁（DonAlejandroSanMartín）提拔到内閣。
這位聖卡洛斯大學富有修養的教授，我跟他交換了關于大學緊急改革的想法，他承擔了為這些想法發起贊助的微妙任務，自然也沒有放棄他自己的妙計，不過其中一些可能太激進了（我指的是對不光彩的獨立教學進行間接壓制的事情，這是國外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我輕輕松松做出的預測完全實現了。
對黨進行暗中破壞的反動活動讓莫雷特的愛國努力付諸東流，他沒能實現解散法令的願望。
1906年6月，危機過後，我本來會成為其中一員的公共教育部在衆多陰謀伎倆和内部分歧中焦慮不安地維持着。
兩個月之後，莫雷特下台了，帶着辛酸和痛苦，沒有促成政黨的融合，也沒有完成他計劃中的任何偉大的民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