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九月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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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
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
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于德國、關于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麼回答說： 是的——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我們不會抛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隻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
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價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的國家裡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着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時，我們的中國人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已快要倒塌了。
于是，我們把這肮髒的防空洞進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鋪上了地闆，壘上了沙袋(今天一隻空袋子價值一元錢)，右邊當然有入口和出口。
當我們發現一根内梁木有折斷的危險時，我們沒有氣餒，仍費力地換上了另一根。
幹到這裡，一夜就過去了三分之二。
為了對付炸彈爆炸産生的氣浪，我們還在兩個洞的門口壘起了沙袋。
我把全部家用藥品和這期間已關閉的學校的藥品都搬進了防空洞裡，還準備了用于遭到毒氣進攻時的浸醋繃帶。
從上午11時起，食品和飲料就已經放在籃子裡和熱水瓶裡準備妥當，可是現在已經是下午3時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還沒有在天空出現，簡直讓人無法相信！他們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了，怎麼會不來呢？我想，他們總不會是因為看見我挖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才不來的吧。
我打開收音機，聽到這麼一條消息："上海有雨！"這就是日本人不來的原因嗎？這不正好嗎？我為什麼要着急呢！我甯願丢臉，也不願意日本人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還是沒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盡管這次我對面子問題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開始了他們宣布的狂轟濫炸——就是說推遲了一天。
從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15分，從下午l時15分至2時30分，我們又遭到了相當嚴重的轟炸。
除了來我處做客的克萊因施羅特外，在我的防空洞裡蹲有約28個中國人，其中我自己認識的還不到14個人。
在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個鄰居鞋匠，在和平時期我與他對鞋子的價格從不能取得一緻意見，因為他總是把自己返還給傭人的扣頭也計算在内，可是我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
今天我還經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襲。
我的中國人，他們全都一聲不響。
如果沒有克萊因施羅特和我說話，防空洞裡就根本聽不到說話聲。
有人會說，人就是這樣慢慢地習慣戰争的。
可是這話在此時并不完全正确。
我們一再極度緊張地注意傾聽着空襲者突然俯沖的呼嘯聲，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彈聲。
今天的情況十分嚴重，肯定投下了許多炸彈。
後來我們不再計數了。
大地在顫抖，爆炸聲一個接一個，間隔時間很短，我們覺得所有投擲的炸彈都是沖着我們來的。
但據我後來查明，這些炸彈都落在離我們的房子比較遠的地方。
當信号(長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襲結束後，我就坐車出去查看了全城。
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針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那裡還有中央廣播電台的行政機關及播音室。
電台今天上午曾請我們去收取一筆欠款，幸運的是一個偶然的情況使韓(湘琳)先生和我沒有能去成。
否則，我們會正好在轟炸的時候到達那裡。
我仔細查看了轟炸的走向。
第一批炸彈坑就在距離施羅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漢口)約200米遠的地方，直徑約6米，深2米一4米。
現場和戰壕周圍沒有造成更多的損失。
施羅德家房子西邊的窗玻璃全被氣浪震得粉碎。
除此以外，我沒有看到其他損失。
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彈中，有一枚落在鋪有石子路面的繁華街道即中山路(譯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緊靠我們稱之為"巴伐利亞廣場"(譯注：即山西路廣場)的交叉路口，離德國大使館不太遠。
這個彈坑立即被填沒，看來這枚炸彈沒有造成人員死亡。
再往南一些，就在禮和洋行辦事處附近繁華街道旁邊的空地上也有一個彈坑。
它後面約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滿了窟窿，屋頂被炸得特别嚴重。
我沒有聽說有人員傷亡，大概是在警報拉響後人員全部離開了房子。
緊靠中央黨部大門的西邊看上去情況要嚴重得多。
通向交通學校(以前的炮兵學校)的街道拐角沒有了，拐角處的一所房子消失了。
在它的後面，緊靠城市鐵道路基(火神埃利亞斯)旁，兩枚炸彈炸毀了6所房子。
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彈坑的周圍，正在從這些中國房子的廢墟裡尋找出屍體碎塊，放進準備好的棺材裡。
人群
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還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
在我對作為我客戶的中國當局和各個部委進行商務拜訪時，他們一再向我提出關于德國、關于我們的黨和政府的問題，我總是這麼回答說： 是的——我們是勞動者的士兵，我們是工人們的政府，我們是工人們的朋友，我們不會抛棄困境中的工人(窮人)。
誠然，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講的隻是德國的工人們，而不是中國的工人們。
可是中國人對此會怎樣評價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主的國家裡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着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時，我們的中國人挖了一個防空洞，現在已快要倒塌了。
于是，我們把這肮髒的防空洞進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鋪上了地闆，壘上了沙袋(今天一隻空袋子價值一元錢)，右邊當然有入口和出口。
當我們發現一根内梁木有折斷的危險時，我們沒有氣餒，仍費力地換上了另一根。
幹到這裡，一夜就過去了三分之二。
為了對付炸彈爆炸産生的氣浪，我們還在兩個洞的門口壘起了沙袋。
我把全部家用藥品和這期間已關閉的學校的藥品都搬進了防空洞裡，還準備了用于遭到毒氣進攻時的浸醋繃帶。
從上午11時起，食品和飲料就已經放在籃子裡和熱水瓶裡準備妥當，可是現在已經是下午3時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還沒有在天空出現，簡直讓人無法相信！他們已經發出嚴厲警告了，怎麼會不來呢？我想，他們總不會是因為看見我挖了一個堅固的防空洞才不來的吧。
我打開收音機，聽到這麼一條消息："上海有雨！"這就是日本人不來的原因嗎？這不正好嗎？我為什麼要着急呢！我甯願丢臉，也不願意日本人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自己還是沒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盡管這次我對面子問題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開始了他們宣布的狂轟濫炸——就是說推遲了一天。
從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15分，從下午l時15分至2時30分，我們又遭到了相當嚴重的轟炸。
除了來我處做客的克萊因施羅特外，在我的防空洞裡蹲有約28個中國人，其中我自己認識的還不到14個人。
在我認識的人中有一個鄰居鞋匠，在和平時期我與他對鞋子的價格從不能取得一緻意見，因為他總是把自己返還給傭人的扣頭也計算在内，可是我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
今天我還經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襲。
我的中國人，他們全都一聲不響。
如果沒有克萊因施羅特和我說話，防空洞裡就根本聽不到說話聲。
有人會說，人就是這樣慢慢地習慣戰争的。
可是這話在此時并不完全正确。
我們一再極度緊張地注意傾聽着空襲者突然俯沖的呼嘯聲，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彈聲。
今天的情況十分嚴重，肯定投下了許多炸彈。
後來我們不再計數了。
大地在顫抖，爆炸聲一個接一個，間隔時間很短，我們覺得所有投擲的炸彈都是沖着我們來的。
但據我後來查明，這些炸彈都落在離我們的房子比較遠的地方。
當信号(長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襲結束後，我就坐車出去查看了全城。
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針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那裡還有中央廣播電台的行政機關及播音室。
電台今天上午曾請我們去收取一筆欠款，幸運的是一個偶然的情況使韓(湘琳)先生和我沒有能去成。
否則，我們會正好在轟炸的時候到達那裡。
我仔細查看了轟炸的走向。
第一批炸彈坑就在距離施羅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漢口)約200米遠的地方，直徑約6米，深2米一4米。
現場和戰壕周圍沒有造成更多的損失。
施羅德家房子西邊的窗玻璃全被氣浪震得粉碎。
除此以外，我沒有看到其他損失。
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彈中，有一枚落在鋪有石子路面的繁華街道即中山路(譯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緊靠我們稱之為"巴伐利亞廣場"(譯注：即山西路廣場)的交叉路口，離德國大使館不太遠。
這個彈坑立即被填沒，看來這枚炸彈沒有造成人員死亡。
再往南一些，就在禮和洋行辦事處附近繁華街道旁邊的空地上也有一個彈坑。
它後面約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滿了窟窿，屋頂被炸得特别嚴重。
我沒有聽說有人員傷亡，大概是在警報拉響後人員全部離開了房子。
緊靠中央黨部大門的西邊看上去情況要嚴重得多。
通向交通學校(以前的炮兵學校)的街道拐角沒有了，拐角處的一所房子消失了。
在它的後面，緊靠城市鐵道路基(火神埃利亞斯)旁，兩枚炸彈炸毀了6所房子。
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彈坑的周圍，正在從這些中國房子的廢墟裡尋找出屍體碎塊，放進準備好的棺材裡。
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