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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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謂其“規模廣大”，範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ㄧ盤”示兒，百物俱在，顧取者如何耳”。
惜乎先儒論注雖多，而或散見于各傳。
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注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開卷思睡也。
玑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蚤歲得有所聞于介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艹逐}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禀。
中間所引經傳，舊有注者，固不敢妄為之說。
其有非本文所當注而注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于考證也。
雖尚多郢書燕說之誤，而為高為下，則敢以此為措手之地雲。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
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
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 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
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臯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
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
“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彜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于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
至于東周而邪慝作矣。
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由生。
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
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
故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逾之矩也。
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
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于企及也。
“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
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
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遊謝之徒，且岐出以趨于浮屠之蹊徑。
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檠括學者于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訓诂。
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争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兇窮達之數，于此于彼未有定焉。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彜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于逐而不返之頑鄙。
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于無忌憚。
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于學！ “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
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畫，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遊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
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聖功也。
” 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學之興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着。
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辏于其門。
張子學攵學于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
而當時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為羽翼。
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颉颃，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着，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
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喜，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争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适有定。
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伥乎！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兇、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
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
自朱子慮學者之骛遠而忘迩，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為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
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洚水之岐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為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則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
養蒙以是為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陽王夫之論。
○朱熹西銘論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
然幹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蓋以幹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
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于為我之私。
此西銘之大指也。
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适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于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雲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雲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
”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
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
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
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
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
”此論分别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複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于此而已也。
幹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餘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
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诋诃。
餘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沈自彰張子二銘題辭 孔門之學，求仁而已。
仁者人也；學不識仁，終非真悟。
故孔子以民之于仁甚于水火，孟子于放心不求者哀之。
後世關洛，實得其宗。
而西銘數語，程門取取以教學者，雖其所指若不過君臣長幼貧富屋漏之近，然挹其規度，包三才之廣大，充其精蘊，體天人為一源。
學者所當默識而固有之也。
東銘嚴毅，一時并出，茲用提挈，以示學者，庶幾程門之遺意雲。
敬義齊主人沈自彰識。
惜乎先儒論注雖多，而或散見于各傳。
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注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開卷思睡也。
玑何人斯，乃敢竊議！顧自蚤歲得有所聞于介李先生及提學恭簡戴先生之門，茲又承{艹逐}楊先生之命，因與同志諸友會講成禀。
中間所引經傳，舊有注者，固不敢妄為之說。
其有非本文所當注而注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于考證也。
雖尚多郢書燕說之誤，而為高為下，則敢以此為措手之地雲。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序論 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
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
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
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
” 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
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臯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
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
“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彜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于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
至于東周而邪慝作矣。
故夫子贊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由生。
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
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
故夫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學’，所志者知命、耳順、不逾之矩也。
知其然者，志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
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于企及也。
“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
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志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
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于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遊謝之徒，且岐出以趨于浮屠之蹊徑。
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檠括學者于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訓诂。
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争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兇窮達之數，于此于彼未有定焉。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彜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于逐而不返之頑鄙。
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于無忌憚。
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于學！ “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
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畫，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遊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
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聖功也。
” 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學之興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着。
程子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辏于其門。
張子學攵學于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
而當時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為羽翼。
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颉颃，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着，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
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喜，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争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适有定。
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伥乎！ 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藏也，聖功之牖也，陰陽、動靜、幽明、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禮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兇、生死之數準焉，故夫子曰“彌綸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廣業者也。
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書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要歸也。
自朱子慮學者之骛遠而忘迩，測微而遺顯，其教門人也，以易為占筮之書而不使之學，蓋亦矯枉之過，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賈耽壬遁奇禽之小技。
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經研幾，精義存神，以綱維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嗚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張子之功，又豈非疏洚水之岐流，引萬派而歸墟，使斯人去昏墊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繩墨也，射者之彀率也，雖力之未逮，養之未熟，見為登天之難不可企及，而志于是則可至焉，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
養蒙以是為聖功之所自定，而邪說之淫蠱不足以亂之矣，故曰正蒙也。
衡陽王夫之論。
○朱熹西銘論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
然幹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蓋以幹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
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于為我之私。
此西銘之大指也。
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用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适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于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 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雲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雲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
”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
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
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
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
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
”此論分别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複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于此而已也。
幹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餘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
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诋诃。
餘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沈自彰張子二銘題辭 孔門之學，求仁而已。
仁者人也；學不識仁，終非真悟。
故孔子以民之于仁甚于水火，孟子于放心不求者哀之。
後世關洛，實得其宗。
而西銘數語，程門取取以教學者，雖其所指若不過君臣長幼貧富屋漏之近，然挹其規度，包三才之廣大，充其精蘊，體天人為一源。
學者所當默識而固有之也。
東銘嚴毅，一時并出，茲用提挈，以示學者，庶幾程門之遺意雲。
敬義齊主人沈自彰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