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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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的不足之處，但它仍含有某些正确的成分。
無疑，文德爾班&mdash李凱爾特學派與俄國社會學學派所表述的觀點具有某些共同之處。
本文闡述的方法論觀點，個别方面與李凱爾特學說有某種共同之處。
但是，我不能認為自己是李凱爾特的信徒。
李凱爾特也同其他許多現代方法論者一樣，看到了在曆史觀點和自然科學觀點之間，存在着極其深刻的根本區别，認為曆史學家注重的僅僅是個别的現象。
李凱爾特傾向于貶低自然科學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作用。
但是，在我看來，理論政治經濟學也屬于像自然科學那樣一類的科學。
我認為，在自然科學中，實際利益規定理論思想的方向，提出理論任務，并據以确定理論的内容。
依我看，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絕不是描述個别的現象，而是注重一般的東西，也就是說，按照李凱爾特的理解，它不是曆史科學，而是自然科學。
如果說在社會科學及其應用分科中，倫理學範疇獲得特殊的意義，那麼，這也僅僅是因為應用自然科學涉及極其有限的、一定的和公認的人類外部利益，而社會科學卻涉及人類個性的最高利益及其全部心理感受。
我認為，自然科學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中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在這個領域内，實際利益從屬于倫理學。
在我看來，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的精神并沒有什麼不一緻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者對純客觀的社會科學體系的企求，同他們的關于階級利益在科學認識領域内占主導地位的觀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按照他們的觀點，社會科學不能不反映階級的利益，但在這種情況下，它也就不可能成為純客觀的科學。
要調和這一矛盾，就得在問題涉及相互沖突和對立的階級利益的時候，用普遍适用的倫理标準來論證社會科學的目的論因素。
[35]在這個意義上，說應用政治經濟學是倫理科學，才是正确的。
迪策爾公正地指出，一般來說，隻有作為倫理學的奴仆，政治才能成為科學。
&ldquo離開倫理學提出的标準，政治就變為實現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種利益的藥方彙編。
&rdquo[36] 參考書目 一般方法論著作：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邏輯體系》（《穆勒名學》中譯本書名，嚴複譯。
&mdash&mdash譯者注），1900年，伊萬諾夫斯基編譯 齊格瓦爾特：《邏輯學》，第2卷，第2版，1893年。
馮特：《邏輯學》，第3卷，1893&mdash1895年。
П.Л.拉夫羅夫：《曆史性的書信》，第4版，1906年。
狄爾泰：《人文科學入門》，1883年。
齊美爾：《倫理學導論》，1892年；《曆史哲學問題》，1892年。
文德爾班：《史實與自然》，1894年；《序曲》，弗蘭克譯自德文，1904年。
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俄譯本，沃基譯，1903年；《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1903年；《曆史的哲學》，俄譯本，格森譯，1908年。
伯恩海姆：《曆史方法教程》，第3版，1904年。
專著： 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第2版，1875年（載于《經濟學家叢書》：《凱爾恩斯》，1897年）。
克尼斯：《從曆史方法觀點看政治經濟學》，第2版，1883年。
施穆勒：《論法律和國民經濟的一些基本問題》，1873年；《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研究》，1888年。
門格爾：《關于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俄譯本，1894年。
紮克斯：《國民經濟的本質和任務》，1884年。
菲利波維奇：《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和方法》，1886年。
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和方法》，1891年。
列維茨基：《國民經濟科學的任務和方法》，1892年。
奧爾任斯基：《關于經濟現象的理論》，1903年。
迪策爾：《論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關系》，1882年；《對國民經濟學方法論的貢獻》，載于《國民經濟年鑒》；《社會經濟學理論》，1895年。
格拉勃斯基：《關于國民經濟現象的認識論》，1900年。
施潘：《經濟和社會》，1907年。
施坦芬格爾：《關于國民經濟學的方法論》，1907年。
明斯特爾貝格：《價值哲學》，1908年。
Л.彼得拉日茨基：《法律和道德研究序言》。
瓦格納、施穆勒、菲利波維奇、丘普羅夫、伊薩耶夫、斯克沃爾佐夫、熱列茲諾夫的《普通教程》。
*** [1]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第36頁。
[2]每一個判斷都是以分類為前提的。
如果說作為自然科學認識事物第一步的描述的概念與第二步的分類不同，應當具有某種含義的話，那麼，這隻能把描述理解為借助于不是出自專門邏輯目的的概念來把現實現象簡化的分類。
見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第46頁。
[3]&ldquo沒有評價的因素，就不可能有描述，甚至是最科學的描述。
&rdquo見厄本：《定價，其性質和規律》，1909年，第7頁。
[4]A.A.丘普羅夫公正地指出：&ldquo李凱爾特隻把主觀的因素應用于人文科學（即曆史科學&mdash&mdash作者注）理論，其實，根據同樣的理由和幾乎在同等程度上，主觀因素實際上也決定着數理科學（即自然科學&mdash&mdash作者注）體系。
隻不過在這裡這種因素由于數理科學有些脫離實際生活的需要而不惹人注目罷了。
數理科學由于其發展不受實利主義觀點太大的直接影響，所以定出了重要性和利害關系的标準，以迎合為數極少的專家學者的心理，并且不顧及&lsquo大多數人&rsquo的評價，僞造了最高的科學客觀性。
這些标準實質上是建立在心理學而不是邏輯學的基礎之上的，這如同進行結算，要我們清點牛馬，而不是點數麻雀。
&rdquo見A.A.丘普羅夫：《統計學理論概要》，1909年，第50&mdash51頁。
[5]這一點與生物學中&ldquo自然&rdquo和&ldquo人工&rdquo的分類體系毫無矛盾之處。
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的自然體系，嚴格說來，其目的不是分類，而是根據有機體的起源來确定其親近程度，即赫克爾所說的種系發生學。
[6]狄爾泰說：&ldquo精神科學是在現實中存在着的，并按照它們在曆史上所顯示出來的本性、而不是按照大膽的建築師設想改造它們的願望發生作用。
精神科學包括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表述在直接知覺中所反映的現實，它構成認識的曆史部分。
第二種觀點闡述用抽象方法得出來的這種現實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單一性，它構成認識的理論部分。
第三種觀點含有評價的觀點，并确定規則，它構成精神科學的實用的組成部分。
事實，定理，評價與規則，精神科學就是由這三類觀點構成的。
&rdquo（狄爾泰：《人文科學入門》，1883年，第32&mdash33頁。
） [7]&ldquo人和一般任何有理性的生物，都是作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不僅是某種意志的使用手段，而且在他施于他自己和其他有理性生物的一切行為中，永遠看做是目的。
&rdquo（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原理》，基爾希曼出版社，1897年，第52頁。
） [8]維塞爾：《經濟價值的起源和主要規律》，1884年，第4頁及以後各頁。
[9]&ldquo抽象的經濟理論認為，它的任務不是闡明實際經濟生活的規律，而是确切規定經濟概念及其相互關系。
&rdquo（見馮特：《邏輯·方法論》，第2卷，第518頁。
） [10]見《一般經濟學概論》，第1卷，第105頁。
[11]彼得拉日茨基：《基于道德理論的法律與國家理論》，1910年，第2版，第705頁及以後各頁。
[12]門格爾：《關于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第3章。
[13]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第110頁。
持這種觀點的還有門格爾。
[14]見馮特：《邏輯·方法論》，第2卷，第511頁及以後各頁。
[15]Л.И.彼得拉日茨基說：&ldquo自然法科學與人定法的法律學并列，是一個獨立而系統的學科，其意義恰恰在于它履行一項重要而崇高的使命，這項使命應由未來的法律政策科學承擔，而用于解釋和不斷修訂現行有益的法律以适應實際需要的實用教條主義的法律學則無力承擔。
&rdquo（Л.И.彼得拉日茨基：《法律和道德研究導論》，第2版，1907年，第3頁。
） [16]A.瓦格納在談到貨币流通問題時指出，在這一方面，&ldquo理論的和應用的東西相互聯系密切，在科學研究上根本無法确切劃分開&rdquo。
這對政治經濟學來說也是正确的。
（見瓦格納：《理論社會經濟學》，第2冊，《貨币與貨币學》，1909年，第111頁。
） [17]拉夫羅夫認為，&ldquo進步本身不外乎是從我們的道德觀念出發對事件所做的主觀看法而已&hellip&hellip個性在德、智、體方面的發展，真理和正義在社會方式中的體現，這就是把可以認為是進步的一切都包括在内的簡單公式。
&rdquo（見《曆史性的書信》，1906年，第4版，第46、51頁。
） [1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否定在科學認識中有任何目的論因素的M.阿德勒這樣嚴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承認在實踐的領域内，道德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同時，他還承認實際的理智重于理論。
&ldquo認識是為了生存，人類社會的道德精神以這樣的口号把科學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rdquo（載于《馬克思研究》，1904年，見M.阿德勒：《因果關系和目的論》，第432頁。
） [19]迪策爾：《理論社會經濟學》，第6頁。
無疑，文德爾班&mdash李凱爾特學派與俄國社會學學派所表述的觀點具有某些共同之處。
本文闡述的方法論觀點，個别方面與李凱爾特學說有某種共同之處。
但是，我不能認為自己是李凱爾特的信徒。
李凱爾特也同其他許多現代方法論者一樣，看到了在曆史觀點和自然科學觀點之間，存在着極其深刻的根本區别，認為曆史學家注重的僅僅是個别的現象。
李凱爾特傾向于貶低自然科學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作用。
但是，在我看來，理論政治經濟學也屬于像自然科學那樣一類的科學。
我認為，在自然科學中，實際利益規定理論思想的方向，提出理論任務，并據以确定理論的内容。
依我看，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絕不是描述個别的現象，而是注重一般的東西，也就是說，按照李凱爾特的理解，它不是曆史科學，而是自然科學。
如果說在社會科學及其應用分科中，倫理學範疇獲得特殊的意義，那麼，這也僅僅是因為應用自然科學涉及極其有限的、一定的和公認的人類外部利益，而社會科學卻涉及人類個性的最高利益及其全部心理感受。
我認為，自然科學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中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在這個領域内，實際利益從屬于倫理學。
在我看來，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的精神并沒有什麼不一緻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者對純客觀的社會科學體系的企求，同他們的關于階級利益在科學認識領域内占主導地位的觀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
按照他們的觀點，社會科學不能不反映階級的利益，但在這種情況下，它也就不可能成為純客觀的科學。
要調和這一矛盾，就得在問題涉及相互沖突和對立的階級利益的時候，用普遍适用的倫理标準來論證社會科學的目的論因素。
[35]在這個意義上，說應用政治經濟學是倫理科學，才是正确的。
迪策爾公正地指出，一般來說，隻有作為倫理學的奴仆，政治才能成為科學。
&ldquo離開倫理學提出的标準，政治就變為實現在社會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種利益的藥方彙編。
&rdquo[36] 參考書目 一般方法論著作：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邏輯體系》（《穆勒名學》中譯本書名，嚴複譯。
&mdash&mdash譯者注），1900年，伊萬諾夫斯基編譯 齊格瓦爾特：《邏輯學》，第2卷，第2版，1893年。
馮特：《邏輯學》，第3卷，1893&mdash1895年。
П.Л.拉夫羅夫：《曆史性的書信》，第4版，1906年。
狄爾泰：《人文科學入門》，1883年。
齊美爾：《倫理學導論》，1892年；《曆史哲學問題》，1892年。
文德爾班：《史實與自然》，1894年；《序曲》，弗蘭克譯自德文，1904年。
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俄譯本，沃基譯，1903年；《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1903年；《曆史的哲學》，俄譯本，格森譯，1908年。
伯恩海姆：《曆史方法教程》，第3版，1904年。
專著： 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第2版，1875年（載于《經濟學家叢書》：《凱爾恩斯》，1897年）。
克尼斯：《從曆史方法觀點看政治經濟學》，第2版，1883年。
施穆勒：《論法律和國民經濟的一些基本問題》，1873年；《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研究》，1888年。
門格爾：《關于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俄譯本，1894年。
紮克斯：《國民經濟的本質和任務》，1884年。
菲利波維奇：《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和方法》，1886年。
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和方法》，1891年。
列維茨基：《國民經濟科學的任務和方法》，1892年。
奧爾任斯基：《關于經濟現象的理論》，1903年。
迪策爾：《論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關系》，1882年；《對國民經濟學方法論的貢獻》，載于《國民經濟年鑒》；《社會經濟學理論》，1895年。
格拉勃斯基：《關于國民經濟現象的認識論》，1900年。
施潘：《經濟和社會》，1907年。
施坦芬格爾：《關于國民經濟學的方法論》，1907年。
明斯特爾貝格：《價值哲學》，1908年。
Л.彼得拉日茨基：《法律和道德研究序言》。
瓦格納、施穆勒、菲利波維奇、丘普羅夫、伊薩耶夫、斯克沃爾佐夫、熱列茲諾夫的《普通教程》。
*** [1]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第36頁。
[2]每一個判斷都是以分類為前提的。
如果說作為自然科學認識事物第一步的描述的概念與第二步的分類不同，應當具有某種含義的話，那麼，這隻能把描述理解為借助于不是出自專門邏輯目的的概念來把現實現象簡化的分類。
見李凱爾特：《自然科學概念構成的界限》，第46頁。
[3]&ldquo沒有評價的因素，就不可能有描述，甚至是最科學的描述。
&rdquo見厄本：《定價，其性質和規律》，1909年，第7頁。
[4]A.A.丘普羅夫公正地指出：&ldquo李凱爾特隻把主觀的因素應用于人文科學（即曆史科學&mdash&mdash作者注）理論，其實，根據同樣的理由和幾乎在同等程度上，主觀因素實際上也決定着數理科學（即自然科學&mdash&mdash作者注）體系。
隻不過在這裡這種因素由于數理科學有些脫離實際生活的需要而不惹人注目罷了。
數理科學由于其發展不受實利主義觀點太大的直接影響，所以定出了重要性和利害關系的标準，以迎合為數極少的專家學者的心理，并且不顧及&lsquo大多數人&rsquo的評價，僞造了最高的科學客觀性。
這些标準實質上是建立在心理學而不是邏輯學的基礎之上的，這如同進行結算，要我們清點牛馬，而不是點數麻雀。
&rdquo見A.A.丘普羅夫：《統計學理論概要》，1909年，第50&mdash51頁。
[5]這一點與生物學中&ldquo自然&rdquo和&ldquo人工&rdquo的分類體系毫無矛盾之處。
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的自然體系，嚴格說來，其目的不是分類，而是根據有機體的起源來确定其親近程度，即赫克爾所說的種系發生學。
[6]狄爾泰說：&ldquo精神科學是在現實中存在着的，并按照它們在曆史上所顯示出來的本性、而不是按照大膽的建築師設想改造它們的願望發生作用。
精神科學包括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表述在直接知覺中所反映的現實，它構成認識的曆史部分。
第二種觀點闡述用抽象方法得出來的這種現實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單一性，它構成認識的理論部分。
第三種觀點含有評價的觀點，并确定規則，它構成精神科學的實用的組成部分。
事實，定理，評價與規則，精神科學就是由這三類觀點構成的。
&rdquo（狄爾泰：《人文科學入門》，1883年，第32&mdash33頁。
） [7]&ldquo人和一般任何有理性的生物，都是作為自在目的而存在的，不僅是某種意志的使用手段，而且在他施于他自己和其他有理性生物的一切行為中，永遠看做是目的。
&rdquo（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原理》，基爾希曼出版社，1897年，第52頁。
） [8]維塞爾：《經濟價值的起源和主要規律》，1884年，第4頁及以後各頁。
[9]&ldquo抽象的經濟理論認為，它的任務不是闡明實際經濟生活的規律，而是确切規定經濟概念及其相互關系。
&rdquo（見馮特：《邏輯·方法論》，第2卷，第518頁。
） [10]見《一般經濟學概論》，第1卷，第105頁。
[11]彼得拉日茨基：《基于道德理論的法律與國家理論》，1910年，第2版，第705頁及以後各頁。
[12]門格爾：《關于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第3章。
[13]凱爾恩斯：《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推理方法》，第110頁。
持這種觀點的還有門格爾。
[14]見馮特：《邏輯·方法論》，第2卷，第511頁及以後各頁。
[15]Л.И.彼得拉日茨基說：&ldquo自然法科學與人定法的法律學并列，是一個獨立而系統的學科，其意義恰恰在于它履行一項重要而崇高的使命，這項使命應由未來的法律政策科學承擔，而用于解釋和不斷修訂現行有益的法律以适應實際需要的實用教條主義的法律學則無力承擔。
&rdquo（Л.И.彼得拉日茨基：《法律和道德研究導論》，第2版，1907年，第3頁。
） [16]A.瓦格納在談到貨币流通問題時指出，在這一方面，&ldquo理論的和應用的東西相互聯系密切，在科學研究上根本無法确切劃分開&rdquo。
這對政治經濟學來說也是正确的。
（見瓦格納：《理論社會經濟學》，第2冊，《貨币與貨币學》，1909年，第111頁。
） [17]拉夫羅夫認為，&ldquo進步本身不外乎是從我們的道德觀念出發對事件所做的主觀看法而已&hellip&hellip個性在德、智、體方面的發展，真理和正義在社會方式中的體現，這就是把可以認為是進步的一切都包括在内的簡單公式。
&rdquo（見《曆史性的書信》，1906年，第4版，第46、51頁。
） [1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否定在科學認識中有任何目的論因素的M.阿德勒這樣嚴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承認在實踐的領域内，道德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
同時，他還承認實際的理智重于理論。
&ldquo認識是為了生存，人類社會的道德精神以這樣的口号把科學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rdquo（載于《馬克思研究》，1904年，見M.阿德勒：《因果關系和目的論》，第432頁。
） [19]迪策爾：《理論社會經濟學》，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