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無産階級藝術
關燈
小
中
大
（一）從文學發展的史迹上看來，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是由全民衆的而漸漸縮小至于特殊階級的。
中古時代的韻文的與散文的“羅曼司”必用帝王貴人為題材，便是一個顯明的例。
其後所謂“小說”（Novel）者出世，李卻特生（Richardson）、菲爾定（Fielding）等人始以平凡的人物，瑣屑的日常生活，作為題材；但是專寫無産階級——所謂“下級社會”的生活的文學，卻還是沒有。
十九世紀初，英國小說家愛甘（Egan）作一部專寫下級社會生活的小說《倫敦的人生》（LifeinLondon）可算是最早的描寫下級社會的文學；然而這部書在當時的文壇上，占的地位，是小到不堪言。
以描寫華貴生活為中心點的浪漫派文學，那時正蓬蓬勃勃的興盛起來，一般民衆的平凡生活是被迫斥的。
十九世紀後半，因着自然主義的興起，無産階級生活乃始成為多數作者汲取題材的泉源。
自然主義的創始者，法國的左拉（Zola），作了一巨冊的《勞動者》，分明就是無産階級生活描寫的“聖書”。
可是此時尚沒有人将這種顯然異于往者的文藝題一個名——一個便于号召的口号。
據我所知，那是法國的批評家羅曼羅蘭（R.Rolland）首先題了一個名字叫做“民衆藝術”。
他批評法國畫家彌愛（Millet）的田家風物的作品，就說這是民衆藝術——藝術上的新運動。
然而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後半，描寫無産階級生活的真正傑作——就是能夠表現無産階級的靈魂，确是無産階級自己的喊聲的，究竟并不多見。
最值得我們稱贊的，大概隻有俄國的小說家高爾基（Gorky）罷。
這位小說家，這位曾在伏爾加河輪船上做過侍役，曾在各處做過苦工的小說家，是第一個把無産階級所受的痛苦真切地寫出來，第一個把無産階級靈魂的偉大無僞飾無誇張地表現出來，第一個把無産階級所負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來給全世界人看！我們仔細地無誤會地考察過高爾基的作品之後，總該覺得象高爾基那樣的無産階級生活描寫的文學，其理論，其目的，都有些不同于羅蘭所呼号的“民衆藝術”。
原來羅曼羅蘭的民衆藝術，究其極不過是有産階級知識界的一種烏托邦思想而已。
他空洞的說“為民衆的，是民衆的”，才是民衆藝術，豈不是剛和民治主義者所欣欣樂道的forthepeopleofthepeople，的政治為同一徒有美名麼？在我們這世界裡，“全民衆”将成為一個怎樣可笑的名詞？我們看見的是此一階級和彼一階級，何嘗有不分階級的全民衆？我們如果承認過去及現在的世界是由所謂資産階級支配統治的，我們如果沒有方法否認過去及現在的文化是資産階級獨尊的社會裡的孵化器，是為了擁護他們治者階級的利益而産生的，我們如果也承認那一向被捧着而認為尊嚴神聖自由獨立的藝術，實際上也不過是治者階級保持其權威的一種工具，那麼，我們該也想到所謂藝術上的新運動——如羅曼羅蘭所稱道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性質了！我們不能不說“民衆藝術”這個名詞是欠妥的，是不明了的，是烏托邦式的。
我們要為高爾基一派的文藝起一個名兒，我們要明白指出這一派文藝的特性，傾向，乃至迫使命，我們便不能不抛棄了溫和性的“民衆藝術”這名兒，而換了一個頭角峥嵘，須眉畢露的名兒，——這便是所謂“無産階級藝術”。
無産階級藝術這個名詞正式引起世界文壇的注意，簡直是最近最近的事！如上所述，本世紀初，高爾基的作品風行全世界時，批評家還不曾提起這個名兒。
七年前俄國的社會革命成功，無産階級由被治者地位，一變而為治者，于是一向被視作愚昧無識污賤的無産階級突然發展了潛伏的偉大的創造力，對于人類文化克盡其新貢獻。
俄國的無産階級在政治上的創造，已經到了怎樣完美的地步，有成立七年的蘇聯與人以共見；至于他們在藝術上的創造，則因革命後最初三四年的内亂外患以及物質上的缺乏，使他們的力量不能專注，故而還沒有充分的表現。
然即使如此，我們已可舉出一打左右的作家。
在詩歌方面，有特米揚。
勃特尼（DemjanBednij）的《大路》、《火焰中間》、《蘇維埃哨兵》等作品；有亞曆山大。
勃梭曼斯基（AlexanderBesujmensky）的《彼得司摩洛丁》、《小帽》、《小鎮集》、《青年共産黨生活》、《雪鞋》、《列甯日》、《黨證第二二四三三二号》、《青年的列甯戰士》、《春之先引曲》等；有伊凡。
道列甯（IvanDorinin）的《汽機犁的機手》、《田野對于春之愛戀》等；有亞曆山大。
削洛烏（AlexanderScharow）的《約伯先生》、《酣眠》、《乞福尼之歌》、《漂浮的冰塊》、《我們看好我們的國》等。
在小說方面，有綏拉菲摩維支（A.Serafimovitch）的《鐵流》（講庫班區及黑海沿岸内亂時一群平民帶了小孩子和女人偷過反革命的叛軍的防地而投奔紅軍的事）；有勃萊蘇夫斯基（F.Beresovskij）的《母親》（講科爾卻克占據西伯利亞時一個女工人——就是那母親——炸毀白黨的一列軍火車的事）、《在空曠的草原中》（講叙利息亞的内亂）、《共産社》、《紅十月》等等；有李勃定斯基（J.Libedinskij）的《一周間》（亦描寫反革命的内亂）；有塔拉蘇夫。
魯疊哇諾夫（Tarassov－Rodionov－）的《呂南夫》（講西伯利亞的反革命内亂）；有柏拉托西根（M.Platoshkin）的《新生活》（講蘇聯的工人生活）；有富爾曼諾夫（D.Furmanov）的《恰巴耶夫》（言伏爾加區之内亂，描寫著名的紅軍大将起有特色）、《紅軍》等等；有尼克福洛夫（G.Nikiforov）的《兩個時代》、《小機師》（言一火車機師的幼子救一紅軍的火車免為白黨所炸）；有科洛蘇夫（M.Kollosov）的《十三》（言少年共産黨及青年工人的生活）、《斯坦茄司》（亦言少年共産黨的生活）；有伊凡諾夫（VsevolodIvanov）的《鐵甲列車》；有法捷耶夫（Fadejev）的《泛濫》（言共産黨第一次在農民中間和遠東得了同情的勝利）；有薩罘列那（L.Seifulina）的《破壞法律者
中古時代的韻文的與散文的“羅曼司”必用帝王貴人為題材，便是一個顯明的例。
其後所謂“小說”（Novel）者出世，李卻特生（Richardson）、菲爾定（Fielding）等人始以平凡的人物，瑣屑的日常生活，作為題材；但是專寫無産階級——所謂“下級社會”的生活的文學，卻還是沒有。
十九世紀初，英國小說家愛甘（Egan）作一部專寫下級社會生活的小說《倫敦的人生》（LifeinLondon）可算是最早的描寫下級社會的文學；然而這部書在當時的文壇上，占的地位，是小到不堪言。
以描寫華貴生活為中心點的浪漫派文學，那時正蓬蓬勃勃的興盛起來，一般民衆的平凡生活是被迫斥的。
十九世紀後半，因着自然主義的興起，無産階級生活乃始成為多數作者汲取題材的泉源。
自然主義的創始者，法國的左拉（Zola），作了一巨冊的《勞動者》，分明就是無産階級生活描寫的“聖書”。
可是此時尚沒有人将這種顯然異于往者的文藝題一個名——一個便于号召的口号。
據我所知，那是法國的批評家羅曼羅蘭（R.Rolland）首先題了一個名字叫做“民衆藝術”。
他批評法國畫家彌愛（Millet）的田家風物的作品，就說這是民衆藝術——藝術上的新運動。
然而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後半，描寫無産階級生活的真正傑作——就是能夠表現無産階級的靈魂，确是無産階級自己的喊聲的，究竟并不多見。
最值得我們稱贊的，大概隻有俄國的小說家高爾基（Gorky）罷。
這位小說家，這位曾在伏爾加河輪船上做過侍役，曾在各處做過苦工的小說家，是第一個把無産階級所受的痛苦真切地寫出來，第一個把無産階級靈魂的偉大無僞飾無誇張地表現出來，第一個把無産階級所負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來給全世界人看！我們仔細地無誤會地考察過高爾基的作品之後，總該覺得象高爾基那樣的無産階級生活描寫的文學，其理論，其目的，都有些不同于羅蘭所呼号的“民衆藝術”。
原來羅曼羅蘭的民衆藝術，究其極不過是有産階級知識界的一種烏托邦思想而已。
他空洞的說“為民衆的，是民衆的”，才是民衆藝術，豈不是剛和民治主義者所欣欣樂道的forthepeopleofthepeople，的政治為同一徒有美名麼？在我們這世界裡，“全民衆”将成為一個怎樣可笑的名詞？我們看見的是此一階級和彼一階級，何嘗有不分階級的全民衆？我們如果承認過去及現在的世界是由所謂資産階級支配統治的，我們如果沒有方法否認過去及現在的文化是資産階級獨尊的社會裡的孵化器，是為了擁護他們治者階級的利益而産生的，我們如果也承認那一向被捧着而認為尊嚴神聖自由獨立的藝術，實際上也不過是治者階級保持其權威的一種工具，那麼，我們該也想到所謂藝術上的新運動——如羅曼羅蘭所稱道的，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性質了！我們不能不說“民衆藝術”這個名詞是欠妥的，是不明了的，是烏托邦式的。
我們要為高爾基一派的文藝起一個名兒，我們要明白指出這一派文藝的特性，傾向，乃至迫使命，我們便不能不抛棄了溫和性的“民衆藝術”這名兒，而換了一個頭角峥嵘，須眉畢露的名兒，——這便是所謂“無産階級藝術”。
無産階級藝術這個名詞正式引起世界文壇的注意，簡直是最近最近的事！如上所述，本世紀初，高爾基的作品風行全世界時，批評家還不曾提起這個名兒。
七年前俄國的社會革命成功，無産階級由被治者地位，一變而為治者，于是一向被視作愚昧無識污賤的無産階級突然發展了潛伏的偉大的創造力，對于人類文化克盡其新貢獻。
俄國的無産階級在政治上的創造，已經到了怎樣完美的地步，有成立七年的蘇聯與人以共見；至于他們在藝術上的創造，則因革命後最初三四年的内亂外患以及物質上的缺乏，使他們的力量不能專注，故而還沒有充分的表現。
然即使如此，我們已可舉出一打左右的作家。
在詩歌方面，有特米揚。
勃特尼（DemjanBednij）的《大路》、《火焰中間》、《蘇維埃哨兵》等作品；有亞曆山大。
勃梭曼斯基（AlexanderBesujmensky）的《彼得司摩洛丁》、《小帽》、《小鎮集》、《青年共産黨生活》、《雪鞋》、《列甯日》、《黨證第二二四三三二号》、《青年的列甯戰士》、《春之先引曲》等；有伊凡。
道列甯（IvanDorinin）的《汽機犁的機手》、《田野對于春之愛戀》等；有亞曆山大。
削洛烏（AlexanderScharow）的《約伯先生》、《酣眠》、《乞福尼之歌》、《漂浮的冰塊》、《我們看好我們的國》等。
在小說方面，有綏拉菲摩維支（A.Serafimovitch）的《鐵流》（講庫班區及黑海沿岸内亂時一群平民帶了小孩子和女人偷過反革命的叛軍的防地而投奔紅軍的事）；有勃萊蘇夫斯基（F.Beresovskij）的《母親》（講科爾卻克占據西伯利亞時一個女工人——就是那母親——炸毀白黨的一列軍火車的事）、《在空曠的草原中》（講叙利息亞的内亂）、《共産社》、《紅十月》等等；有李勃定斯基（J.Libedinskij）的《一周間》（亦描寫反革命的内亂）；有塔拉蘇夫。
魯疊哇諾夫（Tarassov－Rodionov－）的《呂南夫》（講西伯利亞的反革命内亂）；有柏拉托西根（M.Platoshkin）的《新生活》（講蘇聯的工人生活）；有富爾曼諾夫（D.Furmanov）的《恰巴耶夫》（言伏爾加區之内亂，描寫著名的紅軍大将起有特色）、《紅軍》等等；有尼克福洛夫（G.Nikiforov）的《兩個時代》、《小機師》（言一火車機師的幼子救一紅軍的火車免為白黨所炸）；有科洛蘇夫（M.Kollosov）的《十三》（言少年共産黨及青年工人的生活）、《斯坦茄司》（亦言少年共産黨的生活）；有伊凡諾夫（VsevolodIvanov）的《鐵甲列車》；有法捷耶夫（Fadejev）的《泛濫》（言共産黨第一次在農民中間和遠東得了同情的勝利）；有薩罘列那（L.Seifulina）的《破壞法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