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三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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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賦》“晦高台之流黃”,李善注引《環津要略》:“間色有五:绀、紅、缥、紫、流黃也。

    ”此則流黃似顔色矣。

    ) 古人詩開合好,尤其唐人,至宋人則小矣。

    如陸放翁詩: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臨安春雨初霁》) 陳簡齋詩: 客子光陰詩卷裡,杏花消息雨聲中。

     (《懷天經智老因訪之》) 雖亦有開合,而皆不及沈佺期《古意》開合大。

     作品不能無“意”,然在詩文中,文第一,意第二。

    詩是要人能欣賞其文,不是要人了解其意。

    語言文字到說明已落下乘,說明不如表現。

    (處世做人有時非說明不可,然亦要簡明。

    )詩之好壞不在意之有無,須看其表現如何。

    七言之一、三、五字用字當注意。

    字形、字音皆可代表字義,字音應響亮。

    黃山谷詩與老杜争勝一字一句之間,而不懂字音、字形與意義關系之大。

    如其: 雨足郊原草木柔。

    (《清明》) 說的是柔,而字字硬。

    至如寫字,餘謂當有六面,今人隻講四面,不注意上面、底面,一起一落。

    梁武帝說王羲之之字龍騰虎擲,今人字如通草花、紙紮人,是死的。

    白樂天《琵琶行》“轉軸撥弦三兩聲”,一聽便似撥弦聲;後寫琵琶聲: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字音便好。

    古人是以聲音、字形表現意義,不是說明。

     沈氏此《古意》七律,可為唐詩中律詩壓卷之作,後人詩盡管精巧,不及其大方。

     三、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

     唐人詩不避俗,自然不俗,俗亦不要緊。

    宋人避俗,而雅得比唐人俗得還俗。

    (六言詩易俗。

    ) 關于《登幽州台歌》,沈歸愚曰: 餘于登高時,每有今古茫茫之感。

    古人先已言之。

     (《唐詩别裁集》卷五) 沈氏之言雖不錯,然不免使原詩價值減低。

    語言文字有時“化石”了,便失去力量,“今古茫茫”四個字是對,而等于沒說。

    “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真淨克文禅師語) 餘之《苦水作劇·饞秀才》中有“上天下地中間我,往古來今一個人”之語,人在社會上有摩擦時,我的意識最強,此實為不健康的。

    人不往高處看,不往深處想,覺得自己了不得;一到高處、深處,便自覺其渺小。

     如對以上所講三首詩加以區分,則:(一)王詩,寫景;(二)沈詩,抒情;(三)陳詩,用意。

    陳詩也是寫景,也是寫情,然情、景二字不足以盡之,故名之曰“意”。

     前人論詩常用“意”字——詩意、用意。

    今人所謂“意”,與古不同,後人所用“意”皆是區别人我是非。

    袁枚《随園詩話》舉“生時百事中,惟不最有趣。

    生時得不來,死後獨不去”,謂之為“用意”,而究有何意?或有作項王詩者“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吳偉業《戲題仕女圖·虞兮》)亦用意之作,較上詩佳,尚有力,然亦不出人我是非。

    詩所講“意”,應是絕對的,無是非短長。

    (俗說“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正是心服所至,是絕對的。

    ) 意=理。

    世俗所謂理,都是區别人我是非,是相對的。

    相對最無标準,辯白不能使人心悅誠服。

    詩可以說理,然不可說世俗相對之理,須說絕對之理。

    凡最大的真實皆無是非、善惡、好壞之可言。

    真實與真理不同,真實未必是真理,而真理必是真實。

    說理應該說此理,否則要小心。

     陳氏此詩讀之可令人将一切是非善惡皆放下。

    此詩可為詩中用意之作品的代表作。

     前說沈氏《古意》可為唐律詩壓卷作,氣象好,然詩中無哲理,雖然寫的也是人生,而隻是個人的、局部的,不是永久的、普遍的。

    而哲理是超時間、超空間,所以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可以說是說理的。

    詩中不但可以說理,而且還可以寫出很名貴的作品、不朽之作,使人千百年後讀之尚有生氣。

    不過,詩中說理不是哲學論文的說理。

    其實,高的哲學論文中也有一派詩情,不但有深厚的哲理,且有深厚的詩情。

    如《論語》及《莊子》之《逍遙遊》《養生主》《秋水》等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論語·子罕》)不但意味無窮(深刻哲理),而且韻味無窮(深厚詩情)。

    詩中可以說理,然必須使哲理、詩情打成一片,不但是調和,且要成為“一”,雖說理絕不妨害詩的美。

    Aphilosopher,inhisb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