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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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的原則行事，那麼，就不可能積累社會财富，結果就會造成饑餓和貧困。
當然，經濟學家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不會以這種浪費行為的假定為出發點，因而也不會以利己主義的前提為出發點。
[28] 假定人隻在某些動機的影響下，按照經濟原則，并在充分認識事物的全部情況的條件下進行活動的，這時，經濟學家無疑也就把現實簡化了。
但是，經濟理論不把任務簡化是不行的。
理論演繹法隻有離開嚴格确定的前提才行，也就是說，凡是嚴謹的科學都非得把現實簡化不可。
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具有一切嚴謹科學所具有的共同弱點。
物理學和化學被公認為精确研究自然現象的典範。
但是，這些學科是研究具體現象呢，還是研究一定類型的、簡化了的抽象現象?毫無疑問，是後者。
氣體定律，例如，波義耳&mdash馬略特定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任何一種實際的氣體，隻不過是表述了實際現象或多或少可能接近于那些理想的、假設的狀态而已。
同樣，化學是研究元素的，但是在自然界裡并不存在純氧、純氫和純金等一類絕對的純元素，一切理想的氣體都是某些元素的混合物或化合物。
抽象，使複雜情況成為抽象概念，是一切嚴謹科學的方法，而這些科學的結論在抽象地應用于所設想的現象時，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應用于自然界的現實事實時，則僅僅是近似正确的。
[29] 經濟理論家為得出自己的結論，不得不求助于三段論法，其中，上述前提起着大前提的作用，而被研究的特殊情況，則起着小前提的作用。
結論是通過一般演繹法取得的。
經濟學家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國民經濟問題，不得不建立一長串的這種三段論法。
這種演繹推理的主要困難，就是确定有待解釋的特殊情況和一般前提之間的聯系。
一般前提可視為已知，結論也就不會有困難。
但是，小前提的确定，卻是上述全部邏輯過程的要害所在，因為隻有借助于小前提，經濟科學的一般原則才能得到特殊的運用，某些經濟現象之間的一定的因果依存關系才能确定下來。
這裡往往犯了經濟學說史上大量出現的錯誤。
例如，下述的三段論法，似乎是好幾代經濟學家都無法反駁的。
大前提：凡是不影響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總額以及全國工人總數的因素，都不會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小前提：工人聯盟不影響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總額以及全國工人總數。
結論：工人聯盟不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在上述三段論法中，大前提是毋庸置疑的，這當然是因為商數（平均工資）在被除數（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或除數（全國家工人總數））不變的條件下，不可能發生變化。
從這些前提中也必然會得出上述的結論。
但是，小前提是錯誤的。
盡管工人聯盟不創造新的财富，但是它們能夠對企業主施加壓力來增大以工資形式轉給工人的那部分社會财富的比重。
因此，工人聯盟能夠影響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的總額，也就是說，能夠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如果小前提違背真理，結論就違背真理，從而三段論法也将是不正确的。
不論經濟學家在形式上怎樣正确地建立三段論法，但是由于前提錯誤，從中得出的結論就不可能正确。
這就是為什麼不能同意凱爾恩斯所認為的通過實驗來檢驗經濟理論的結論是沒有意義的觀點的原因所在。
[30]當然，唯有發現三段論法本身有錯誤，才能證明這些結論是錯誤的。
抽象理論的結論本身，是不能靠指出它不符合以經驗為根據的實際就被駁倒的，因為這種不符合情況可能受經濟學家估計不到的要素的影響所制約。
因此，蹩腳的經濟學家所用的一般方法不是從邏輯上反駁某一理論，而是簡單引用事實來反駁它，這隻能證明這些經濟學家理論思想的貧乏。
但是，雖說隻有發現某一經濟理論在邏輯結構上有錯誤才能證明它是不正确的，然而，理論與實際不相符合的事實本身，無論如何不能認為它對于科學是無關緊要的。
假如經濟學家堅持這種觀點，那麼，他們的理論即使是正确的，也會由于完全脫離生活而失去實際意義。
所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的結論，始終應當受到事實的檢驗。
如果理論與事實不相符合的程度，大于根據理論的抽象性質所能預想的程度，那麼，應當指出：究竟哪些要素使具體的結果偏離了理論上預想的結果。
經濟學家隻要沒有弄清楚實際不符合理論假想的原因，就不能說他的任務已告結束。
為此，還要通過實驗來檢驗理論。
總之，經濟理論同其他嚴謹的科學一樣，在确定因果依存關系時，總是與某種抽象有關。
但是，經濟理論的結論，就其科學價值和應起的作用來說，當然與自然科學的結論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經濟科學結論的普遍适用性比較小，其主要根據如下： 第一，自然界的機械力始終發生作用，假如它由于另外某種力作用于相反方向上而表現不出來的話，那也不能因此抹殺前一種機械力的現實性質。
例如，盡管石頭因有支撐物而沒有落到地上，其重力作用沒有表露出來，但是重力仍然發生作用，石頭仍然對支撐物有壓力。
與此相反，在社會生活領域内，經濟學家所假設的那種力，卻可以完全不發生作用。
例如，人們可以把自己的經濟活動服從于經濟學家不予考慮的動機的影響，并且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理論的結論在實際中得不到任何應用。
因而，自然科學的結論，具有無條件的現實性，而經濟理論的結論卻具有假設的性質：當經濟學家所依據的那些假設真正得以實現的時候，經濟理論就會具有現實的意義。
第二，反作用力按着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力的結果發生作用時，也與前一種力一樣，始終屬于機械力的範疇。
例如，子彈一飛離槍口，從不會沿着力學研究子彈飛行力和地球引力相互作用而得出來的有規則的曲線運動。
空氣阻力、風和其他很多原因使子彈飛行偏離這個理想的曲線。
但是，所有這些造成偏離的力，也都服從于力學規律。
相反，造成實際的經濟要素偏離理論上得出的經濟要素的力，卻根本不屬于經濟學家研究的範疇。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已達到自己知識的界限，應當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31] 在經濟科學史上，長期進行着哪一種方法（是具有抽象性質的演繹法，還是從具體事實出發的歸納法）應成為科學基礎的争論。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謂曆史學派的代表主張放棄抽象理論，代之以經驗論，并以此來改造科學。
但是，新派别的追随者們對經濟理論并沒有進行任何改革。
關于演繹法和歸納法優點的争論，起初非常激烈，後來漸趨沉寂，現在已失去興趣了。
門格爾主張兩種方法在各自的領域内具有同等的意義，這個觀點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公認，正如曆史學派公認領袖施穆勒在新著教程中至少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一章所說的那樣。
問題是政治經濟學包括若幹分科，彼此在方法論上有着深刻的區别。
五、政治經濟學的分科政治經濟學首先分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
理論政治經濟學又分為抽象的和具體的。
抽象的政治經濟學闡述國民經濟的一般的和因果的依存關系，不能不主要地使用上述的演繹法。
相反，具體的政治經濟學，其目的在于描述、分類和解釋各類具體的國民經濟現象，勢必具有歸納法的性質。
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分科，運用抽象的經濟理論，既研究各類現存的經濟現象，也特别研究它們的曆史發展。
闡明經濟的曆史發展方向，是這一分科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與理論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的，是應用政治經濟學或叫經濟政策。
經濟政策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應與倫理學發生密切的聯系。
隻有倫理學才能賦予它以指導思想。
特别是關于人的個性的最高價值的倫理學思想，應當成為經濟政策的核心思想。
每一個人都有極大可能發揮其全部力量和才能的社會制度，是我們的社會理想，從這個觀點來看，有益的法律的某些準則應當得到重視。
所以，理應歡迎現代在法律家中間出現的力求恢複自然法（當然是采取新的形式）的現象[32]。
但是，不能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上述分科相互可以截然分開，界限分明。
經濟科學的抽象部分和具體部分相互滲透，實際上是區分不開的。
理論政治經濟學和應用政治經濟學，大多是可以劃分開的，因為研究存在的和應有的事物，在邏輯上是根本不同的問題。
但是，要完全把它們分開，也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理論研究的第一步即對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類，不能不受到應用的研究任務的影響。
因此，經濟理論的研究完全離不開經濟政策。
[33] 引進倫理因素不會損害經濟理論的客觀意義，因為這個因素在經濟理論中僅占有嚴格确定的地位。
在解釋經濟現象和總結它的因果依存關系的領域内，當然沒有這個因素的地位。
總的來說，倫理學即社會理想并不損害經濟理論的科學性，隻是在科學推理中存在的領域和應有的領域有嚴格區分的情況下，才會損害它的科學性。
在經濟理論中，觀念因素和客觀因素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兩者的實質區别始終必須是分明的，正如水和油在同一個容器中，互相直接接觸，但也不會融合在一起。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在俄國文獻中，關于倫理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作用問題，進行了長期的争論。
拉夫羅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表述了如下的思想：社會科學應采取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另外一種研究方法，因為社會科學從人類的利益和目的着眼研究社會現象，因而也就不可能純客觀地研究這些現象。
例如，曆史科學的核心概念即進步的概念，具有主觀目的論的性質。
[34]米海洛夫斯基根據這些觀點，發展了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的理論。
但是，米海洛夫斯基盡管不止一次地提及這個問題，看來也沒有能徹底解決它。
這個方法的内容究竟是什麼，他在不同的時間作了不同的解釋。
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論遭到了許多作家的強烈反對，特别是大約二十年前，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盛行的時代受到了人們的譏笑。
但是，最終還得承認，盡管米海洛夫斯基的學說不完善，
當然，經濟學家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不會以這種浪費行為的假定為出發點，因而也不會以利己主義的前提為出發點。
[28] 假定人隻在某些動機的影響下，按照經濟原則，并在充分認識事物的全部情況的條件下進行活動的，這時，經濟學家無疑也就把現實簡化了。
但是，經濟理論不把任務簡化是不行的。
理論演繹法隻有離開嚴格确定的前提才行，也就是說，凡是嚴謹的科學都非得把現實簡化不可。
政治經濟學在這方面具有一切嚴謹科學所具有的共同弱點。
物理學和化學被公認為精确研究自然現象的典範。
但是，這些學科是研究具體現象呢，還是研究一定類型的、簡化了的抽象現象?毫無疑問，是後者。
氣體定律，例如，波義耳&mdash馬略特定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任何一種實際的氣體，隻不過是表述了實際現象或多或少可能接近于那些理想的、假設的狀态而已。
同樣，化學是研究元素的，但是在自然界裡并不存在純氧、純氫和純金等一類絕對的純元素，一切理想的氣體都是某些元素的混合物或化合物。
抽象，使複雜情況成為抽象概念，是一切嚴謹科學的方法，而這些科學的結論在抽象地應用于所設想的現象時，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應用于自然界的現實事實時，則僅僅是近似正确的。
[29] 經濟理論家為得出自己的結論，不得不求助于三段論法，其中，上述前提起着大前提的作用，而被研究的特殊情況，則起着小前提的作用。
結論是通過一般演繹法取得的。
經濟學家為了解決各種各樣的國民經濟問題，不得不建立一長串的這種三段論法。
這種演繹推理的主要困難，就是确定有待解釋的特殊情況和一般前提之間的聯系。
一般前提可視為已知，結論也就不會有困難。
但是，小前提的确定，卻是上述全部邏輯過程的要害所在，因為隻有借助于小前提，經濟科學的一般原則才能得到特殊的運用，某些經濟現象之間的一定的因果依存關系才能确定下來。
這裡往往犯了經濟學說史上大量出現的錯誤。
例如，下述的三段論法，似乎是好幾代經濟學家都無法反駁的。
大前提：凡是不影響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總額以及全國工人總數的因素，都不會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小前提：工人聯盟不影響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總額以及全國工人總數。
結論：工人聯盟不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在上述三段論法中，大前提是毋庸置疑的，這當然是因為商數（平均工資）在被除數（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或除數（全國家工人總數））不變的條件下，不可能發生變化。
從這些前提中也必然會得出上述的結論。
但是，小前提是錯誤的。
盡管工人聯盟不創造新的财富，但是它們能夠對企業主施加壓力來增大以工資形式轉給工人的那部分社會财富的比重。
因此，工人聯盟能夠影響用于支付工資的國家資本的總額，也就是說，能夠影響全國的平均工資。
如果小前提違背真理，結論就違背真理，從而三段論法也将是不正确的。
不論經濟學家在形式上怎樣正确地建立三段論法，但是由于前提錯誤，從中得出的結論就不可能正确。
這就是為什麼不能同意凱爾恩斯所認為的通過實驗來檢驗經濟理論的結論是沒有意義的觀點的原因所在。
[30]當然，唯有發現三段論法本身有錯誤，才能證明這些結論是錯誤的。
抽象理論的結論本身，是不能靠指出它不符合以經驗為根據的實際就被駁倒的，因為這種不符合情況可能受經濟學家估計不到的要素的影響所制約。
因此，蹩腳的經濟學家所用的一般方法不是從邏輯上反駁某一理論，而是簡單引用事實來反駁它，這隻能證明這些經濟學家理論思想的貧乏。
但是，雖說隻有發現某一經濟理論在邏輯結構上有錯誤才能證明它是不正确的，然而，理論與實際不相符合的事實本身，無論如何不能認為它對于科學是無關緊要的。
假如經濟學家堅持這種觀點，那麼，他們的理論即使是正确的，也會由于完全脫離生活而失去實際意義。
所以，抽象的經濟理論的結論，始終應當受到事實的檢驗。
如果理論與事實不相符合的程度，大于根據理論的抽象性質所能預想的程度，那麼，應當指出：究竟哪些要素使具體的結果偏離了理論上預想的結果。
經濟學家隻要沒有弄清楚實際不符合理論假想的原因，就不能說他的任務已告結束。
為此，還要通過實驗來檢驗理論。
總之，經濟理論同其他嚴謹的科學一樣，在确定因果依存關系時，總是與某種抽象有關。
但是，經濟理論的結論，就其科學價值和應起的作用來說，當然與自然科學的結論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經濟科學結論的普遍适用性比較小，其主要根據如下： 第一，自然界的機械力始終發生作用，假如它由于另外某種力作用于相反方向上而表現不出來的話，那也不能因此抹殺前一種機械力的現實性質。
例如，盡管石頭因有支撐物而沒有落到地上，其重力作用沒有表露出來，但是重力仍然發生作用，石頭仍然對支撐物有壓力。
與此相反，在社會生活領域内，經濟學家所假設的那種力，卻可以完全不發生作用。
例如，人們可以把自己的經濟活動服從于經濟學家不予考慮的動機的影響，并且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理論的結論在實際中得不到任何應用。
因而，自然科學的結論，具有無條件的現實性，而經濟理論的結論卻具有假設的性質：當經濟學家所依據的那些假設真正得以實現的時候，經濟理論就會具有現實的意義。
第二，反作用力按着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力的結果發生作用時，也與前一種力一樣，始終屬于機械力的範疇。
例如，子彈一飛離槍口，從不會沿着力學研究子彈飛行力和地球引力相互作用而得出來的有規則的曲線運動。
空氣阻力、風和其他很多原因使子彈飛行偏離這個理想的曲線。
但是，所有這些造成偏離的力，也都服從于力學規律。
相反，造成實際的經濟要素偏離理論上得出的經濟要素的力，卻根本不屬于經濟學家研究的範疇。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已達到自己知識的界限，應當承認自己無能為力。
[31] 在經濟科學史上，長期進行着哪一種方法（是具有抽象性質的演繹法，還是從具體事實出發的歸納法）應成為科學基礎的争論。
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所謂曆史學派的代表主張放棄抽象理論，代之以經驗論，并以此來改造科學。
但是，新派别的追随者們對經濟理論并沒有進行任何改革。
關于演繹法和歸納法優點的争論，起初非常激烈，後來漸趨沉寂，現在已失去興趣了。
門格爾主張兩種方法在各自的領域内具有同等的意義，這個觀點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公認，正如曆史學派公認領袖施穆勒在新著教程中至少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一章所說的那樣。
問題是政治經濟學包括若幹分科，彼此在方法論上有着深刻的區别。
五、政治經濟學的分科政治經濟學首先分為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
理論政治經濟學又分為抽象的和具體的。
抽象的政治經濟學闡述國民經濟的一般的和因果的依存關系，不能不主要地使用上述的演繹法。
相反，具體的政治經濟學，其目的在于描述、分類和解釋各類具體的國民經濟現象，勢必具有歸納法的性質。
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分科，運用抽象的經濟理論，既研究各類現存的經濟現象，也特别研究它們的曆史發展。
闡明經濟的曆史發展方向，是這一分科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與理論政治經濟學相對立的，是應用政治經濟學或叫經濟政策。
經濟政策要成為真正的科學，就應與倫理學發生密切的聯系。
隻有倫理學才能賦予它以指導思想。
特别是關于人的個性的最高價值的倫理學思想，應當成為經濟政策的核心思想。
每一個人都有極大可能發揮其全部力量和才能的社會制度，是我們的社會理想，從這個觀點來看，有益的法律的某些準則應當得到重視。
所以，理應歡迎現代在法律家中間出現的力求恢複自然法（當然是采取新的形式）的現象[32]。
但是，不能認為政治經濟學的上述分科相互可以截然分開，界限分明。
經濟科學的抽象部分和具體部分相互滲透，實際上是區分不開的。
理論政治經濟學和應用政治經濟學，大多是可以劃分開的，因為研究存在的和應有的事物，在邏輯上是根本不同的問題。
但是，要完全把它們分開，也是不可能的。
如上所述，理論研究的第一步即對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類，不能不受到應用的研究任務的影響。
因此，經濟理論的研究完全離不開經濟政策。
[33] 引進倫理因素不會損害經濟理論的客觀意義，因為這個因素在經濟理論中僅占有嚴格确定的地位。
在解釋經濟現象和總結它的因果依存關系的領域内，當然沒有這個因素的地位。
總的來說，倫理學即社會理想并不損害經濟理論的科學性，隻是在科學推理中存在的領域和應有的領域有嚴格區分的情況下，才會損害它的科學性。
在經濟理論中，觀念因素和客觀因素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兩者的實質區别始終必須是分明的，正如水和油在同一個容器中，互相直接接觸，但也不會融合在一起。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在俄國文獻中，關于倫理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作用問題，進行了長期的争論。
拉夫羅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表述了如下的思想：社會科學應采取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另外一種研究方法，因為社會科學從人類的利益和目的着眼研究社會現象，因而也就不可能純客觀地研究這些現象。
例如，曆史科學的核心概念即進步的概念，具有主觀目的論的性質。
[34]米海洛夫斯基根據這些觀點，發展了社會學中的主觀方法的理論。
但是，米海洛夫斯基盡管不止一次地提及這個問題，看來也沒有能徹底解決它。
這個方法的内容究竟是什麼，他在不同的時間作了不同的解釋。
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論遭到了許多作家的強烈反對，特别是大約二十年前，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盛行的時代受到了人們的譏笑。
但是，最終還得承認，盡管米海洛夫斯基的學說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