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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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電車、汽車，接觸的可算大都是知識階級，如寫小說，斷不能離了環境，去寫山裡或鄉間的生活。
英國詩人勃恩斯（Burns）的田園風景詩，現在人說他怎樣好，怎樣美麗，平靜；十九世紀末，作家都寫都會狀況，有人說他們堕落；這都是環境使然。
又如十九世紀末有許多德國人，厭了城市生活，去描寫田園，但是他們的望鄉心，一看便知。
這就是反面的例。
可見環境和文學，關系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寫出那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種環境，去描寫出别種來。
有人說，中國近來的小說，範圍太狹，道戀愛隻及于中學的男女學生，講家庭不過是普通瑣屑的事，談人道隻有黃包車夫給人打等等。
實在這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去做好些，這實在是現在的作家的環境如此，作家要寫下等社會的生活，而他不過見黃包車夫給人打這類的事，他怎樣能寫别的？（三）時代這字或是譯得不好。
英文叫Epoch，連時代的思潮，社會情形等都包括在内。
或者說時勢，比較近些。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有“時代精神”這一句話。
時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學、文學、美術等等，猶影之與形。
各時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時代精神的緣故；同一時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緻的傾向，也是時代精神的緣故。
自然也有例外，但大體總是如此的。
我們常聽人說，兩漢有兩漢的文風，魏晉有魏晉的文風……就是因為兩漢有兩漢的時代精神，魏晉有魏晉的時代精神。
近代西洋的文學是寫實的，就因為近代的時代精神是科學的。
科學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藝亦以求真為唯一目的。
科學家的态度重客觀的觀察，故文學也重客觀的描寫。
因為求真，因為重客觀的描寫，故眼睛裡看見的是怎樣一個樣子，就怎樣寫。
又因為尊重個性，所以大家覺得盡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會，就不說。
心裡怎樣想，口裡就怎樣說。
老老實實，不可起人。
這是近世時代精神表見于文藝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
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
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學，愛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學裡，俄國托爾斯泰的人格，堅強特異，也在他的文學裡表現出來。
大文學家的作品，那怕受時代環境的影響，總有他的人格融化在裡頭。
法國法朗士（Anatolefrance）說，“文學作品，嚴格地說，都是作家的自傳。
……“就是這個意思了。
以上是西洋人的議論，中國古來雖沒有這種議論，但是我們看中國文學，也拿這四項做根據。
第一，中國文學，都表示中國人的性情：不喜現實，談玄，凡事折中。
中國的小說，無論好的壞的，末後必有個大團圓：這是不走極端的證據。
關于人種一條，可以說沒有違背。
第二，環境更當然。
中國文學的環境，自然都是中國的家庭社會。
第三，時代的關系在中國似乎不很分明。
但仔細看，也有的。
講舊文學的人說：同是賦，兩漢的與魏晉的不同；同是詩，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
李義山的無論那一首詩，必不能放在初唐四傑的詩中。
他們的詩，同是幾個字綴成，同講格律，隻因時代不同，作品就迥然兩樣。
《世說新語》的文字，在句法與文氣上都與他書不同，《宋人語錄》亦如此，與《水浒》不同，與《宣和遺事》又不同。
這都可以說因為時代空豈不同。
非但思想不同，文氣、格律也有不同。
可見時代的影響，也很厲害。
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盜名的，也有他們的人格在作品裡。
所以文學與人生的四項關系，在中國也不是例外了。
文學與人生簡單的說明不過如此。
從這裡，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凡要研究文學，至少要有人種學的常識，至少要懂得這種文學作品産生時的環境，至少要了解這種文學作品産生時代的時代精神，并且要懂這種文學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
英國詩人勃恩斯（Burns）的田園風景詩，現在人說他怎樣好，怎樣美麗，平靜；十九世紀末，作家都寫都會狀況，有人說他們堕落；這都是環境使然。
又如十九世紀末有許多德國人，厭了城市生活，去描寫田園，但是他們的望鄉心，一看便知。
這就是反面的例。
可見環境和文學，關系非常密切，不是在某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寫出那種環境；在那種環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種環境，去描寫出别種來。
有人說，中國近來的小說，範圍太狹，道戀愛隻及于中學的男女學生，講家庭不過是普通瑣屑的事，談人道隻有黃包車夫給人打等等。
實在這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去做好些，這實在是現在的作家的環境如此，作家要寫下等社會的生活，而他不過見黃包車夫給人打這類的事，他怎樣能寫别的？（三）時代這字或是譯得不好。
英文叫Epoch，連時代的思潮，社會情形等都包括在内。
或者說時勢，比較近些。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有“時代精神”這一句話。
時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學、文學、美術等等，猶影之與形。
各時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時代精神的緣故；同一時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緻的傾向，也是時代精神的緣故。
自然也有例外，但大體總是如此的。
我們常聽人說，兩漢有兩漢的文風，魏晉有魏晉的文風……就是因為兩漢有兩漢的時代精神，魏晉有魏晉的時代精神。
近代西洋的文學是寫實的，就因為近代的時代精神是科學的。
科學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藝亦以求真為唯一目的。
科學家的态度重客觀的觀察，故文學也重客觀的描寫。
因為求真，因為重客觀的描寫，故眼睛裡看見的是怎樣一個樣子，就怎樣寫。
又因為尊重個性，所以大家覺得盡是特别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會，就不說。
心裡怎樣想，口裡就怎樣說。
老老實實，不可起人。
這是近世時代精神表見于文藝上的例子。
（四）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
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
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學，愛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學裡，俄國托爾斯泰的人格，堅強特異，也在他的文學裡表現出來。
大文學家的作品，那怕受時代環境的影響，總有他的人格融化在裡頭。
法國法朗士（Anatolefrance）說，“文學作品，嚴格地說，都是作家的自傳。
……“就是這個意思了。
以上是西洋人的議論，中國古來雖沒有這種議論，但是我們看中國文學，也拿這四項做根據。
第一，中國文學，都表示中國人的性情：不喜現實，談玄，凡事折中。
中國的小說，無論好的壞的，末後必有個大團圓：這是不走極端的證據。
關于人種一條，可以說沒有違背。
第二，環境更當然。
中國文學的環境，自然都是中國的家庭社會。
第三，時代的關系在中國似乎不很分明。
但仔細看，也有的。
講舊文學的人說：同是賦，兩漢的與魏晉的不同；同是詩，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
李義山的無論那一首詩，必不能放在初唐四傑的詩中。
他們的詩，同是幾個字綴成，同講格律，隻因時代不同，作品就迥然兩樣。
《世說新語》的文字，在句法與文氣上都與他書不同，《宋人語錄》亦如此，與《水浒》不同，與《宣和遺事》又不同。
這都可以說因為時代空豈不同。
非但思想不同，文氣、格律也有不同。
可見時代的影響，也很厲害。
至于人格，真的作家，不是欺世盜名的，也有他們的人格在作品裡。
所以文學與人生的四項關系，在中國也不是例外了。
文學與人生簡單的說明不過如此。
從這裡，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凡要研究文學，至少要有人種學的常識，至少要懂得這種文學作品産生時的環境，至少要了解這種文學作品産生時代的時代精神，并且要懂這種文學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