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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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的各部委得到向西門子訂貨的合同。
當時南京有一家德國飯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也在那裡開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勞特曼為首的德國大使館從北京遷到了南京，其他國家的大使館也開始在南京忙于建館。
"遠洋通訊社"從南京播發的是有關中國政治方面的報道，而與此同時上海則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這就像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關系。
在南京實施統治的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他的意願是要給這個被擁有私家軍的各路軍閥弄得四分五裂的國家帶來統一和現代化。
當時還有一個割據的延安地區，毛澤東經過聞名于世的長征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南京那時駐有大約30名～40名德國軍事顧問，全是退役軍官，有些人還帶有家眷。
蔣介石是從1927年開始把他們招聘到中國的，并和他們簽有私人聘用合同。
這些德國軍事顧問的任務是把蔣介石的軍隊訓練成精銳部隊，既能和毛澤東的革命軍隊抗衡，也能抵抗日本軍隊。
1934年和1935年期間，這些顧問的總負責人是退休大将漢斯·封·澤克特，他曾經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陸軍總司令。
排在他後面的是亞曆山大·封·法爾肯豪森将軍。
他們開始着手訓練幾個精銳師，正是這幾支部隊在1937年的秋天長時間地抵抗了強大的日本軍隊。
南京的德國軍官在一般情況下不大和外界交往，最高統帥蔣介石專門建造了一個住宅區供他們居住，他們在那裡的生活同德國軍官俱樂部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隻簽約幾年，對中國、對這個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及其文化與曆史很少感興趣，他們更多地談論的是個人的履曆、調任、軍務和他們的戰争經曆。
他們在政治上觀點不一，來自不同的陣營，因此有時會發生紛争，封·澤克特隻好為他們專門成立了一個名譽法庭。
在南京的外國商人，在中國常常一待就是好幾年，對他們來講回國返鄉的道路是遙遠而又漫長的。
當時全中國隻有一條航線，經營者是漢莎公司的子公司歐亞公司。
當時中國和歐美之間沒有直接的空中航班。
要到德國，多半要先乘船從上海到熱那亞，在那兒下船後轉乘火車到德國，整個行程大約要4周～6周。
如果走西伯利亞鐵路大約隻要10天～12天，盡管如此大部分人還是願意乘船，這要比火車舒服得多。
1930年拉貝最後一次離開德國後，他的祖國都發生了哪些變化，他是很難想象的。
關于希特勒的掌權、羅姆叛亂和德國政治氣候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全都隻是通過報紙了解到的。
他閱讀的報紙有英國人在上海發行的《字林西報》，這是當時中國最像樣最重要的英文報紙；他還訂閱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報《遠東新聞報》，這家報紙基本上隻轉載官方的德國新聞社或遠洋通訊社播發的消息，因此在内容上緊跟帝國宣傳部的精神。
《遠東新聞報》對德國、德國元首和德國黨的報道是一片贊揚。
不過即使是《字林西報》，除了有時态度有些傲慢外，總體上講對德國及德國的政策還算是友好的。
德國本土來的報紙到了南京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兩三個星期，沒有什麼意思了。
這些報紙也隻是報喜不報憂，例如經常報道的有"民族的崛起"，"從凡爾賽屈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再償付戰争賠款"，"1918年戰敗後，德國要求和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現在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等等。
猶太人經常受到襲擊，但是為什麼會這樣，雲集在中國的各種民族、各種國籍的國際商業界對此并不明白。
開始的時候德國報刊很少報道實際上已經在德國進行的反猶運動，《字林西報》對這方面也從不報道，國際新聞界當時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普遍認為希特勒的反猶政策隻是德國國内政策的一個令人不快的話題，外國不應對此指手劃腳。
國際新聞界更感興趣的是德國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以及德國的擴軍；1938年後的憂慮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會不會導緻戰争。
30年代末期，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流亡上海，這個時候在中國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國猶太人遭迫害的具體情況，人們開始對實際情況有了具體的了解。
約翰·拉貝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鄉與其說是德國，不如說是中國。
他屬于那種富有傳奇色彩的老中國通，說一口純正的英語，但不會說中國話，和中國人交談卻用洋泾浜英語，他們能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理解中國人，而且也欣賞和熱愛中國人。
這些中國通的商人們對中國有說不盡的奇聞轶事，道不完的經驗感
當時南京有一家德國飯店，天津著名的基斯林－巴德爾糕餅店也在那裡開了一家分店，以大使特勞特曼為首的德國大使館從北京遷到了南京，其他國家的大使館也開始在南京忙于建館。
"遠洋通訊社"從南京播發的是有關中國政治方面的報道，而與此同時上海則是中國的經濟中心，這就像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的關系。
在南京實施統治的是最高統帥蔣介石，他的意願是要給這個被擁有私家軍的各路軍閥弄得四分五裂的國家帶來統一和現代化。
當時還有一個割據的延安地區，毛澤東經過聞名于世的長征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南京那時駐有大約30名～40名德國軍事顧問，全是退役軍官，有些人還帶有家眷。
蔣介石是從1927年開始把他們招聘到中國的，并和他們簽有私人聘用合同。
這些德國軍事顧問的任務是把蔣介石的軍隊訓練成精銳部隊，既能和毛澤東的革命軍隊抗衡，也能抵抗日本軍隊。
1934年和1935年期間，這些顧問的總負責人是退休大将漢斯·封·澤克特，他曾經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陸軍總司令。
排在他後面的是亞曆山大·封·法爾肯豪森将軍。
他們開始着手訓練幾個精銳師，正是這幾支部隊在1937年的秋天長時間地抵抗了強大的日本軍隊。
南京的德國軍官在一般情況下不大和外界交往，最高統帥蔣介石專門建造了一個住宅區供他們居住，他們在那裡的生活同德國軍官俱樂部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隻簽約幾年，對中國、對這個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及其文化與曆史很少感興趣，他們更多地談論的是個人的履曆、調任、軍務和他們的戰争經曆。
他們在政治上觀點不一，來自不同的陣營，因此有時會發生紛争，封·澤克特隻好為他們專門成立了一個名譽法庭。
在南京的外國商人，在中國常常一待就是好幾年，對他們來講回國返鄉的道路是遙遠而又漫長的。
當時全中國隻有一條航線，經營者是漢莎公司的子公司歐亞公司。
當時中國和歐美之間沒有直接的空中航班。
要到德國，多半要先乘船從上海到熱那亞，在那兒下船後轉乘火車到德國，整個行程大約要4周～6周。
如果走西伯利亞鐵路大約隻要10天～12天，盡管如此大部分人還是願意乘船，這要比火車舒服得多。
1930年拉貝最後一次離開德國後，他的祖國都發生了哪些變化，他是很難想象的。
關于希特勒的掌權、羅姆叛亂和德國政治氣候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全都隻是通過報紙了解到的。
他閱讀的報紙有英國人在上海發行的《字林西報》，這是當時中國最像樣最重要的英文報紙；他還訂閱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報《遠東新聞報》，這家報紙基本上隻轉載官方的德國新聞社或遠洋通訊社播發的消息，因此在内容上緊跟帝國宣傳部的精神。
《遠東新聞報》對德國、德國元首和德國黨的報道是一片贊揚。
不過即使是《字林西報》，除了有時态度有些傲慢外，總體上講對德國及德國的政策還算是友好的。
德國本土來的報紙到了南京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兩三個星期，沒有什麼意思了。
這些報紙也隻是報喜不報憂，例如經常報道的有"民族的崛起"，"從凡爾賽屈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不再償付戰争賠款"，"1918年戰敗後，德國要求和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現在已經做到了這一點"等等。
猶太人經常受到襲擊，但是為什麼會這樣，雲集在中國的各種民族、各種國籍的國際商業界對此并不明白。
開始的時候德國報刊很少報道實際上已經在德國進行的反猶運動，《字林西報》對這方面也從不報道，國際新聞界當時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普遍認為希特勒的反猶政策隻是德國國内政策的一個令人不快的話題，外國不應對此指手劃腳。
國際新聞界更感興趣的是德國的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以及德國的擴軍；1938年後的憂慮所在主要是希特勒的政策會不會導緻戰争。
30年代末期，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流亡上海，這個時候在中國才能了解到一些德國猶太人遭迫害的具體情況，人們開始對實際情況有了具體的了解。
約翰·拉貝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鄉與其說是德國，不如說是中國。
他屬于那種富有傳奇色彩的老中國通，說一口純正的英語，但不會說中國話，和中國人交談卻用洋泾浜英語，他們能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理解中國人，而且也欣賞和熱愛中國人。
這些中國通的商人們對中國有說不盡的奇聞轶事，道不完的經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