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唐中葉後社會經濟的下降和政府的挽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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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國家獲大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自言&lsquo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谒，馬上以鞭算&rsquo”。
由于有了這種類似情報網的組織，故其屬官雖居數千裡外，奉教令如在目前。
雖寝興宴語亦無敢欺绐。
四方動靜，劉晏莫不先知。
（以上皆據兩《唐書·劉晏傳》及《通鑒》卷二二六） 4．及民的實效 劉晏認識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财以愛民為先”，目的即在培養稅源。
當劉晏在六十年代之初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到七十年代之末劉晏将要下台時，天下戶口已三百餘萬。
“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
故《新唐書·劉晏傳贊》說他能“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唐中偾而振，晏有勞焉”。
三、兩稅法的确立 1．租庸調法和戶稅之難以續行 唐初所行的租庸調的制度是計“丁”征取的，其戶稅則是計“戶”征取的，但在兼并之弊已經發展之後，人口的流移既極多，土地的買賣使得戶等的高下也在不斷變動之中，而從唐玄宗在他的後半期起，“團貌”和“定籍”的工作多已不能照例舉辦，戶部和州縣隻按照舊來的帳冊去征斂，名實之間當然要發生極其紊亂的現象，使唐政府的稅收數字大受影響。
特别是安史之亂既已爆發之後，丁口和田産的流移轉換更都特别厲害，而政府更難于按期核實。
例如： 760年（肅宗上元元年）戶一九三三一七四 口一六九九〇三八六 764年（代宗廣德二年）戶二九九三一二五 口一六九二〇三八六 就760年的戶與口的數字看，每戶平均有八口半；把前後兩年的戶口數字作一比較，則後一年的戶數已較前增加了一百萬以上，而口數則還與前一年的數字相同。
這都是極不合理因而無法解說的。
但從這兩種不合理的情況中卻可以看出兩樁事實：前一年的戶數之所以少到不合理的程度，正反映了其時人民盡量逃避戶稅的事實；後一年丁口數目之所以不與戶數成一定比例的增加，又正反映出其時人民盡量逃避以丁為對象的租庸調的負擔。
由于唐政府對于“土戶”和“客戶”的征稅标準大不相同，故其時的民戶逃避租稅役的另一種辦法便是遷徙到“比縣旁州”去作“客戶”，豪紳仕宦人家更多以“寄住戶”或“寄莊戶”的名義而去享受輕稅的待遇。
在776年此等浮寄戶乃至達到全部民戶的五分之二。
2．唐政府對農業稅收制度試行改變 這樣的一些事實既使得唐政府感到農業稅源之日益枯竭，其統治集團遂也逐漸體認到對農業稅的征稅制度有改革的必要。
故在代宗時候，李栖筠去作浙西觀察使，看到當地豪姓多移徙到京兆、河南以“規脫徭科”，遂上章奏請“量産為賦，以杜奸謀”《新唐書·李栖筠傳》。
唐政府自764年（代宗廣德二年）以來即有以墾種地畝多少為标準而征收的“青苗錢”和“地頭錢”，最初每畝十五文，後增至三十五文，用以充百官課料，及至769年（代宗大曆四年），又有了以墾種地畝為對象而征取的“夏稅”和“秋稅”，夏秋兩稅，都是依土地好壞而分為二等的（夏稅上田每畝六升，下田四升；秋稅上田五升，下田三升）。
其在外郡，則舒州刺史獨孤及也曾在七十年代當中在舒州“算口征賦，以代他征”，藉以糾正賦稅負擔過分不平均的現象。
這可見，對于稅制有改革之必要，這在當時的當政人員全已感覺到而且已在開始試行了。
3．兩稅法的确立 到779年，德宗即位，用楊炎為宰相，楊炎總結了前此數年内試行按畝收稅的一些辦法，向德宗強調提出改革收稅制度的必要，并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其所提出的具體辦法是： 一、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
二、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三、不居處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幸。
四、居人之稅，夏秋兩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俗有不便者正（《舊唐書·食貨志》作三）之。
五、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
六、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779）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 到780年，唐政府便把楊炎的這項建議作成正式的法條而明令公布了。
4．對于兩稅法的評價 一、兩稅法既是依資産多少而規定民戶應納稅賦的數目，這與“以人丁為本”而征取的租庸調法相較，是合理得多的。
二、兩稅法的一般規定，是向民戶征取貨币，而不是征取實物，如在貨币流通額足供社會使用的情況下，較之繳納實物是也更為方便一些的。
三、依照兩稅法的規定，在此法施行之後，前此所有加在民戶身上的租庸雜徭，從此一律免除。
這也就是說，兩稅法是把前此各種各樣的租賦稅捐項目全已包括在内了。
這種把稅收項目和稅收手續簡化的辦法，對于納稅民戶說來，也是較好較便的。
自言&lsquo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谒，馬上以鞭算&rsquo”。
由于有了這種類似情報網的組織，故其屬官雖居數千裡外，奉教令如在目前。
雖寝興宴語亦無敢欺绐。
四方動靜，劉晏莫不先知。
（以上皆據兩《唐書·劉晏傳》及《通鑒》卷二二六） 4．及民的實效 劉晏認識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财以愛民為先”，目的即在培養稅源。
當劉晏在六十年代之初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到七十年代之末劉晏将要下台時，天下戶口已三百餘萬。
“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
故《新唐書·劉晏傳贊》說他能“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唐中偾而振，晏有勞焉”。
三、兩稅法的确立 1．租庸調法和戶稅之難以續行 唐初所行的租庸調的制度是計“丁”征取的，其戶稅則是計“戶”征取的，但在兼并之弊已經發展之後，人口的流移既極多，土地的買賣使得戶等的高下也在不斷變動之中，而從唐玄宗在他的後半期起，“團貌”和“定籍”的工作多已不能照例舉辦，戶部和州縣隻按照舊來的帳冊去征斂，名實之間當然要發生極其紊亂的現象，使唐政府的稅收數字大受影響。
特别是安史之亂既已爆發之後，丁口和田産的流移轉換更都特别厲害，而政府更難于按期核實。
例如： 760年（肅宗上元元年）戶一九三三一七四 口一六九九〇三八六 764年（代宗廣德二年）戶二九九三一二五 口一六九二〇三八六 就760年的戶與口的數字看，每戶平均有八口半；把前後兩年的戶口數字作一比較，則後一年的戶數已較前增加了一百萬以上，而口數則還與前一年的數字相同。
這都是極不合理因而無法解說的。
但從這兩種不合理的情況中卻可以看出兩樁事實：前一年的戶數之所以少到不合理的程度，正反映了其時人民盡量逃避戶稅的事實；後一年丁口數目之所以不與戶數成一定比例的增加，又正反映出其時人民盡量逃避以丁為對象的租庸調的負擔。
由于唐政府對于“土戶”和“客戶”的征稅标準大不相同，故其時的民戶逃避租稅役的另一種辦法便是遷徙到“比縣旁州”去作“客戶”，豪紳仕宦人家更多以“寄住戶”或“寄莊戶”的名義而去享受輕稅的待遇。
在776年此等浮寄戶乃至達到全部民戶的五分之二。
2．唐政府對農業稅收制度試行改變 這樣的一些事實既使得唐政府感到農業稅源之日益枯竭，其統治集團遂也逐漸體認到對農業稅的征稅制度有改革的必要。
故在代宗時候，李栖筠去作浙西觀察使，看到當地豪姓多移徙到京兆、河南以“規脫徭科”，遂上章奏請“量産為賦，以杜奸謀”《新唐書·李栖筠傳》。
唐政府自764年（代宗廣德二年）以來即有以墾種地畝多少為标準而征收的“青苗錢”和“地頭錢”，最初每畝十五文，後增至三十五文，用以充百官課料，及至769年（代宗大曆四年），又有了以墾種地畝為對象而征取的“夏稅”和“秋稅”，夏秋兩稅，都是依土地好壞而分為二等的（夏稅上田每畝六升，下田四升；秋稅上田五升，下田三升）。
其在外郡，則舒州刺史獨孤及也曾在七十年代當中在舒州“算口征賦，以代他征”，藉以糾正賦稅負擔過分不平均的現象。
這可見，對于稅制有改革之必要，這在當時的當政人員全已感覺到而且已在開始試行了。
3．兩稅法的确立 到779年，德宗即位，用楊炎為宰相，楊炎總結了前此數年内試行按畝收稅的一些辦法，向德宗強調提出改革收稅制度的必要，并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其所提出的具體辦法是： 一、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
二、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三、不居處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幸。
四、居人之稅，夏秋兩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俗有不便者正（《舊唐書·食貨志》作三）之。
五、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
六、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779）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
（《唐會要》卷八三《租稅上》） 到780年，唐政府便把楊炎的這項建議作成正式的法條而明令公布了。
4．對于兩稅法的評價 一、兩稅法既是依資産多少而規定民戶應納稅賦的數目，這與“以人丁為本”而征取的租庸調法相較，是合理得多的。
二、兩稅法的一般規定，是向民戶征取貨币，而不是征取實物，如在貨币流通額足供社會使用的情況下，較之繳納實物是也更為方便一些的。
三、依照兩稅法的規定，在此法施行之後，前此所有加在民戶身上的租庸雜徭，從此一律免除。
這也就是說，兩稅法是把前此各種各樣的租賦稅捐項目全已包括在内了。
這種把稅收項目和稅收手續簡化的辦法，對于納稅民戶說來，也是較好較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