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九月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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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
9月7日
和平時期坐火車隻需40個小時的行程，可是這次我花了10天半時間，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辦公桌上，堆放着這期間德國大使館寄來的函件。
從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經建立了一個委員會(克魯姆馬赫爾、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務是就安全問題給在南京的德國公民出主意。
由我建立的德國學校協會的理事會已經宣布解除了與全體教師的工作合同，以及與我的校舍的合同。
這些信函中還包括：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關于防空警報信号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中國政府制定的關于在緊急狀态時實行交通管制和戒嚴的規則(譯文)；一份日期為1937年8月27日德國大使館給所有并非由于職業或其他緊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國公民的通知，該通知再次勸告他們離開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經濟情況比較好的中國人都早已溯揚子江而上，逃到漢口去了。
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園裡，在公共場所和街道上，人們都在緊張地構築防空洞。
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靜，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這兩天裡，我在4次空襲中受到了戰鬥的洗禮。
從這一天起開始了—— 我的戰時日記 在那些狂轟濫炸的日子裡，我和我的中國人坐在一個自己設計建造的防空洞裡，它雖然不是絕對安全，但可以保護不受榴霰彈的炮火和炮彈碎片的傷害。
在院子裡還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我們在帆布上畫了一面有卐字标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
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警報中心。
約在空襲20分鐘一30分鐘前就響起清脆的警報聲，發出某種較短信号時，所有行人都要離開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步行者全部躲進前面已經提到的各條街道上修築的防空洞裡，盡管有些防空洞相當簡陋。
在防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也是相當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過德國大使館傳來上海日軍司令官的消息，從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開始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因而告誡所有的外國人盡快離開南京。
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幾個有軍艦航行在揚子江下關段的較小國家的大使館，通知他們的軍艦離開現在的停泊處，轉移到長江的上遊或下遊去，否則它們會因轟炸受到危害，日本對可能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結果是：英國和法國在其答複中聲明，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們軍艦的停泊地點，假如英國和法國的财産受到損害或是英國和法國公民受到傷害的話，理所當然地要由日本負責；與此相反，美國大使則帶着他的全體使館人員登上了美國軍艦"呂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議行事。
但事實上，"呂宋"号當時仍然停在下關原來的泊位上。
可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榜樣引起了他們的思考。
(英雄精神會傳染！) 德國的大使及其使館全體人員今天上午9時做好了出發去上海的準備。
許多美國人和德國人(例如施羅德博士、希爾施貝格大夫家的女士們和哈普羅公司的部分職員)據說同樣記住了日本人的告誡，逃走了。
昨天夜裡，我自己對這情況從各個方面作了充分的考慮。
我從比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這裡來不是出于冒險的興趣，而首先是為了保護我的财産，為了代表西門子洋行的利益。
當然洋行不會期待(也決不會這麼做)我為洋行而被打死在這裡。
我絕對不想為了任何東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東西)輕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險。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
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着"主人"。
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最後一刻(這情況我以前在中國北方的戰争中見到過)；如果他跑了，那麼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搶劫一空。
撇開最後一點不說(盡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
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的濟南去。
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裡，我就在哪裡。
如果您離開，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憐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裡去為好。
我多麼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
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裡也在打仗呀。
于是他們更願意跟随我。
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認為我不能這麼做！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着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
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後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
在我的辦公桌上，堆放着這期間德國大使館寄來的函件。
從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經建立了一個委員會(克魯姆馬赫爾、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務是就安全問題給在南京的德國公民出主意。
由我建立的德國學校協會的理事會已經宣布解除了與全體教師的工作合同，以及與我的校舍的合同。
這些信函中還包括：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關于防空警報信号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中國政府制定的關于在緊急狀态時實行交通管制和戒嚴的規則(譯文)；一份日期為1937年8月27日德國大使館給所有并非由于職業或其他緊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國公民的通知，該通知再次勸告他們離開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經濟情況比較好的中國人都早已溯揚子江而上，逃到漢口去了。
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園裡，在公共場所和街道上，人們都在緊張地構築防空洞。
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靜，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這兩天裡，我在4次空襲中受到了戰鬥的洗禮。
從這一天起開始了—— 我的戰時日記 在那些狂轟濫炸的日子裡，我和我的中國人坐在一個自己設計建造的防空洞裡，它雖然不是絕對安全，但可以保護不受榴霰彈的炮火和炮彈碎片的傷害。
在院子裡還撐起了一塊長6米寬3米的帆布，我們在帆布上畫了一面有卐字标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
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很好的警報中心。
約在空襲20分鐘一30分鐘前就響起清脆的警報聲，發出某種較短信号時，所有行人都要離開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步行者全部躲進前面已經提到的各條街道上修築的防空洞裡，盡管有些防空洞相當簡陋。
在防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也是相當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過德國大使館傳來上海日軍司令官的消息，從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開始加強對南京的轟炸，因而告誡所有的外國人盡快離開南京。
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國、法國和美國以及幾個有軍艦航行在揚子江下關段的較小國家的大使館，通知他們的軍艦離開現在的停泊處，轉移到長江的上遊或下遊去，否則它們會因轟炸受到危害，日本對可能造成的損害概不負責。
結果是：英國和法國在其答複中聲明，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他們軍艦的停泊地點，假如英國和法國的财産受到損害或是英國和法國公民受到傷害的話，理所當然地要由日本負責；與此相反，美國大使則帶着他的全體使館人員登上了美國軍艦"呂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議行事。
但事實上，"呂宋"号當時仍然停在下關原來的泊位上。
可能是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榜樣引起了他們的思考。
(英雄精神會傳染！) 德國的大使及其使館全體人員今天上午9時做好了出發去上海的準備。
許多美國人和德國人(例如施羅德博士、希爾施貝格大夫家的女士們和哈普羅公司的部分職員)據說同樣記住了日本人的告誡，逃走了。
昨天夜裡，我自己對這情況從各個方面作了充分的考慮。
我從比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這裡來不是出于冒險的興趣，而首先是為了保護我的财産，為了代表西門子洋行的利益。
當然洋行不會期待(也決不會這麼做)我為洋行而被打死在這裡。
我絕對不想為了任何東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東西)輕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險。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我作為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至今還無法跳越過去。
我們的中國傭人和職員連同他們的家屬約有30人，他們都在看着"主人"。
如果他留下來，他們就忠實地站在他們的崗位上直到最後一刻(這情況我以前在中國北方的戰争中見到過)；如果他跑了，那麼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僅會無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搶劫一空。
撇開最後一點不說(盡管這會使人感到難受)，迄今我還無法作出辜負人們對我寄予信任的決定(像我這樣一個在平時毫不起眼的無用人，人們還如此信任，這怎能不令人感動)。
我給了我的助手韓(湘琳)先生一筆預支款，使他能夠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到安全的濟南去。
他十分坦率地說："您在哪裡，我就在哪裡。
如果您離開，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憐的勤雜工絕大部分來自華北地區，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到哪裡去為好。
我多麼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們和孩子們送走。
我給了男人們一筆旅費，但他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他們當然很想回到華北去，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但那裡也在打仗呀。
于是他們更願意跟随我。
在這種情況下，我可以而且應該逃走嗎？我認為我不能這麼做！誰要是兩隻手各抓住一個身子顫抖着的中國孩子，空襲時在防空洞裡蹲上幾個小時，他就會與我抱有同感。
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後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使我堅持留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