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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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邊際工人（也就是一般工人）的工資（仍假定工人之間沒有任何協議，假定勞動契約全屬個人性質）不能高于邊際工人的産品，因為，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那麼，資本家就沒有任何理由來雇用邊際工人了。
但是，為什麼工資不能下降到低于邊際工人的産品，為什麼工資應當達到邊際工人的産品水平，問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克拉克分配論的最大弱點就在于此。
他不是竭力證明工資不可能降到低于邊際産品，而是把企業主的競争當做充足的理由來說明工資不會下降到低于他所認為的正常的水平。
然而，把企業主的競争作為根據，是完全錯誤的。
問題在于：克拉克也同其他許多人一樣，隻承認生産資料是資本，而根本不承認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是資本。
但是，這個看來無法反駁的觀點（因為是玩弄術語），把這位美國經濟學家引入了迷途。
這就是說，克拉克從自己的術語出發，得出十分荒謬的結論，說資本家用于工資的支出不像用于生産資料的支出那樣心疼，說資本家即使得不到什麼利潤，也将照付工資，并由此得出一個驚人的論斷，認為企業主的競争定會把工資提高到邊際工人全部勞動産品的水平。
按克拉克認為，企業主隻要得到稍稍多于工資支出的剩餘價值，甚至毫無盈餘可言，也仍要增加雇用工人，除非雇用工人給他帶來真正虧損時，才會停止這種無益的投資。
假如資本主義企業主擁有的雇傭勞動的資金超過市場勞動力的供應，從而使一部分資金閑置起來，找不到用場，那麼，資本家從雇用工人中得到的利潤，就會降到最低限度，而且企業主的競争也會把工資提高到邊際工人全部勞動産品的水平。
然而，這個假設絲毫不符合資本主義實際情況，所以，克拉克的全部論點也不符合這種實際情況。
實際上，資本主義市場并不感到勞動力緊缺，而資本也并不會因為找不到工人而閑置起來。
資本家不僅力圖靠轉化為生産資料的那部分資金，而且力圖靠轉化為工人工資的那部分資金來謀取最大的利潤。
在這方面，他對不同的資本構成是不加區别的。
因此，如果說企業主之間的競争使來自邊際工人的利潤減少到零，那麼，這種競争也會使來自邊際資本的利潤減少到零，換句話說，利潤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完全消失了。
但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這也就不是資本主義世界了。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資本家絕不會把全部邊際勞動産品奉獻給工人，他們把或多或少的一部分邊際産品據為己有，可是克拉克卻試圖進行反證，實屬不自量力之舉。
三、工資社會說 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相互聯系的各階級間社會産品的分配，不是簡單的交換行為，而是社會各階級為争取社會産品最大份額在其力量不均衡條件下進行複雜鬥争的結果。
沒有這種力量的不均衡，就不可能有工資，因為隻有在經濟上軟弱，工人才被迫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上述各種工資理論的缺點，在于它們企圖從一般價值論引出工資範疇，而一般價值論是以假定合同雙方社會平等為基礎的。
相反，分配現象卻恰恰産生于社會的不平等。
在上述理論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工資生産說。
這個學說非常正确地認為，工資同工人的勞動生産率不能沒有一定的聯系。
但它的缺點卻來自力圖從總産品中劃分出特殊的工人産品。
這種劃分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作用，但對于工資理論來說卻毫無意義。
生産過程既需要勞動本身，又需要生産資料。
工人的生産率如果沒有生産資料則接近于零。
同樣，生産資料的生産率如果沒有勞動也等于零。
工人離開資本，正如資本離開工人，都是無所作為的。
在這種情況下，特殊的工人産品問題在決定工資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為工資在現代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在工人之間存在協議的情況下，既可以低于也可以高于特殊的工人産品。
工資的高低不是取決于工資生産說所說的特殊工人産品，而是取決于純社會産品，即（除地租外）扣除生産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産資料的整個社會産品。
為了這種轉化為社會消費的純産品，社會階級之間進行着鬥争，每一個階級都力圖為本階級占有更多的産品。
整個純産品從勞動财富論看來，是社會勞動創造的，而絕不是生産資料創造的，生産資料一般說什麼也不能創造，它隻能是人類手中的消極工具。
進行生産的隻能是人，盡管還要借助于生産資料。
但是，社會勞動所生産的社會産品，工人隻得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卻被依靠自己經濟力量的不勞動的階級占去了。
這些階級由于占有生産資料和工人的生活資料，是社會生産過程的支配者和命運的主宰。
因此，從社會分配論的觀點來看，某一社會的工資高低取決于兩個要素：一是社會勞動生産率，它決定社會各階級應分得的社會産品數量；一是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它決定歸工人所有的社會産品的份額。
因此，工資高低受兩個獨立要素調節。
社會勞動生産率的任何變化，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必然要反映在實際工資的高低上。
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勞動生産率越高，實際工資就越高，也就是說，工人占有的消費品就越多。
這個要素才是決定各國平均工資水平的最強有力的要素。
美國的工資比歐洲高，而在歐洲，英國又比大陸高。
這些國家的社會勞動生産率也是按着這樣的順序變化的。
同樣，從曆史上看，勞動生産率的增長也帶動了工資的增長。
請看美國近五十年來的統計數字：[37] 單位：盧布 年度工廠工人年平均工資工人每人平均年産值 18504802065 18707334000 19008504754 五十年來，美國的工資和勞動生産率都有了顯著的增長，但勞動生産率增長得更快。
勞動生産率和高工資之間的依存關系也表現在具體方面。
例如，英國總起來說工資比美國低，但有一些生産部門工資卻高于美國。
例如，紡紗生産就屬于這樣的部門。
同時，我們還看到英國紡紗工人紡紗的數量比美國工人多[38]。
紡織工人每磅紗的勞動報酬價值紡紗工人的周工資 美國（新英格蘭）0.66便士33&mdash35先令 英國（蘭開夏）0.47便士35&mdash40先令 英國的棉紡業在勞動生産率方面也落後于美國，英國織布工人的織布數量少于美國工人。
因此，英國織布工人的工資也低于美國。
織布工人的勞動報酬價值織布工人的周工資 美國（新英格蘭）1.6便士25&mdash先令 英國（蘭開夏）2.03便士20&mdash24先令 俄國工資非常低，主要原因就是勞動生産率低。
如上所述，俄國紡一個紡錠的紡紗工人數要比英國多4倍。
既然勞動生産率這樣低，俄國的工資也就不可能高。
如果說勞動生産率影響工資，那麼，反過來，工資的高低也影響勞動生産率。
增加工資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提高他們的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
在此基礎上能産生工人和資本家某種利益上的一緻性。
過去堅持而且現在還堅持勞動生産率同工資高低有依存關系的，是那些相信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利益調和的經濟學家。
其中有：法國的勒魯瓦·博利厄，德國的布倫坦諾和舒爾采&mdash格弗尼茨，英國的普賴斯和貝爾，美國的申戈弗等。
然而，這些經濟學家過分誇大了勞動生産率對工資高低的依存關系。
這種依存關系僅限于一定的狹小範圍，否則，由工資高低而引起的勞動和資本全部鬥争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如果工資提高對資本家的收入毫無影響，他還要反對提高，那豈不成了十足的傻瓜。
社會勞動生産率決定工資的最高限度。
顯然，工資不可能達到這個限度，因為達到這個限度就等于消滅利潤，換句話說，就等于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且工人的收入就不再是工資，因為雇傭勞動消失了。
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沒有最低的生活資料，工人從生理上說就不能從事勞動和贍養全家。
工資幾乎永遠也不會到這種最低限度。
因為工人終究不是奴隸，能夠維持稍好于奴隸的生活條件，并占有簡單的生産資料。
然而，因為存在着對工人特别不利的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工資可能下降到這種水平，不過這是一種少見的情況。
工資通常應該确定在什麼水平上，這要看工人同企業主的鬥争情況和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如何了。
資本離開勞動則毫無成果，勞動離開資本就什麼也創造不出來。
由于這種相互依賴關系而産生了決定雙方經濟力量對比的勞動與資本鬥争的特殊方法，也就是集體停工的罷工方法。
罷工對勞動合同雙方來說，都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用則兩傷的武器。
工人拒絕勞動，固然會使資本失去作用，但也會使賴以生存而出賣的勞動力失去作用。
罷工，工人要挨餓，資本家往往要破産。
因此，雙方都害怕罷工，這種鬥争手段是迫使對方讓步的作為最後手段而采取的。
誰堅持罷工的時間長，誰就得到勝利，使勞動合同的條件變得有利于自己。
勞動力的供給增加，使企業主易于另找工人來代替罷工工人。
因此，勞動供給增加，可使勞動價格下降，勞動力需求增加則可使勞動力價格上升。
工人階級越有組織，工會組織在工人中間越壯大，它們擁有的資金越多，那麼，罷工對企業主的威脅就越大，工人階級占有社會收入的份額就會越大。
凡是能夠增強工人對資本家的獨立性的因素，都會加強工人同資本家鬥争的力量，即增加工人在社會收入中所占的份額。
例如，國家為保護勞動對勞動合同實行幹預（所謂勞動保護立法），是有利于提高工資的要素之一；國家為保障工人在生病、喪失勞動能力、年老時的生活而采取的措施也對工資産生有利的影響。
工人有可能依靠獨立生産而無須出賣勞動力即可獲得生活資料，也加強了工人同資本家鬥争的立場。
美國有閑置的國有土地，每個人隻要交一點兒租金就可以耕種，這種做法長期以來在美國起着穩定資本主義的保險閥的作用，它吸收了資本主義工業中多餘的工人，從而使工資保持在高水平上。
與此相反，凡是能加強資本階級力量的因素，都會相對削弱工人的力量，使工人在社會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出現下降的趨勢。
例如，資本家聯合組織&mdash&mdash卡特爾和托拉斯，近來無疑大大加強了資本階級，現在，有組織的資本能同有組織的工人相對抗，因為工人在停工時僅能有一點點資料來維持生存，而有組織的資本在純經濟的基礎上要比有組織的工人強大得多。
不過，不應當忽視，勞動和資本的任何鬥争，隻要出現廣泛的規模，就會超出純經濟的範疇，那麼問題也就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要素所能解決的。
有一些罷工的例子表明，在資本家純經濟力量占據巨大優勢的條件下，工人獲得了勝利，因為在這種場合，問題是靠非經濟要素，如該國社會輿論對工人的支持、國家政權擔心工人階級政治運動而實行幹預等等來解決的。
在資本主義周期的各個階段上對勞動力需求的波動極其強烈地反映在工資上。
這是因為，工業複蘇時，資本家利潤增多，罷工會給其造成巨大損失，資本家為避免罷工，很容易對工人作出讓步。
相反，工業蕭條時，資本家就不害怕罷工了，因為市場條件要求縮減生産，工人無法阻止工資下降。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工資高低也取決于資本家和工人經濟力量的對比[39]。
随着機器代替工人而出現的技術進步，對工資産生非常複雜的影響。
一方面，勞動生産率的任何提高，都使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的産品增加。
同時，技術水平的提高，導緻生産的集中，使工人階級易于組織起來。
這裡有着特殊意義的是，借助一定數量工人來開工的固定資本越增長，罷工給資本家造成的損失就越大，所以罷工的威脅對資本家的作用也就更大。
所有這些都有利于提高工資。
另一方面，機器成了工人的競争者，資本家對工人的依賴性減少，失業現象增長。
這種情況加強了資本家同工人鬥争的立場。
總的說來，生産技術的提高通常能提高實際工資，但是，不能達到由于勞動率提高而達到的那種程度[40]。
四、不同勞動部門的勞動收入的差别 上面所說的都屬于平均的工資水平，但是，工資由于工種不同，差别很大。
某些勞動收入，嚴格說來不是工資，例如，高級腦力勞動的代表所得到的薪金和酬金可超過一般雇傭工人平均工資好多倍，雇傭工人的勞動大多是力氣活，并不需要長期的預先培訓。
腦力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完全由不同于用手不用腦的雇傭工人的工資規律來支配，因為腦力工人不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而且無論從社會地位或收入條件來看，他們更接近資本家&mdash企業主，而不是工人。
能靠腦力勞動生活的人，通常應該屬于有産階級，因為腦力勞動需要長期訓練，他們在訓練期間不可能掙得生活資料，甚至要付相當高的學費。
因此，腦力勞動一般說來是被有産階級壟斷的。
可見，腦力工人根本不比腦力勞動的買者差多少，但也正因為如此跟體力工人卻有着重大的區别。
腦力工人的收入途徑有二：出賣自己的勞動産品，或者出賣自己的勞動。
在第一種情況下，腦力工人充當在市場上出賣商品的企業主，而這種商品的買者是廣義的消費者。
例如，風景畫家出賣自己的畫，作家出賣自己的書。
這些商品的價格也同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受供求規律支配。
至于談到生産費用規律，它隻是有限地适用于這種商品的價格，因為這種商品通常是個人創作的産品，是不可代替的産品，所以不能自由地再生産出來。
腦力工人收入的另一途徑，是出賣自己的勞動。
在這種場合，他們的勞動既可以直接出賣給消費者，也可以出賣給企業主&mdash資本家。
直接把勞動出賣給消費者的，有醫生、律師和家庭教師等。
他們的勞動報酬，也同出賣自己生産的商品的腦力工人一樣，受同一的供求規律調節。
擔負國家和社會職務的人員，也同樣靠出賣自己勞動而獲得收入；但是，他們的報酬很少受供求調節，主要受習俗和該社會流行的與某一職務代表身份相符的生活水平觀念調節。
例如，大臣享受優厚俸祿并不是因為找不到即便薪俸少也樂于并能夠很好履行職責的人，而是因為國家認為菲薄的薪俸對擔任這種要職的人的身份不相稱。
還有另一部分腦力工人向企業主出賣自己的勞動。
鐵路工程師、工廠廠長、地産管理人都受雇于企業主，而企業主購買他們勞動是為了使企業赢利。
從形式上看，這些腦力工人也是同體力勞動者一樣的工人。
但是，這相同點純屬表面上的。
實質上，腦力工人的收入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建立在與簡單勞動的工資根本不同的條件上的。
腦力勞動者在企業裡居于非常負責的地位，他們的決斷對企業的利潤影響極大。
企業主直接關心的是，如何使他的管理人員把企業的利益同自己本身的利益盡可能地結合起來，這對于事業的成就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私人企業中，重要崗位的薪金往往是非常高的，大企業領導人的薪金有時高于大臣，資本家出于精心的計算不惜用幾萬重金來酬謝那種精明幹練、能使他增加幾十萬利潤的人。
這種人的薪金，實質上不是别的，而是企業主利潤的一部分，這部分利潤是企業主不得已讓與領導企業的親近助手的。
這些高級職員與企業主階級直接結合起來了，并把自己全部利益與企業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他們往往甚至在形式上也同企業主分不開了，例如，在股份公司通常高級職員就是該
但是，為什麼工資不能下降到低于邊際工人的産品，為什麼工資應當達到邊際工人的産品水平，問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克拉克分配論的最大弱點就在于此。
他不是竭力證明工資不可能降到低于邊際産品，而是把企業主的競争當做充足的理由來說明工資不會下降到低于他所認為的正常的水平。
然而，把企業主的競争作為根據，是完全錯誤的。
問題在于：克拉克也同其他許多人一樣，隻承認生産資料是資本，而根本不承認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是資本。
但是，這個看來無法反駁的觀點（因為是玩弄術語），把這位美國經濟學家引入了迷途。
這就是說，克拉克從自己的術語出發，得出十分荒謬的結論，說資本家用于工資的支出不像用于生産資料的支出那樣心疼，說資本家即使得不到什麼利潤，也将照付工資，并由此得出一個驚人的論斷，認為企業主的競争定會把工資提高到邊際工人全部勞動産品的水平。
按克拉克認為，企業主隻要得到稍稍多于工資支出的剩餘價值，甚至毫無盈餘可言，也仍要增加雇用工人，除非雇用工人給他帶來真正虧損時，才會停止這種無益的投資。
假如資本主義企業主擁有的雇傭勞動的資金超過市場勞動力的供應，從而使一部分資金閑置起來，找不到用場，那麼，資本家從雇用工人中得到的利潤，就會降到最低限度，而且企業主的競争也會把工資提高到邊際工人全部勞動産品的水平。
然而，這個假設絲毫不符合資本主義實際情況，所以，克拉克的全部論點也不符合這種實際情況。
實際上，資本主義市場并不感到勞動力緊缺，而資本也并不會因為找不到工人而閑置起來。
資本家不僅力圖靠轉化為生産資料的那部分資金，而且力圖靠轉化為工人工資的那部分資金來謀取最大的利潤。
在這方面，他對不同的資本構成是不加區别的。
因此，如果說企業主之間的競争使來自邊際工人的利潤減少到零，那麼，這種競争也會使來自邊際資本的利潤減少到零，換句話說，利潤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完全消失了。
但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這也就不是資本主義世界了。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世界，資本家絕不會把全部邊際勞動産品奉獻給工人，他們把或多或少的一部分邊際産品據為己有，可是克拉克卻試圖進行反證，實屬不自量力之舉。
三、工資社會說 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相互聯系的各階級間社會産品的分配，不是簡單的交換行為，而是社會各階級為争取社會産品最大份額在其力量不均衡條件下進行複雜鬥争的結果。
沒有這種力量的不均衡，就不可能有工資，因為隻有在經濟上軟弱，工人才被迫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上述各種工資理論的缺點，在于它們企圖從一般價值論引出工資範疇，而一般價值論是以假定合同雙方社會平等為基礎的。
相反，分配現象卻恰恰産生于社會的不平等。
在上述理論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工資生産說。
這個學說非常正确地認為，工資同工人的勞動生産率不能沒有一定的聯系。
但它的缺點卻來自力圖從總産品中劃分出特殊的工人産品。
這種劃分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作用，但對于工資理論來說卻毫無意義。
生産過程既需要勞動本身，又需要生産資料。
工人的生産率如果沒有生産資料則接近于零。
同樣，生産資料的生産率如果沒有勞動也等于零。
工人離開資本，正如資本離開工人，都是無所作為的。
在這種情況下，特殊的工人産品問題在決定工資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為工資在現代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在工人之間存在協議的情況下，既可以低于也可以高于特殊的工人産品。
工資的高低不是取決于工資生産說所說的特殊工人産品，而是取決于純社會産品，即（除地租外）扣除生産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産資料的整個社會産品。
為了這種轉化為社會消費的純産品，社會階級之間進行着鬥争，每一個階級都力圖為本階級占有更多的産品。
整個純産品從勞動财富論看來，是社會勞動創造的，而絕不是生産資料創造的，生産資料一般說什麼也不能創造，它隻能是人類手中的消極工具。
進行生産的隻能是人，盡管還要借助于生産資料。
但是，社會勞動所生産的社會産品，工人隻得到一部分，另一部分卻被依靠自己經濟力量的不勞動的階級占去了。
這些階級由于占有生産資料和工人的生活資料，是社會生産過程的支配者和命運的主宰。
因此，從社會分配論的觀點來看，某一社會的工資高低取決于兩個要素：一是社會勞動生産率，它決定社會各階級應分得的社會産品數量；一是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它決定歸工人所有的社會産品的份額。
因此，工資高低受兩個獨立要素調節。
社會勞動生産率的任何變化，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必然要反映在實際工資的高低上。
如果其他條件相同，勞動生産率越高，實際工資就越高，也就是說，工人占有的消費品就越多。
這個要素才是決定各國平均工資水平的最強有力的要素。
美國的工資比歐洲高，而在歐洲，英國又比大陸高。
這些國家的社會勞動生産率也是按着這樣的順序變化的。
同樣，從曆史上看，勞動生産率的增長也帶動了工資的增長。
請看美國近五十年來的統計數字：[37] 單位：盧布 年度工廠工人年平均工資工人每人平均年産值 18504802065 18707334000 19008504754 五十年來，美國的工資和勞動生産率都有了顯著的增長，但勞動生産率增長得更快。
勞動生産率和高工資之間的依存關系也表現在具體方面。
例如，英國總起來說工資比美國低，但有一些生産部門工資卻高于美國。
例如，紡紗生産就屬于這樣的部門。
同時，我們還看到英國紡紗工人紡紗的數量比美國工人多[38]。
紡織工人每磅紗的勞動報酬價值紡紗工人的周工資 美國（新英格蘭）0.66便士33&mdash35先令 英國（蘭開夏）0.47便士35&mdash40先令 英國的棉紡業在勞動生産率方面也落後于美國，英國織布工人的織布數量少于美國工人。
因此，英國織布工人的工資也低于美國。
織布工人的勞動報酬價值織布工人的周工資 美國（新英格蘭）1.6便士25&mdash先令 英國（蘭開夏）2.03便士20&mdash24先令 俄國工資非常低，主要原因就是勞動生産率低。
如上所述，俄國紡一個紡錠的紡紗工人數要比英國多4倍。
既然勞動生産率這樣低，俄國的工資也就不可能高。
如果說勞動生産率影響工資，那麼，反過來，工資的高低也影響勞動生産率。
增加工資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提高他們的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
在此基礎上能産生工人和資本家某種利益上的一緻性。
過去堅持而且現在還堅持勞動生産率同工資高低有依存關系的，是那些相信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利益調和的經濟學家。
其中有：法國的勒魯瓦·博利厄，德國的布倫坦諾和舒爾采&mdash格弗尼茨，英國的普賴斯和貝爾，美國的申戈弗等。
然而，這些經濟學家過分誇大了勞動生産率對工資高低的依存關系。
這種依存關系僅限于一定的狹小範圍，否則，由工資高低而引起的勞動和資本全部鬥争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如果工資提高對資本家的收入毫無影響，他還要反對提高，那豈不成了十足的傻瓜。
社會勞動生産率決定工資的最高限度。
顯然，工資不可能達到這個限度，因為達到這個限度就等于消滅利潤，換句話說，就等于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且工人的收入就不再是工資，因為雇傭勞動消失了。
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沒有最低的生活資料，工人從生理上說就不能從事勞動和贍養全家。
工資幾乎永遠也不會到這種最低限度。
因為工人終究不是奴隸，能夠維持稍好于奴隸的生活條件，并占有簡單的生産資料。
然而，因為存在着對工人特别不利的社會力量的對比關系，工資可能下降到這種水平，不過這是一種少見的情況。
工資通常應該确定在什麼水平上，這要看工人同企業主的鬥争情況和工人階級的社會力量如何了。
資本離開勞動則毫無成果，勞動離開資本就什麼也創造不出來。
由于這種相互依賴關系而産生了決定雙方經濟力量對比的勞動與資本鬥争的特殊方法，也就是集體停工的罷工方法。
罷工對勞動合同雙方來說，都是一種極其可怕的、用則兩傷的武器。
工人拒絕勞動，固然會使資本失去作用，但也會使賴以生存而出賣的勞動力失去作用。
罷工，工人要挨餓，資本家往往要破産。
因此，雙方都害怕罷工，這種鬥争手段是迫使對方讓步的作為最後手段而采取的。
誰堅持罷工的時間長，誰就得到勝利，使勞動合同的條件變得有利于自己。
勞動力的供給增加，使企業主易于另找工人來代替罷工工人。
因此，勞動供給增加，可使勞動價格下降，勞動力需求增加則可使勞動力價格上升。
工人階級越有組織，工會組織在工人中間越壯大，它們擁有的資金越多，那麼，罷工對企業主的威脅就越大，工人階級占有社會收入的份額就會越大。
凡是能夠增強工人對資本家的獨立性的因素，都會加強工人同資本家鬥争的力量，即增加工人在社會收入中所占的份額。
例如，國家為保護勞動對勞動合同實行幹預（所謂勞動保護立法），是有利于提高工資的要素之一；國家為保障工人在生病、喪失勞動能力、年老時的生活而采取的措施也對工資産生有利的影響。
工人有可能依靠獨立生産而無須出賣勞動力即可獲得生活資料，也加強了工人同資本家鬥争的立場。
美國有閑置的國有土地，每個人隻要交一點兒租金就可以耕種，這種做法長期以來在美國起着穩定資本主義的保險閥的作用，它吸收了資本主義工業中多餘的工人，從而使工資保持在高水平上。
與此相反，凡是能加強資本階級力量的因素，都會相對削弱工人的力量，使工人在社會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出現下降的趨勢。
例如，資本家聯合組織&mdash&mdash卡特爾和托拉斯，近來無疑大大加強了資本階級，現在，有組織的資本能同有組織的工人相對抗，因為工人在停工時僅能有一點點資料來維持生存，而有組織的資本在純經濟的基礎上要比有組織的工人強大得多。
不過，不應當忽視，勞動和資本的任何鬥争，隻要出現廣泛的規模，就會超出純經濟的範疇，那麼問題也就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要素所能解決的。
有一些罷工的例子表明，在資本家純經濟力量占據巨大優勢的條件下，工人獲得了勝利，因為在這種場合，問題是靠非經濟要素，如該國社會輿論對工人的支持、國家政權擔心工人階級政治運動而實行幹預等等來解決的。
在資本主義周期的各個階段上對勞動力需求的波動極其強烈地反映在工資上。
這是因為，工業複蘇時，資本家利潤增多，罷工會給其造成巨大損失，資本家為避免罷工，很容易對工人作出讓步。
相反，工業蕭條時，資本家就不害怕罷工了，因為市場條件要求縮減生産，工人無法阻止工資下降。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工資高低也取決于資本家和工人經濟力量的對比[39]。
随着機器代替工人而出現的技術進步，對工資産生非常複雜的影響。
一方面，勞動生産率的任何提高，都使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的産品增加。
同時，技術水平的提高，導緻生産的集中，使工人階級易于組織起來。
這裡有着特殊意義的是，借助一定數量工人來開工的固定資本越增長，罷工給資本家造成的損失就越大，所以罷工的威脅對資本家的作用也就更大。
所有這些都有利于提高工資。
另一方面，機器成了工人的競争者，資本家對工人的依賴性減少，失業現象增長。
這種情況加強了資本家同工人鬥争的立場。
總的說來，生産技術的提高通常能提高實際工資，但是，不能達到由于勞動率提高而達到的那種程度[40]。
四、不同勞動部門的勞動收入的差别 上面所說的都屬于平均的工資水平，但是，工資由于工種不同，差别很大。
某些勞動收入，嚴格說來不是工資，例如，高級腦力勞動的代表所得到的薪金和酬金可超過一般雇傭工人平均工資好多倍，雇傭工人的勞動大多是力氣活，并不需要長期的預先培訓。
腦力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完全由不同于用手不用腦的雇傭工人的工資規律來支配，因為腦力工人不是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而且無論從社會地位或收入條件來看，他們更接近資本家&mdash企業主，而不是工人。
能靠腦力勞動生活的人，通常應該屬于有産階級，因為腦力勞動需要長期訓練，他們在訓練期間不可能掙得生活資料，甚至要付相當高的學費。
因此，腦力勞動一般說來是被有産階級壟斷的。
可見，腦力工人根本不比腦力勞動的買者差多少，但也正因為如此跟體力工人卻有着重大的區别。
腦力工人的收入途徑有二：出賣自己的勞動産品，或者出賣自己的勞動。
在第一種情況下，腦力工人充當在市場上出賣商品的企業主，而這種商品的買者是廣義的消費者。
例如，風景畫家出賣自己的畫，作家出賣自己的書。
這些商品的價格也同其他商品的價格一樣受供求規律支配。
至于談到生産費用規律，它隻是有限地适用于這種商品的價格，因為這種商品通常是個人創作的産品，是不可代替的産品，所以不能自由地再生産出來。
腦力工人收入的另一途徑，是出賣自己的勞動。
在這種場合，他們的勞動既可以直接出賣給消費者，也可以出賣給企業主&mdash資本家。
直接把勞動出賣給消費者的，有醫生、律師和家庭教師等。
他們的勞動報酬，也同出賣自己生産的商品的腦力工人一樣，受同一的供求規律調節。
擔負國家和社會職務的人員，也同樣靠出賣自己勞動而獲得收入；但是，他們的報酬很少受供求調節，主要受習俗和該社會流行的與某一職務代表身份相符的生活水平觀念調節。
例如，大臣享受優厚俸祿并不是因為找不到即便薪俸少也樂于并能夠很好履行職責的人，而是因為國家認為菲薄的薪俸對擔任這種要職的人的身份不相稱。
還有另一部分腦力工人向企業主出賣自己的勞動。
鐵路工程師、工廠廠長、地産管理人都受雇于企業主，而企業主購買他們勞動是為了使企業赢利。
從形式上看，這些腦力工人也是同體力勞動者一樣的工人。
但是，這相同點純屬表面上的。
實質上，腦力工人的收入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建立在與簡單勞動的工資根本不同的條件上的。
腦力勞動者在企業裡居于非常負責的地位，他們的決斷對企業的利潤影響極大。
企業主直接關心的是，如何使他的管理人員把企業的利益同自己本身的利益盡可能地結合起來，這對于事業的成就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私人企業中，重要崗位的薪金往往是非常高的，大企業領導人的薪金有時高于大臣，資本家出于精心的計算不惜用幾萬重金來酬謝那種精明幹練、能使他增加幾十萬利潤的人。
這種人的薪金，實質上不是别的，而是企業主利潤的一部分，這部分利潤是企業主不得已讓與領導企業的親近助手的。
這些高級職員與企業主階級直接結合起來了，并把自己全部利益與企業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
他們往往甚至在形式上也同企業主分不開了，例如，在股份公司通常高級職員就是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