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受禅佛影響的六大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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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告子上》）。
謂韓為近道，而其詩又有“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記夢》），可見韓并不一定近道，而自食硫黃一點看又似近道。
一個人随波逐流固然不可，而成見太深則不能容受外來意見，截長補短。
韓即病在成見太深，有時強不知以為知，故謂其“客氣”不除。
其後不受佛教與禅宗影響者，兩宋有： 歐陽修。
歐與退之頗近。
退之以孟子自命，“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韓在唐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歐則頗以退之自命，亦辟佛。
在詩史上，歐陽氏與宋詩的成立關系甚深，蓋當時歐陽地位甚高，登高一呼，易成一種運動、一種風氣。
任何一種文學的改變皆如此。
歐陽修當時亦欲倡詩之革新運動，于是有蘇、黃輩出。
然而不管其自命不凡，而以客觀眼光觀之，歐詩上既不能比唐，下又不能比蘇、黃，反而是其詞了不得，吾人對其詩可存而不論。
之後不受佛教禅宗影響之大詩人甚少，而詞家中則甚多。
然詞又多無中心思想，見雞說雞，見狗說狗。
其有中心思想而又未受佛教禅宗影響者則有： 辛棄疾。
辛詞甚好，詩不甚佳。
今列入者乃就詩之廣義言之，散文尚可稱詩，況韻文之詞？胡适之先生以為宋之詞即宋人之新詩，則辛稼軒自可歸入六大詩人之内。
辛既不成佛作祖，亦不騰雲駕霧，與老杜皆為真人、活人的生活，想人所想。
且别人入世僅為思想之入世，辛則入世有其成績在、事業在。
治兵、理财、政治，說辦就辦，皆有成績可考。
這一點比老杜高。
老杜雖說“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然此乃說說而已。
老杜有時尚有“無明”、“客氣”；辛則不然，幹什麼是什麼，頗近于陶公。
陶公親為田園生活，後之田園詩人乃立于客觀地位，欣賞歌詠，并不為田園中一員。
陶則自己實行，必真實行始為真的入世。
稼軒乃真實行者。
可惜陶未曾當權，不知其辦政事能否亦确切實行。
稼軒詞對陶公詩再三贊美。
後之稱陶詩者甚多，白樂天效陶，蘇東坡和陶，皆不能得陶公精神。
辛雖非田園詩人，而其詞中對陶公之贊美，非人雲亦雲。
辛之看陶蓋另有看法，精神上有相通處，即真正入世精神。
辛有詞曰“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水調歌頭》），可見其佩服陶公。
辛不信佛，有詞谑佛。
如：“不飲便康強，佛壽須千百。
八十馀年入涅槃，且進杯中物。
”（《蔔算子》）又如：“人沉下土，我上天難。
”（《柳梢青》）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正辛此二句詞之意。
佛出世非聖人之意。
辛雖非純粹儒家，而其入世之思想出于儒家，絕非佛道。
陶淵明、李太白、杜工部、韓退之、歐陽修、辛棄疾，六人中陶乃晉人，不在唐宋詩人之内，歐陽修且不足論，所馀四人各人有各人風格，作風不同，而萬殊歸于一本，吾人欲求其共同點，則是——開合變化。
就一篇作品言之曰開合變化，此自非單純而為複雜；就其全集而論則産量豐富。
這就是他們不與禅、佛發生關系之最大證明、最大效果。
蓋入禅愈深則産量、變化愈少，故王、孟、韋、柳作品皆少。
佛乃萬殊歸于一本，是“反約”，故易成為單純。
而“反約”亦有其優點，雖不能變化豐富而易有精美作品；變化豐富則易有壯美作品，有海立雲垂氣象，風雷俱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王、孟、韋、柳集中無此種表現，其作品偏于優美。
如孟浩然之“微雲淡河漢”，王維之“高館落疏桐”（《奉寄韋太守陟》），“反約”功夫太深，故缺少壯美。
可本此語研究此數家詩，看其是否與之相合。
再看自己性情功夫，選擇學詩途徑。
謂韓為近道，而其詩又有“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記夢》），可見韓并不一定近道，而自食硫黃一點看又似近道。
一個人随波逐流固然不可，而成見太深則不能容受外來意見，截長補短。
韓即病在成見太深，有時強不知以為知，故謂其“客氣”不除。
其後不受佛教與禅宗影響者，兩宋有： 歐陽修。
歐與退之頗近。
退之以孟子自命，“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韓在唐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歐則頗以退之自命，亦辟佛。
在詩史上，歐陽氏與宋詩的成立關系甚深，蓋當時歐陽地位甚高，登高一呼，易成一種運動、一種風氣。
任何一種文學的改變皆如此。
歐陽修當時亦欲倡詩之革新運動，于是有蘇、黃輩出。
然而不管其自命不凡，而以客觀眼光觀之，歐詩上既不能比唐，下又不能比蘇、黃，反而是其詞了不得，吾人對其詩可存而不論。
之後不受佛教禅宗影響之大詩人甚少，而詞家中則甚多。
然詞又多無中心思想，見雞說雞，見狗說狗。
其有中心思想而又未受佛教禅宗影響者則有： 辛棄疾。
辛詞甚好，詩不甚佳。
今列入者乃就詩之廣義言之，散文尚可稱詩，況韻文之詞？胡适之先生以為宋之詞即宋人之新詩，則辛稼軒自可歸入六大詩人之内。
辛既不成佛作祖，亦不騰雲駕霧，與老杜皆為真人、活人的生活，想人所想。
且别人入世僅為思想之入世，辛則入世有其成績在、事業在。
治兵、理财、政治，說辦就辦，皆有成績可考。
這一點比老杜高。
老杜雖說“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然此乃說說而已。
老杜有時尚有“無明”、“客氣”；辛則不然，幹什麼是什麼，頗近于陶公。
陶公親為田園生活，後之田園詩人乃立于客觀地位，欣賞歌詠，并不為田園中一員。
陶則自己實行，必真實行始為真的入世。
稼軒乃真實行者。
可惜陶未曾當權，不知其辦政事能否亦确切實行。
稼軒詞對陶公詩再三贊美。
後之稱陶詩者甚多，白樂天效陶，蘇東坡和陶，皆不能得陶公精神。
辛雖非田園詩人，而其詞中對陶公之贊美，非人雲亦雲。
辛之看陶蓋另有看法，精神上有相通處，即真正入世精神。
辛有詞曰“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水調歌頭》），可見其佩服陶公。
辛不信佛，有詞谑佛。
如：“不飲便康強，佛壽須千百。
八十馀年入涅槃，且進杯中物。
”（《蔔算子》）又如：“人沉下土，我上天難。
”（《柳梢青》）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正辛此二句詞之意。
佛出世非聖人之意。
辛雖非純粹儒家，而其入世之思想出于儒家，絕非佛道。
陶淵明、李太白、杜工部、韓退之、歐陽修、辛棄疾，六人中陶乃晉人，不在唐宋詩人之内，歐陽修且不足論，所馀四人各人有各人風格，作風不同，而萬殊歸于一本，吾人欲求其共同點，則是——開合變化。
就一篇作品言之曰開合變化，此自非單純而為複雜；就其全集而論則産量豐富。
這就是他們不與禅、佛發生關系之最大證明、最大效果。
蓋入禅愈深則産量、變化愈少，故王、孟、韋、柳作品皆少。
佛乃萬殊歸于一本，是“反約”，故易成為單純。
而“反約”亦有其優點，雖不能變化豐富而易有精美作品；變化豐富則易有壯美作品，有海立雲垂氣象，風雷俱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王、孟、韋、柳集中無此種表現，其作品偏于優美。
如孟浩然之“微雲淡河漢”，王維之“高館落疏桐”（《奉寄韋太守陟》），“反約”功夫太深，故缺少壯美。
可本此語研究此數家詩，看其是否與之相合。
再看自己性情功夫，選擇學詩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