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大唐帝國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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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封建時代中是比較輕的。
事實既然并不如此，既然凡是登在唐政府的戶口帳上的丁夫，不論其曾否從政府分受到土地，也不論其所有土地的多少，每一年都須按照政府規定的數量繳納，則對于一般隻有少量土地的人民來說，租庸調的定額實在還是一種極重的剝削。
雖是如此，隻要唐政府自身能夠遵守它所宣布的這些規定，不在額定的剝削數量之外再向民戶增加一些橫征暴斂，則租庸調的數額對一般隻有少量土地的農民雖是一種過重的負擔，而對于富裕農民和中小地主說來，則還都是在他們所能夠負荷的限度以内的。
唐政府在其最初的五六十年内，一般說來是并沒有破壞它自己所定的制度的。
唐初政府對于徭役，确實是在極力要使之輕簡，且多采用“和雇”辦法募集民夫從役，則知對于人民無償勞動的榨取，在唐初也還是能遵守其所定的限制的。
因而唐政府定的租庸調制度，和唐初政府不破壞它自己的這種立法的作風，是符合了當時的一般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的利益的。
4．戶稅和地稅 在租庸調之外，唐政府還向人民征取戶稅和地稅兩種。
623年，唐政府下令把“天下戶量其資産定為三等”，到626年，又認為“戶定三等，未盡升降”，遂改分為九等。
第九等戶每年向政府納稅二百二十二文，八等戶四百五十二文（此均為《通典》所載唐玄宗時戶稅之數，唐初戶稅定額不見記載，想或與此不甚相遠）。
供軍國傳驿郵遞和地方官吏的薪俸等項支用。
《唐六典》卷三十：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hellip&hellip所管之戶，量其資産，類其強弱，定為九等。
其戶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
若五九（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三疾（謂殘疾、廢疾、笃疾）及中丁多少，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
地稅是依照每戶人家實際所有的土地頃畝之數而抽取的。
這是從隋代征收社倉米粟的辦法沿襲來的。
社倉本為準備救濟各地災荒之用的，隋炀帝時卻變作政府的一項固定稅收，唐政府在627年遂也規定“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粟麥粳稻各依地土所産。
名義上雖也說是“貯之州縣，以備兇年”，但從武則天當國時起，一遇公私困迫，便挪用此項積貯，此後的地稅遂亦變為政府的一項正式稅收。
故《通典》中記載唐玄宗時代的各項租賦，“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全不列入，而地稅一項卻是列舉在内的。
三、唐帝國的擴張 1．擊破北突厥 突厥在隋代分裂為東西二部之後，其東部（即北突厥）雖因實力的衰弱而暫時就範于隋，作了隋的屬國。
但到隋代末年，突厥始畢可汗的部衆已漸強盛，其對待隋朝的态度也大有改變。
到615年秋天，隋炀帝出巡塞北時候，始畢可汗竟率領了幾十萬人馬圍隋炀帝及兵民十五萬口于雁門，雁門附近的四十一城，除雁門與崞縣兩城之外，其他三十九城全被突厥兵馬攻占。
其後雖因義成公主诳誘始畢可汗使其解圍而去，然而突厥的力量卻又從此壯大起來了。
這時中原正陷入極端混亂的局勢當中，突厥乃得以乘機對其鄰近各部族加強其控制，而中國北部人民為逃避徭役戰亂而逃往突厥區域内的為數也很不少。
于是東起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吐魯番），以及北邊的鐵勒、回鹘等又全部成為北突厥的屬部，其控弦之士達百餘萬。
舊史說在隋代之前曾經出現于中國北部塞外的落後種族，從來沒有能像這時北突厥這樣強盛的。
故隋末先後起事于北方各地的群雄，如窦建德、薛舉、劉武周、李淵等人，大都先與突厥取得聯系，希圖得到它的兵馬的助力。
李淵在太原準備起事之前，派遣劉文靜到突厥去求援，不但向突厥稱臣（《舊唐書·李靖傳》），而且李淵親自作書與之相約：“如能相助進入長安，則民衆土地歸于唐，财帛金寶歸突厥。
”其後突厥便派了兩千名騎兵相助，另外又送了一千匹馬給李淵。
619年，即唐政權正式建立的第二年，突厥與梁師都連兵入侵延州諸地。
從此以後，唐帝國的北邊，由幽州到隴州各地，幾乎無一年無一季不遭受到北突厥的侵襲（每次大都有梁師都、苑君璋、高開道等與之聯合）。
唐的首都長安也遂經常地居處在突厥軍事侵襲的威脅之下。
其間竟曾有人向李淵建議，要把長安燒掉，遷都樊、鄧以避突厥之禍。
626年秋間，李世民演出了玄武門之變，殺掉了建成、元吉，受李淵之禅而即帝位。
突厥認為唐室的内讧是一個可利用的大好機會，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直向長安進發，經泾州、武功而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從李世民所說的“突厥傾國而來，直抵郊甸”，以及長安宣布戒嚴一事看來，可以知道這次突厥的來勢之猛和唐政府處境之危險。
這時在長安的兵隻有幾萬人，李世民便故作鎮靜，輕裝簡從，親自到渭水上去和颉利談判，傾府庫中所貯積的财貨以賂突厥，突厥遂退。
突厥未能利用唐室内讧的機會，李世民卻要利用突厥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了。
從隋末以來，北突厥雖然非常強盛，北方和西北方的許多部族雖都在它的統屬之下，但作為一個國家來看，它卻仍然“隻是一些各有各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仍然隻是一個“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故其内部的矛盾是經常存在着的。
在颉利可汗作了北突厥的大可汗之後，更極不善于處理其各個屬部的事，在其統治區内，“兵革歲動，重斂諸部”，而又連年遭逢餓馑，民多凍餒，雜畜多死，其前此所統屬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落，并都相繼背叛了突厥。
東邊的奚、霫等部也多降唐。
這些事件加深了突
事實既然并不如此，既然凡是登在唐政府的戶口帳上的丁夫，不論其曾否從政府分受到土地，也不論其所有土地的多少，每一年都須按照政府規定的數量繳納，則對于一般隻有少量土地的人民來說，租庸調的定額實在還是一種極重的剝削。
雖是如此，隻要唐政府自身能夠遵守它所宣布的這些規定，不在額定的剝削數量之外再向民戶增加一些橫征暴斂，則租庸調的數額對一般隻有少量土地的農民雖是一種過重的負擔，而對于富裕農民和中小地主說來，則還都是在他們所能夠負荷的限度以内的。
唐政府在其最初的五六十年内，一般說來是并沒有破壞它自己所定的制度的。
唐初政府對于徭役，确實是在極力要使之輕簡，且多采用“和雇”辦法募集民夫從役，則知對于人民無償勞動的榨取，在唐初也還是能遵守其所定的限制的。
因而唐政府定的租庸調制度，和唐初政府不破壞它自己的這種立法的作風，是符合了當時的一般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的利益的。
4．戶稅和地稅 在租庸調之外，唐政府還向人民征取戶稅和地稅兩種。
623年，唐政府下令把“天下戶量其資産定為三等”，到626年，又認為“戶定三等，未盡升降”，遂改分為九等。
第九等戶每年向政府納稅二百二十二文，八等戶四百五十二文（此均為《通典》所載唐玄宗時戶稅之數，唐初戶稅定額不見記載，想或與此不甚相遠）。
供軍國傳驿郵遞和地方官吏的薪俸等項支用。
《唐六典》卷三十：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hellip&hellip所管之戶，量其資産，類其強弱，定為九等。
其戶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
若五九（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三疾（謂殘疾、廢疾、笃疾）及中丁多少，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
地稅是依照每戶人家實際所有的土地頃畝之數而抽取的。
這是從隋代征收社倉米粟的辦法沿襲來的。
社倉本為準備救濟各地災荒之用的，隋炀帝時卻變作政府的一項固定稅收，唐政府在627年遂也規定“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粟麥粳稻各依地土所産。
名義上雖也說是“貯之州縣，以備兇年”，但從武則天當國時起，一遇公私困迫，便挪用此項積貯，此後的地稅遂亦變為政府的一項正式稅收。
故《通典》中記載唐玄宗時代的各項租賦，“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全不列入，而地稅一項卻是列舉在内的。
三、唐帝國的擴張 1．擊破北突厥 突厥在隋代分裂為東西二部之後，其東部（即北突厥）雖因實力的衰弱而暫時就範于隋，作了隋的屬國。
但到隋代末年，突厥始畢可汗的部衆已漸強盛，其對待隋朝的态度也大有改變。
到615年秋天，隋炀帝出巡塞北時候，始畢可汗竟率領了幾十萬人馬圍隋炀帝及兵民十五萬口于雁門，雁門附近的四十一城，除雁門與崞縣兩城之外，其他三十九城全被突厥兵馬攻占。
其後雖因義成公主诳誘始畢可汗使其解圍而去，然而突厥的力量卻又從此壯大起來了。
這時中原正陷入極端混亂的局勢當中，突厥乃得以乘機對其鄰近各部族加強其控制，而中國北部人民為逃避徭役戰亂而逃往突厥區域内的為數也很不少。
于是東起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吐魯番），以及北邊的鐵勒、回鹘等又全部成為北突厥的屬部，其控弦之士達百餘萬。
舊史說在隋代之前曾經出現于中國北部塞外的落後種族，從來沒有能像這時北突厥這樣強盛的。
故隋末先後起事于北方各地的群雄，如窦建德、薛舉、劉武周、李淵等人，大都先與突厥取得聯系，希圖得到它的兵馬的助力。
李淵在太原準備起事之前，派遣劉文靜到突厥去求援，不但向突厥稱臣（《舊唐書·李靖傳》），而且李淵親自作書與之相約：“如能相助進入長安，則民衆土地歸于唐，财帛金寶歸突厥。
”其後突厥便派了兩千名騎兵相助，另外又送了一千匹馬給李淵。
619年，即唐政權正式建立的第二年，突厥與梁師都連兵入侵延州諸地。
從此以後，唐帝國的北邊，由幽州到隴州各地，幾乎無一年無一季不遭受到北突厥的侵襲（每次大都有梁師都、苑君璋、高開道等與之聯合）。
唐的首都長安也遂經常地居處在突厥軍事侵襲的威脅之下。
其間竟曾有人向李淵建議，要把長安燒掉，遷都樊、鄧以避突厥之禍。
626年秋間，李世民演出了玄武門之變，殺掉了建成、元吉，受李淵之禅而即帝位。
突厥認為唐室的内讧是一個可利用的大好機會，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直向長安進發，經泾州、武功而進至渭水便橋之北。
從李世民所說的“突厥傾國而來，直抵郊甸”，以及長安宣布戒嚴一事看來，可以知道這次突厥的來勢之猛和唐政府處境之危險。
這時在長安的兵隻有幾萬人，李世民便故作鎮靜，輕裝簡從，親自到渭水上去和颉利談判，傾府庫中所貯積的财貨以賂突厥，突厥遂退。
突厥未能利用唐室内讧的機會，李世民卻要利用突厥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了。
從隋末以來，北突厥雖然非常強盛，北方和西北方的許多部族雖都在它的統屬之下，但作為一個國家來看，它卻仍然“隻是一些各有各的語言和生活方式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體”，仍然隻是一個“不鞏固的軍事行政的聯合”，故其内部的矛盾是經常存在着的。
在颉利可汗作了北突厥的大可汗之後，更極不善于處理其各個屬部的事，在其統治區内，“兵革歲動，重斂諸部”，而又連年遭逢餓馑，民多凍餒，雜畜多死，其前此所統屬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落，并都相繼背叛了突厥。
東邊的奚、霫等部也多降唐。
這些事件加深了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