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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
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
格調苟沿襲，焉用雷同詞？ 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
——蔣士铨《辯詩》 在我國詩歌的百花園中，五七言古今體詩是流行最廣、生命力最強的樣式。
而唐、宋兩代之作，則面貌各異，成就皆高，有如雙峰并峙。
吳之振序其《宋詩鈔》雲：“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
”這一論斷極為扼要地說明了宋代詩人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
在他們以前，已經出現了許多大師，作為他們學習的對象；但同時，這些大師的存在，又迫使他們求變求新，不同前人，使自己成為新一代的大師。
其結果是産生了出于唐又異于唐的宋詩。
那麼，宋代詩人是在哪些方面顯示了他們的特色呢？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首先提出并解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蘇轼）、山谷（黃庭堅），始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
”又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
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這些話雖有貶意，卻道出了宋詩不同于唐詩的重要内涵，并且指出蘇、黃是宋詩改變唐風的代表性人物。
首先，嚴羽指出宋人以文字為詩。
文字這個詞在宋代有廣狹二義：廣義指書面語言，狹義則指散文。
這裡顯然是指曾經引起非議的以散文為詩；而以散文為詩，又往往和以議論為詩是緊密地聯系着的。
文多作為思想的載體，而詩則多作為感情的載體，因而文偏于表現邏輯思維而詩偏于表現形象思維，似乎是個約定俗成的傳統。
這一傳統的打破，對于墨守成規的人來說，無疑地會被認為是一種生疏可疑的異端而加以反對。
但如果我們不從先入為主的傳統觀念出發而從作品本身出發，就可發現，詩的散文化及往往包涵在這個外殼中的議論，并不排斥文學藝術的最本質的特征——形象性。
富有思辨性的散文，當它被移植到詩歌中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的情況，一是散文化的議論本身有助于突出抒情詩的主人公——作者自己的形象。
宋人大量的政治詩、詠史詩（特别是這兩類詩中的翻案詩）最能證明這一點。
其次，許多議論，特别是當它們被以比喻來表達時，也充滿了生動活潑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無味的說教。
思辨的形象性與其載體（結構、句法等）的散文化，構成了宋詩一個很大的特色。
嚴羽還論及宋人以才學為詩這個問題，這主要體現在詩中用典故方面。
人類社會文化的積累和語言的反複使用，自然有不少可供後來者比拟、借鑒、沿襲、繼承的故事、成語産生與流傳。
這也就是所謂典或典故。
文士們在作品中用典，是要讓讀者更方便、更豐富、更深刻、更準确地體會自己所要表達的内容，而不是相反。
有些作者不善于使用典故，導緻其作品無法獲得預期或應有的藝術效果；有些讀者則因各種原因未能洞悉典故的含意，而無從體會使用者的本意。
這些情況都是有的。
但那都是使用者、接受者的問題，而非故事、成語本身有什麼過錯。
用典風氣的形成與流行和學術文化的隆盛是有關聯的。
宋代詩人多數是博學之士，他們的高層次文化修養不可避免地會體現在詩的創作中，從而出現了作者以才學為詩、作品風
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
格調苟沿襲，焉用雷同詞？ 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
——蔣士铨《辯詩》 在我國詩歌的百花園中，五七言古今體詩是流行最廣、生命力最強的樣式。
而唐、宋兩代之作，則面貌各異，成就皆高，有如雙峰并峙。
吳之振序其《宋詩鈔》雲：“宋人之詩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
”這一論斷極為扼要地說明了宋代詩人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
在他們以前，已經出現了許多大師，作為他們學習的對象；但同時，這些大師的存在，又迫使他們求變求新，不同前人，使自己成為新一代的大師。
其結果是産生了出于唐又異于唐的宋詩。
那麼，宋代詩人是在哪些方面顯示了他們的特色呢？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首先提出并解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至東坡（蘇轼）、山谷（黃庭堅），始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
”又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
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這些話雖有貶意，卻道出了宋詩不同于唐詩的重要内涵，并且指出蘇、黃是宋詩改變唐風的代表性人物。
首先，嚴羽指出宋人以文字為詩。
文字這個詞在宋代有廣狹二義：廣義指書面語言，狹義則指散文。
這裡顯然是指曾經引起非議的以散文為詩；而以散文為詩，又往往和以議論為詩是緊密地聯系着的。
文多作為思想的載體，而詩則多作為感情的載體，因而文偏于表現邏輯思維而詩偏于表現形象思維，似乎是個約定俗成的傳統。
這一傳統的打破，對于墨守成規的人來說，無疑地會被認為是一種生疏可疑的異端而加以反對。
但如果我們不從先入為主的傳統觀念出發而從作品本身出發，就可發現，詩的散文化及往往包涵在這個外殼中的議論，并不排斥文學藝術的最本質的特征——形象性。
富有思辨性的散文，當它被移植到詩歌中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往往為人們所忽略的情況，一是散文化的議論本身有助于突出抒情詩的主人公——作者自己的形象。
宋人大量的政治詩、詠史詩（特别是這兩類詩中的翻案詩）最能證明這一點。
其次，許多議論，特别是當它們被以比喻來表達時，也充滿了生動活潑的形象，而并非枯燥無味的說教。
思辨的形象性與其載體（結構、句法等）的散文化，構成了宋詩一個很大的特色。
嚴羽還論及宋人以才學為詩這個問題，這主要體現在詩中用典故方面。
人類社會文化的積累和語言的反複使用，自然有不少可供後來者比拟、借鑒、沿襲、繼承的故事、成語産生與流傳。
這也就是所謂典或典故。
文士們在作品中用典，是要讓讀者更方便、更豐富、更深刻、更準确地體會自己所要表達的内容，而不是相反。
有些作者不善于使用典故，導緻其作品無法獲得預期或應有的藝術效果；有些讀者則因各種原因未能洞悉典故的含意，而無從體會使用者的本意。
這些情況都是有的。
但那都是使用者、接受者的問題，而非故事、成語本身有什麼過錯。
用典風氣的形成與流行和學術文化的隆盛是有關聯的。
宋代詩人多數是博學之士，他們的高層次文化修養不可避免地會體現在詩的創作中，從而出現了作者以才學為詩、作品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