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的提高與通俗

眼前擺着争執之點：要做到通俗，就會“降低标準”，要達到質的提高，就得犧牲通俗。但這個争執是把通俗誤解為庸俗而來的。通俗并非庸俗。《水浒》在中國民間是通俗的讀物，但何嘗庸俗？反之，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說，庸俗已極，可是一點也不通俗。《文武香球》之類的東西，隻有舊式大戶人家的書僮和新式公館的汽車夫喜歡看看，人民大衆連書名也不大知道。《吉诃德先生》在歐洲也算是通俗的讀物了，但無礙起為傑作。“通俗”這兩個漢字，也許最初就是雅人們惡意的創造，但作詩而力求“婦孺能解”的詩人何嘗自居于雅而與人以庸俗？“通俗”雲者，應當是形式則“婦孺能解”，内容則為大衆的情緒與思想，——和新術語“大衆化”應該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别；自然，“大衆化”的意義要廣博深湛得多。對于“質的提高”又往往有些誤解。最大的誤解是以為“高”者，“高深”之謂也，須得有教養的人方能懂得其中的妙處，而此所謂“高深”又往往兼指文字與思想。由此誤解而來的結論，便是質的提高與通俗不能兩全了。但“質的提高”并沒有什麼奧妙，這隻是（一）人物須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蠟制模型，也不是臉譜，（二）寫什麼得象什麼，寫農村風光就要是真正農村風光，不要弄成了影片場上假裝的農村，（三）字眼用得确當，句子安排得妥貼，意義明白，筆墨簡勁。這三點如果都能辦到，自然“通俗”，而“質”亦“高”了！青年的文藝工作者力求上進之心，實在可敬；批評家們一說應當求“質的提高”，青年們就趕快照辦，但可惜批評家們沒有詳細說明，而誤解卻如影随形，于是“提高”變成為不易懂。文學不能再停在狹小的圈子裡了，“通俗”是必要的，但同時須求“質的提高”，二者是一物的兩面，決不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