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之旅
關燈
小
中
大
1905年2月，我收到了最令人欣慰的消息。
為了獎勵我在科學著作方面的小小貢獻，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機構之一——柏林的皇家科學院[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于1700年建立勃蘭登堡選民科學學會。
該學會後與新文學社合并，成立皇家科學院（K?nigli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
随着君主制的結束（1918），位于柏林的普魯士皇家科學院更名為普魯士科學院。
1992年在柏林和勃蘭登堡州際條約基礎上，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成立，并延續至今。
——編者注]，根據1904年年底通過的一項決議，授予了我亥姆霍茲獎金獎。
這則充滿溢美之詞的消息，通過外交部部長的信函以及德國駐馬德裡大使館的官方信函傳到了我這裡。
幾天後，德國大使館給我送來了兩枚巨大的獎章，随之而來的還有頒發亥姆霍茲獎的嘉獎令。
這兩枚獎章，一枚是金質獎章，重620克；另一枚是銅質獎章，是金質獎章的複制品。
獎章的正面是一位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的肖像，背面題有：“拉蒙-卡哈爾，1905。
” 開始，我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尊貴榮譽的重要性和大衆的熟知度。
閱讀這一獎項的曆史之後，我大吃一驚。
這一獎章每兩年授予一次，獎勵那些在任何人類知識領域内取得重大發現的創新者。
我驚訝又不安地讀了獲獎者的名單。
該獎項設立于1892年，在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亥姆霍茲在世期間，隻授予了4個人：E.杜波依斯·雷蒙德、魏爾施特拉斯（Weierstrass）、羅伯特·本生（RobertBunsen）以及開爾文勳爵。
亥姆霍茲去世之後，該獎項還授予了一些科學家，例如，魏爾肖（1898）、G.G.斯托克斯（G.G.Stokes）（1900）、H.貝克勒耳（H.Becquerel）（1906）、E.費歇爾（E.Fischer）（1908）、J.H.範托夫（J.H.vantHoff）（1910）、舍文登納（Schevendener）（1912）等等，他們都是科學界的傑出人物、天才研究者和天才創作者。
能夠出現在如此耀眼的科學創新者的光榮榜上，我感到慚愧。
如果不是謙虛到聲稱毫無價值的地步（“毫無價值”将是對最博學的柏林學院的一種侮辱），我可能就會懷疑在1904年的授獎中，傑出的瓦爾代爾博士褒獎我時的關心和尊重。
他作為總統秘書簽署了前面提到的來自皇家科學院的信函。
這則消息在新聞媒體的大力渲染和熱情頌揚下公之于衆，我不得不面對必然到來的潮水般的問候和祝賀信，其中有秘書梅裡·德爾巴爾（MerrydelVal）先生以國王陛下的名義發出的賀信，也有普通的公共機構發來的賀信。
對所有的這些問候和賀信，我都報以熱烈而誠摯的感謝！ 幾個月之後，我重歸平靜和安甯，享受着由專心緻志不被注意的工作帶來的快樂與驚喜。
1906年10月的一個上午，一封發自斯德哥爾摩的簡短的電報讓我驚訝不已，這封電報用德語寫着： 卡羅琳學院授予您諾貝爾獎。
這封電報是我志趣相投的同事、醫學部教授埃米爾·霍姆格倫（EmilHolmgren）簽署的。
不久之後，我又收到了另一封賀電，來自密友G.雷齊烏斯教授。
幾天之後，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卡羅琳學院（RoyalCarolinianInstitute）的官方信函最終到了我手上，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授予我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這個獎項，除了給予我不可估量的榮譽之外，在經濟方面的獎勵也是豐厚的。
該獎項的另一半經過公正的裁定，頒發給著名的卡米洛·高爾基教授，他是我完成重大發現時所用方法的創始人。
如果說亥姆霍茲獎這種純粹的榮譽獎勵給我帶來了喜悅的感覺，那麼諾貝爾獎，衆所周知，這是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獎項，卻給我帶來一些煩惱和擔心。
我很想拒絕這個獎項，因為我不應該得到這個獎項，它的授予不符合規則，最重要的是它對我的身心健康有害。
從諾貝爾基金會條例的解釋說明來看，似乎不可能把該獎授予組織學家、胚胎學家和博物學家作為醫學和生理學組的獎項。
因此，到那時為止，它隻被裁定給細菌學家、病理學家和生理學家。
面對可能到來的祝賀、獻禮、宴會以及其他既帶來榮譽又招惹麻煩的苦惱，我在最初幾天裡付出了很多努力來掩蓋這件事情。
然而，我的預防措施毫無作用。
很快，新聞媒體把我獲獎的消息傳到四面八方，我沒有任何補救辦法，隻好站到神壇上，讓自己成為大衆關注的焦點。
令我産生恐懼的慶祝活動紛至沓來：各種賀電、信件發來；教授同行和我的學生對我的祝賀；各種紀念性的證書；科學和文學機構為我頒發各種榮譽；城市甚至小村莊裡的街道用我的名字命名；标有我姓氏的各種巧克力、
為了獎勵我在科學著作方面的小小貢獻，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機構之一——柏林的皇家科學院[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于1700年建立勃蘭登堡選民科學學會。
該學會後與新文學社合并，成立皇家科學院（K?nigli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
随着君主制的結束（1918），位于柏林的普魯士皇家科學院更名為普魯士科學院。
1992年在柏林和勃蘭登堡州際條約基礎上，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成立，并延續至今。
——編者注]，根據1904年年底通過的一項決議，授予了我亥姆霍茲獎金獎。
這則充滿溢美之詞的消息，通過外交部部長的信函以及德國駐馬德裡大使館的官方信函傳到了我這裡。
幾天後，德國大使館給我送來了兩枚巨大的獎章，随之而來的還有頒發亥姆霍茲獎的嘉獎令。
這兩枚獎章，一枚是金質獎章，重620克；另一枚是銅質獎章，是金質獎章的複制品。
獎章的正面是一位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的肖像，背面題有：“拉蒙-卡哈爾，1905。
” 開始，我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尊貴榮譽的重要性和大衆的熟知度。
閱讀這一獎項的曆史之後，我大吃一驚。
這一獎章每兩年授予一次，獎勵那些在任何人類知識領域内取得重大發現的創新者。
我驚訝又不安地讀了獲獎者的名單。
該獎項設立于1892年，在偉大的德國物理學家亥姆霍茲在世期間，隻授予了4個人：E.杜波依斯·雷蒙德、魏爾施特拉斯（Weierstrass）、羅伯特·本生（RobertBunsen）以及開爾文勳爵。
亥姆霍茲去世之後，該獎項還授予了一些科學家，例如，魏爾肖（1898）、G.G.斯托克斯（G.G.Stokes）（1900）、H.貝克勒耳（H.Becquerel）（1906）、E.費歇爾（E.Fischer）（1908）、J.H.範托夫（J.H.vantHoff）（1910）、舍文登納（Schevendener）（1912）等等，他們都是科學界的傑出人物、天才研究者和天才創作者。
能夠出現在如此耀眼的科學創新者的光榮榜上，我感到慚愧。
如果不是謙虛到聲稱毫無價值的地步（“毫無價值”将是對最博學的柏林學院的一種侮辱），我可能就會懷疑在1904年的授獎中，傑出的瓦爾代爾博士褒獎我時的關心和尊重。
他作為總統秘書簽署了前面提到的來自皇家科學院的信函。
這則消息在新聞媒體的大力渲染和熱情頌揚下公之于衆，我不得不面對必然到來的潮水般的問候和祝賀信，其中有秘書梅裡·德爾巴爾（MerrydelVal）先生以國王陛下的名義發出的賀信，也有普通的公共機構發來的賀信。
對所有的這些問候和賀信，我都報以熱烈而誠摯的感謝！ 幾個月之後，我重歸平靜和安甯，享受着由專心緻志不被注意的工作帶來的快樂與驚喜。
1906年10月的一個上午，一封發自斯德哥爾摩的簡短的電報讓我驚訝不已，這封電報用德語寫着： 卡羅琳學院授予您諾貝爾獎。
這封電報是我志趣相投的同事、醫學部教授埃米爾·霍姆格倫（EmilHolmgren）簽署的。
不久之後，我又收到了另一封賀電，來自密友G.雷齊烏斯教授。
幾天之後，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卡羅琳學院（RoyalCarolinianInstitute）的官方信函最終到了我手上，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授予我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這個獎項，除了給予我不可估量的榮譽之外，在經濟方面的獎勵也是豐厚的。
該獎項的另一半經過公正的裁定，頒發給著名的卡米洛·高爾基教授，他是我完成重大發現時所用方法的創始人。
如果說亥姆霍茲獎這種純粹的榮譽獎勵給我帶來了喜悅的感覺，那麼諾貝爾獎，衆所周知，這是所有人都夢寐以求的獎項，卻給我帶來一些煩惱和擔心。
我很想拒絕這個獎項，因為我不應該得到這個獎項，它的授予不符合規則，最重要的是它對我的身心健康有害。
從諾貝爾基金會條例的解釋說明來看，似乎不可能把該獎授予組織學家、胚胎學家和博物學家作為醫學和生理學組的獎項。
因此，到那時為止，它隻被裁定給細菌學家、病理學家和生理學家。
面對可能到來的祝賀、獻禮、宴會以及其他既帶來榮譽又招惹麻煩的苦惱，我在最初幾天裡付出了很多努力來掩蓋這件事情。
然而，我的預防措施毫無作用。
很快，新聞媒體把我獲獎的消息傳到四面八方，我沒有任何補救辦法，隻好站到神壇上，讓自己成為大衆關注的焦點。
令我産生恐懼的慶祝活動紛至沓來：各種賀電、信件發來；教授同行和我的學生對我的祝賀；各種紀念性的證書；科學和文學機構為我頒發各種榮譽；城市甚至小村莊裡的街道用我的名字命名；标有我姓氏的各種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