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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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祿山的掌握軍權及其實力的成長
從北朝以來，直到隋唐，“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洛陽伽藍記》卷三）。
而在中亞細亞的康國（今蘇聯烏孜别克共和國之撒馬爾罕）的居民，在西域諸國之中更特别以善于經營商賈之業而著聞于世。
凡有可以經商之地，他們是“無遠弗屆”的。
故中國北部以及北部邊塞外諸部族境區之内，康國商人均為數甚多。
康國商賈東來，沿途各有居停之地，從唐代初年以來，中國沿邊以及内地城鎮之成為彼輩聚居之地者，據今所知，極西則有高昌，河西則為沙州（敦煌），關中則為長安，關東則為洛陽，東北則為柳城。
這般人往來于各地各族之間，到處為家，建宅置産，娶妻生子。
安祿山就是居住在柳城的康國商人的兒子，他的母親則是一個突厥的女巫。
父胡母突厥，故也被稱為“雜胡”。
因為是“雜胡”，又因柳城是胡商聚居之地，故安祿山在其年輕時候即通六蕃語，與同鄉史思明同為互市牙郎，後來又同被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用為捉生将。
因其熟知山林水泉形勢，曾以五騎擒獲契丹數十人，得到張守珪的賞識，“每益以兵，擒賊必倍。
後為守珪偏将，所向無不摧靡”（《安祿山事迹》），遂屢被升擢，由衙前讨擊使而至平盧将軍。
到742年（天寶元年），安祿山便已被唐廷用為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了。
唐帝國東北邊境之外的奚和契丹兩族，“遞為表裡，号曰兩蕃”，在武則天當朝時，奚和契丹竟曾攻入長城，劫掠幽州和冀州之境，且不止一次地打敗過唐朝的軍隊。
在唐玄宗即位以後，唐政府為求能制馭兩蕃，便不在河北地方設置軍府，以期将河北地方的壯勇的丁夫，集中使用在“以備兩蕃”的工作上(1)。
另外則對于奚和契丹也都采用和親政策以示羁縻，然而奚和契丹對唐的态度卻仍是叛服不常。
唐政府其時正傾其全力于西北邊境上以對付吐蕃，分不出太多的力量來顧及東北方面，于是唐玄宗便想把東北方面的軍事責任完全委托給曾經在這方面屢立戰功的安祿山，即像玄宗自己所說的：“東北二虜藉其鎮遏。
”因此，安祿山予取予求，遂無不如願以償。
在他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之後，幾乎每一年都要進官加職。
到751年，安祿山不但以一身而兼任平盧、範陽和河東三鎮的節度使，且還兼任河北道的采訪處置使，且已受封為東平郡王，開唐代将帥封王之先例。
于是而不但西自忻代，東至平營，這一廣大地區的軍民财賦刑法等大權全都入于安祿山的掌握，而且，如杜甫的詩中所說，“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後出塞》），“吳門轉粟帛，泛海淩蓬萊”，“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昔遊詩》）。
由于從武則天當權以來，唐帝國統治集團中人已大都是一些進士出身的人物，“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的人才已經絕少，故在各邊鎮上的軍事統領之權便逐漸轉入于一般文化程度極低的武人手中，特别是一般武勇善戰的蕃将手中。
例如在西北邊防上較能建立一些軍功的是突騎施人哥舒翰和高麗人高仙芝等，在東北則也是于漢人為統帥而不能抵禦契丹的侵掠之後，安祿山卻能屢立戰功。
因而唐帝國在北邊國防線上的軍政大權便很自然地轉移到這般蕃将的掌握之中了。
舊史多以為從開元以來，郭元振、張嘉貞、蕭嵩、張說等人皆以在外立了軍功而得以入政府掌政柄，李林甫為相之後，欲杜絕這種出将入相的舊例以固己之位，遂向玄宗建議說：“以陛下之雄才，國家之富強，而蕃未滅者，由文吏為将而怯懦不勝武也。
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内，即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
蕃将小養馬上，長習陣敵，此天性也。
陛下撫而将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
”（《安祿山事迹》）玄宗以為然，諸道節度遂多改用胡人。
李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為宰相的可能，然竟以此而造成安祿山颠覆天下的亂階，皆李林甫專寵固位之術使然。
&mdash&mdash從前面所述安祿山掌握兵權的經過來看，可以知道，那全是由于種種客觀條件所造成的一件事實，李林甫的主張倚重蕃将也隻是在這種種客觀條件下産生出來的一種意見，其自私之念在這裡所起的作用卻是并不太大的。
753年（天寶十二年），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為回纥攻破，安祿山誘其部衆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次年又以“内外閑廄都使”而兼知樓
而在中亞細亞的康國（今蘇聯烏孜别克共和國之撒馬爾罕）的居民，在西域諸國之中更特别以善于經營商賈之業而著聞于世。
凡有可以經商之地，他們是“無遠弗屆”的。
故中國北部以及北部邊塞外諸部族境區之内，康國商人均為數甚多。
康國商賈東來，沿途各有居停之地，從唐代初年以來，中國沿邊以及内地城鎮之成為彼輩聚居之地者，據今所知，極西則有高昌，河西則為沙州（敦煌），關中則為長安，關東則為洛陽，東北則為柳城。
這般人往來于各地各族之間，到處為家，建宅置産，娶妻生子。
安祿山就是居住在柳城的康國商人的兒子，他的母親則是一個突厥的女巫。
父胡母突厥，故也被稱為“雜胡”。
因為是“雜胡”，又因柳城是胡商聚居之地，故安祿山在其年輕時候即通六蕃語，與同鄉史思明同為互市牙郎，後來又同被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用為捉生将。
因其熟知山林水泉形勢，曾以五騎擒獲契丹數十人，得到張守珪的賞識，“每益以兵，擒賊必倍。
後為守珪偏将，所向無不摧靡”（《安祿山事迹》），遂屢被升擢，由衙前讨擊使而至平盧将軍。
到742年（天寶元年），安祿山便已被唐廷用為平盧節度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了。
唐帝國東北邊境之外的奚和契丹兩族，“遞為表裡，号曰兩蕃”，在武則天當朝時，奚和契丹竟曾攻入長城，劫掠幽州和冀州之境，且不止一次地打敗過唐朝的軍隊。
在唐玄宗即位以後，唐政府為求能制馭兩蕃，便不在河北地方設置軍府，以期将河北地方的壯勇的丁夫，集中使用在“以備兩蕃”的工作上(1)。
另外則對于奚和契丹也都采用和親政策以示羁縻，然而奚和契丹對唐的态度卻仍是叛服不常。
唐政府其時正傾其全力于西北邊境上以對付吐蕃，分不出太多的力量來顧及東北方面，于是唐玄宗便想把東北方面的軍事責任完全委托給曾經在這方面屢立戰功的安祿山，即像玄宗自己所說的：“東北二虜藉其鎮遏。
”因此，安祿山予取予求，遂無不如願以償。
在他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之後，幾乎每一年都要進官加職。
到751年，安祿山不但以一身而兼任平盧、範陽和河東三鎮的節度使，且還兼任河北道的采訪處置使，且已受封為東平郡王，開唐代将帥封王之先例。
于是而不但西自忻代，東至平營，這一廣大地區的軍民财賦刑法等大權全都入于安祿山的掌握，而且，如杜甫的詩中所說，“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後出塞》），“吳門轉粟帛，泛海淩蓬萊”，“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昔遊詩》）。
由于從武則天當權以來，唐帝國統治集團中人已大都是一些進士出身的人物，“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的人才已經絕少，故在各邊鎮上的軍事統領之權便逐漸轉入于一般文化程度極低的武人手中，特别是一般武勇善戰的蕃将手中。
例如在西北邊防上較能建立一些軍功的是突騎施人哥舒翰和高麗人高仙芝等，在東北則也是于漢人為統帥而不能抵禦契丹的侵掠之後，安祿山卻能屢立戰功。
因而唐帝國在北邊國防線上的軍政大權便很自然地轉移到這般蕃将的掌握之中了。
舊史多以為從開元以來，郭元振、張嘉貞、蕭嵩、張說等人皆以在外立了軍功而得以入政府掌政柄，李林甫為相之後，欲杜絕這種出将入相的舊例以固己之位，遂向玄宗建議說：“以陛下之雄才，國家之富強，而蕃未滅者，由文吏為将而怯懦不勝武也。
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内，即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
蕃将小養馬上，長習陣敵，此天性也。
陛下撫而将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
”（《安祿山事迹》）玄宗以為然，諸道節度遂多改用胡人。
李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為宰相的可能，然竟以此而造成安祿山颠覆天下的亂階，皆李林甫專寵固位之術使然。
&mdash&mdash從前面所述安祿山掌握兵權的經過來看，可以知道，那全是由于種種客觀條件所造成的一件事實，李林甫的主張倚重蕃将也隻是在這種種客觀條件下産生出來的一種意見，其自私之念在這裡所起的作用卻是并不太大的。
753年（天寶十二年），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為回纥攻破，安祿山誘其部衆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次年又以“内外閑廄都使”而兼知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