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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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學說以此作為研究利潤的來源）似乎隻局限于農業方面，而不是出現在工業方面。
恰恰相反，正是這些看法是重農學派的錯誤，從而他們認為農業和工業之間産品的增加會有很大的差别。
重農學派認為産品的增加隻發生在生物體增加的場合。
實際上，毫不例外的任何生産過程不是别的，而正是在農業和工業這方面，産品的增加不存在任何差别。
例如，生産呢絨時，呢絨數量增加，也正如繁殖大牲畜時，大牲畜有了增加一樣。
誠然，呢絨本身的生産需要消耗羊毛和其他生産資料，而呢絨還是羊毛，隻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羊毛；而羊毛的數量絕不是因為它變成了呢絨而有所增加。
然而，要知道母牛在經濟上不是别的什麼，而是幹草、麥稭和其他一些變成母牛食用的生産資料。
大牲畜繁殖的可能性，也和其他任何經濟産品生産一樣需要消耗一定的生産資料。
總之，由于物質不滅規律，在生産過程不可能發生物質的增加或者消滅，而物質隻是形式上的變化，換言之，隻發生物質舊形式的消滅和新形式的出現。
在各種生産之間，在這方面不存在任何原則上的經濟差别，然而，各種生産所固有的那些主要特征，看生産過程是否以有機體為目的，還是以無機體為目的。
每一種生産都是一些物質消滅而另一些新物質同時産生。
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生産全過程來看，就會看出，消滅了的和重新創造出來的産品，就某種意義上說，很少有差别；然而，就其數量來說，差别就大了。
每年生産的大約是一些同樣的産品，即生産資料和消費品；而社會消耗恰好也是每年大約所生産的那些，即生産資料和消費品（工人階級所消耗的）。
要想使該社會在經濟上能産生非勞動收入，需要些什麼呢？為此，該社會範圍内所創造的産品數量，應當要超過生産過程本身所消耗的産品數量。
這種超出是社會所獲得的産品總量與社會所消耗的産品總量的比較，于是就形成一種剩餘的社會産品，如沒有這種剩餘産品，就不可能有非勞動的收入。
總之，利潤和非勞動收入的主要基礎，正是剩餘産品，而絕不是剩餘價值，因為經濟價值本身存在的可能性，必須先具有這種價值産品的存在。
為了吃到兔子，必須先抓到兔子，而為了得到剩餘價值，必須先生産剩餘産品。
因此，剩餘産品的存在，是一切非勞動收入形式的必要實物基礎，它的存在也和社會技術條件有關。
然而，必須要把社會剩餘産品與非勞動階級所消費的産品概念嚴格地區别開。
一般說來，社會剩餘産品超過非勞動階級消費的産品。
所謂社會剩餘産品，應當指扣除能維持不縮小社會生産過程所必須的産品後留下的全部社會産品的份額。
為了得到剩餘産品：第一，必須要從社會産品中扣除生産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産資料；第二，必須扣除工人階級消費品的份額，因為工人階級沒有這種消費份額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維持全家的生活。
如果工人的工資限定于最低水平的生活資料，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部剩餘産品就成了不從事經濟勞動者的收入了。
這些人中，一部分是從事非常重要的腦力勞動，然而，這樣的勞動不具有經濟的性質；另一部分，得到收入不是由于個人的勞動，而是由于占有财産（不勞動的階級）。
然而，因為工資通常超過這種最低限度，這意味着剩餘産品的一定份額歸工人階級支配了[62]。
然而，工資中包含的份額盡管是與真實相符的，但是，生産率論絕不會滿意地能解決利潤問題，相反，因為它是利潤論，就定會受到下列觀點的堅決批駁。
首先，這種理論的罪孽是在于把資本和勞動工具混為一談。
實際上，原始資本不是勞動工具，而是工人的生活資料。
工人是比用其勞動創造生産資料更基本更主要的生産活動者，可見，資本成為工人生活資料較比資本成為生産資料更具有本質意義，每一門學說希望對資本家的收入做出科學的解釋，就要以最基本而且最單純的形式，即以工人占有生活資料為出發點的收入形式來解釋收入。
如果工人失去生活資料，則他們在經濟上便要依賴于占有生活資料的人，而且後者就有可能迫使工人多少得給他讓出一部分生産産品。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勞動工具改進的程度如何，都會産生利潤。
因此，生産率論首先就漏洞百出，而且它不能解釋許多的利潤現象，其中有些現象還具有最主要的特性。
第二，生産率論直接與許多利潤現象相矛盾。
利用完善的勞動工具而産生的利潤要完全取決于勞動工具的生産率，這是很不可靠的。
例如，同樣一台織布機在俄國産生的利潤比在英國産生的多得多。
不同的國家使用的機器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而利潤率可能完全不同。
這就證明，利潤根本不會與使用完善了的勞動工具而創造出來的剩餘産品相吻合的。
最後，第三點，生産率論對經濟現象不能正确分類，不能正确地闡明經濟事實，把資本（勞動工具）說成是獨立的生産力。
勞動工具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生産動因。
勞動工具是人創造的，而人是唯一的積極生産活動者。
從勞動者的觀點上來說，應當把全部産品歸屬于人的勞動，而不能算在生産資料的賬上，生産資料是由人創造和改變出來的簡單生産條件。
單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機器和工人都是生産資料，而資本才是獨立的生産力。
可見，資本的生産率論，第一，論據不足；第二，與許多事實相矛盾；第三，是為資産階級的利益塗脂抹粉。
這種理論從上述三點全面來看，同樣是站不住腳的，而利潤學說是由這三點理由組成的，所以它不能正确地闡明社會的利潤本質，由于它輕視利潤的社會基礎，并把利潤視為是生産資料的簡單産品，所以它從定額的觀點（否定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對利潤作出不正确的評價；最後，它對決定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輕視利潤的高低與工資高低的依賴關系）不能充分地解釋，因此，整個說來，這種理論必須承認是根本不能解決利潤問題的。
在經濟學家流派中，流行一種資本家節欲說。
這種學說出現于英國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
當時在英國經濟學家中享有盛名的是李嘉圖派，該派從勞動價值學說的角度來研究分配現象。
按李嘉圖派非常确信的認識來說，商品的價格應當符合生産費用；但是，商品價格，通常要超過用于形成資本家利潤的或多或少的生産費用額。
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一些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便把利潤視為生産費用的組成部分。
然而，這是解決經濟難題極不成功的方法，因為生産利潤和生産費用的對抗性十分明顯。
理論概念不能順應這樣的解決辦法，于是出現以西尼爾為代表提出新的利潤學說，這種學說對同樣的問題作出的回答，隻不過更加機智巧妙，想得周到而已。
西尼爾在生産條件中發現一種不能壓縮勞動消耗，然而能形成像勞動消耗這樣的實際費用的因素。
每一個财産占有者可以使财産起兩種作用：或者利用它滿足私人的需要，使它成為私人的消費品；或者把财産當作資本使用，用來謀取利潤。
後一種情況下，這樣利用自己财産的人，會作出某種犧牲，就是說，他要節制眼前的消費。
因此，生産過程中的實際費用是由兩種因素構成的：其一是由生産中的勞動消耗；其二是由那些積累資本，以延緩自己消費的辦法，使生産成為可能的人的節欲。
資本家的利潤不是别的，正是資本家忍受節欲的犧牲而給他帶來的報酬。
如果利潤消失，則促進資本積累的因素也就消失；因為，為了要進行生産，就必須要積累資本，可見，資本家的利潤是生産的必要條件。
從這種學說的觀點上看，利潤率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資本的人因延緩消費而節欲的費用。
利潤率越高，則積累資本的酬金就越多，就是說，促進資本積累的作用就越大。
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的效能就會減退。
這也就調節了資本利潤率的平均水平。
例如，如果資本積累者因節制眼前的消費所需要的酬金等于5％的資本，則利潤的平均水平也應以5％的水平來規定。
因為，如果利潤下降低于這個水平，則資本積累減少，而整個社會資本增長額也相應地減少。
然而，社會資本供應相對地減少，不能不引起對勞力需求的減少，因此，工資也會降低，結果就必須引起利潤的提高。
如果利潤提得高于資本積累所要求的酬金水平，就會出現相反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增加資本積累效能，就要導緻資本供應的增加，導緻對勞力需求的增加，而利潤便會降低。
這樣一來，利潤的平均水平由促進資本積累有關人員所必須的積累資本的酬金來規定。
節欲論是從三個方面來闡明利潤問題的。
至于談到利潤的來源，其社會性質，節欲論則認為利潤的來源是資本積累者的節欲，節欲是不包括勞動消耗的生産消耗的獨立因素。
從這一點說，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因素，是對促進資本積累的有關人員必要的酬金額。
至于談到從社會&mdash政治上來評價利潤，則節欲論認為利潤中這種合理的和公正的社會收入形式也是一種工資；因為資本積累者是通過利潤得到他給予社會的最重要勞務的酬金。
節欲論雖多次地遭到批評，然而，大半遭到的批評沒有觸及所研究論點最本質的東西。
例如，對學說的中心論點，說利潤是由積累資本者的節欲創造的，是不值一駁的，因為節欲是一種非常消極的行為，按其本質，無論如何也不能創造出所謂的資本家的利潤。
然而，這種節欲，似乎遠不像所說的那樣令人信服。
當然，節欲就其本身而言，不能創造任何新的價值。
但是，資本積累者的節欲，在很大程度上能間接地影響社會生産的産品數量。
這些人把自己的财産無論作任何用途；或将其用于自己的需用，或将其變為資本，都取決于他們的良好意志。
在再将财産變為資本時，這種财産便成為社會的生産基金，于是社會産品的數額會相應地增加。
這就是說，像節欲這樣的純消極行為，完全有助于社會财富的實際增加。
往下，讓我們看看有着同樣年度周轉金額的兩家資本主義企業，然而，其中一家，資本年周轉一次，另一家，一年周轉兩次。
這種情況下，第一家企業開展業務，需要耗費資本家全年資本的本金；而第二家企業需要的資本卻要少耗費一倍。
資本家計算自己利潤率不按全部周轉資本，而隻按他私人所耗費的資本來計算；然而，對他來說，隻有這種耗費才是他必須清算的。
如果生産資料（原材料、用具、機器和勞力）一年中所消耗的總額在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是相同的話，則從全社會的觀點看，第一家企業和第二家企業支出的總額應當認為是相等的。
從個别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資本家生産的支出，不取決于一年中消耗的生産資料和勞力的總額，這從社會角度看是唯一實際的支出；而取決于他從自己的資金所耗費的資本總額。
因此，從資本家的角度看，資本周轉一年一次的第一家企業的生産支出，必須比資本周轉一年兩次的第二家企業要高出一倍。
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從資本家利益的觀點上看，生産支出原來與資本的消耗和實現利潤時間之間發生的持續期限有着直接的關系：這種期限越長，則消耗資本家的資金就越多，盡管這不反映在這個期限内生産資料總量消耗的增加上。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對同一種現象從私有經濟觀點和從公有經濟觀點上評價，有着非常突出的耐人尋味的分歧：因為私有經濟在兩種消耗之間有着極大的差别，但是這兩種消耗，在公有經濟上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别。
資本主義經濟按其本質來說，必須要計算生産價值，但不是根據某一生産時期内實際消耗的生産資料，而是根據資本家由自己資金中消耗的資本額來計算。
因為由自己資金中消耗的資本要比周轉期間的資本多，則經濟活動成果延期獲得，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産的額外支出。
然而，節欲論和利潤論一樣，大體說來，也可以認為與生産率論一樣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這種學說認為利潤是資本家的節欲而來的産品，所以力圖把利潤說成是資本家本人創造的。
然而，如果同意财産成了資本，或者成了取決于資本家自行支配的消費基金的話，則由此還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有輕視工人參加創造利潤的權利。
為了能得到利潤，不僅需要資本家消極的&ldquo節欲&rdquo，也需要工人積極的工作。
節欲論忽視工人的積極工作這種條件，因而對社會利潤的本質作出不正确的論述。
從标準觀點上說，用節欲論來證明利潤的正确性，是完全不值一駁的。
拉薩爾說：&ldquo資本主義的利潤是節欲的報酬金！念着祝福詞，哼着贊美詩！這是歐洲百萬富翁&mdash&mdash獨腳拄拐，面色蒼白，曲背折腰，捧盤求人施舍的印度虔誠信士慣用的動聽言辭，為的是收集節欲的報酬金！而他們之中高居自己虔誠信士之上的，最主要的信士和最大的節欲者要算洛希爾家族了。
這就是社會的狀況！&rdquo[63]從這種觀點上看，工人倒成了不希望節欲消費而願意過着奢侈生活的享樂至上主義者了。
在現代制度下，必須節欲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
然而，工人無論怎樣節欲，由于必要，絲毫也不能使他們得到利潤，因此，利潤的來源，不是節欲，而是充分
恰恰相反，正是這些看法是重農學派的錯誤，從而他們認為農業和工業之間産品的增加會有很大的差别。
重農學派認為産品的增加隻發生在生物體增加的場合。
實際上，毫不例外的任何生産過程不是别的，而正是在農業和工業這方面，産品的增加不存在任何差别。
例如，生産呢絨時，呢絨數量增加，也正如繁殖大牲畜時，大牲畜有了增加一樣。
誠然，呢絨本身的生産需要消耗羊毛和其他生産資料，而呢絨還是羊毛，隻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羊毛；而羊毛的數量絕不是因為它變成了呢絨而有所增加。
然而，要知道母牛在經濟上不是别的什麼，而是幹草、麥稭和其他一些變成母牛食用的生産資料。
大牲畜繁殖的可能性，也和其他任何經濟産品生産一樣需要消耗一定的生産資料。
總之，由于物質不滅規律，在生産過程不可能發生物質的增加或者消滅，而物質隻是形式上的變化，換言之，隻發生物質舊形式的消滅和新形式的出現。
在各種生産之間，在這方面不存在任何原則上的經濟差别，然而，各種生産所固有的那些主要特征，看生産過程是否以有機體為目的，還是以無機體為目的。
每一種生産都是一些物質消滅而另一些新物質同時産生。
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生産全過程來看，就會看出，消滅了的和重新創造出來的産品，就某種意義上說，很少有差别；然而，就其數量來說，差别就大了。
每年生産的大約是一些同樣的産品，即生産資料和消費品；而社會消耗恰好也是每年大約所生産的那些，即生産資料和消費品（工人階級所消耗的）。
要想使該社會在經濟上能産生非勞動收入，需要些什麼呢？為此，該社會範圍内所創造的産品數量，應當要超過生産過程本身所消耗的産品數量。
這種超出是社會所獲得的産品總量與社會所消耗的産品總量的比較，于是就形成一種剩餘的社會産品，如沒有這種剩餘産品，就不可能有非勞動的收入。
總之，利潤和非勞動收入的主要基礎，正是剩餘産品，而絕不是剩餘價值，因為經濟價值本身存在的可能性，必須先具有這種價值産品的存在。
為了吃到兔子，必須先抓到兔子，而為了得到剩餘價值，必須先生産剩餘産品。
因此，剩餘産品的存在，是一切非勞動收入形式的必要實物基礎，它的存在也和社會技術條件有關。
然而，必須要把社會剩餘産品與非勞動階級所消費的産品概念嚴格地區别開。
一般說來，社會剩餘産品超過非勞動階級消費的産品。
所謂社會剩餘産品，應當指扣除能維持不縮小社會生産過程所必須的産品後留下的全部社會産品的份額。
為了得到剩餘産品：第一，必須要從社會産品中扣除生産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産資料；第二，必須扣除工人階級消費品的份額，因為工人階級沒有這種消費份額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維持全家的生活。
如果工人的工資限定于最低水平的生活資料，在這樣的情況下，全部剩餘産品就成了不從事經濟勞動者的收入了。
這些人中，一部分是從事非常重要的腦力勞動，然而，這樣的勞動不具有經濟的性質；另一部分，得到收入不是由于個人的勞動，而是由于占有财産（不勞動的階級）。
然而，因為工資通常超過這種最低限度，這意味着剩餘産品的一定份額歸工人階級支配了[62]。
然而，工資中包含的份額盡管是與真實相符的，但是，生産率論絕不會滿意地能解決利潤問題，相反，因為它是利潤論，就定會受到下列觀點的堅決批駁。
首先，這種理論的罪孽是在于把資本和勞動工具混為一談。
實際上，原始資本不是勞動工具，而是工人的生活資料。
工人是比用其勞動創造生産資料更基本更主要的生産活動者，可見，資本成為工人生活資料較比資本成為生産資料更具有本質意義，每一門學說希望對資本家的收入做出科學的解釋，就要以最基本而且最單純的形式，即以工人占有生活資料為出發點的收入形式來解釋收入。
如果工人失去生活資料，則他們在經濟上便要依賴于占有生活資料的人，而且後者就有可能迫使工人多少得給他讓出一部分生産産品。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勞動工具改進的程度如何，都會産生利潤。
因此，生産率論首先就漏洞百出，而且它不能解釋許多的利潤現象，其中有些現象還具有最主要的特性。
第二，生産率論直接與許多利潤現象相矛盾。
利用完善的勞動工具而産生的利潤要完全取決于勞動工具的生産率，這是很不可靠的。
例如，同樣一台織布機在俄國産生的利潤比在英國産生的多得多。
不同的國家使用的機器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而利潤率可能完全不同。
這就證明，利潤根本不會與使用完善了的勞動工具而創造出來的剩餘産品相吻合的。
最後，第三點，生産率論對經濟現象不能正确分類，不能正确地闡明經濟事實，把資本（勞動工具）說成是獨立的生産力。
勞動工具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生産動因。
勞動工具是人創造的，而人是唯一的積極生産活動者。
從勞動者的觀點上來說，應當把全部産品歸屬于人的勞動，而不能算在生産資料的賬上，生産資料是由人創造和改變出來的簡單生産條件。
單從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機器和工人都是生産資料，而資本才是獨立的生産力。
可見，資本的生産率論，第一，論據不足；第二，與許多事實相矛盾；第三，是為資産階級的利益塗脂抹粉。
這種理論從上述三點全面來看，同樣是站不住腳的，而利潤學說是由這三點理由組成的，所以它不能正确地闡明社會的利潤本質，由于它輕視利潤的社會基礎，并把利潤視為是生産資料的簡單産品，所以它從定額的觀點（否定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對利潤作出不正确的評價；最後，它對決定利潤高低的客觀因素（輕視利潤的高低與工資高低的依賴關系）不能充分地解釋，因此，整個說來，這種理論必須承認是根本不能解決利潤問題的。
在經濟學家流派中，流行一種資本家節欲說。
這種學說出現于英國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
當時在英國經濟學家中享有盛名的是李嘉圖派，該派從勞動價值學說的角度來研究分配現象。
按李嘉圖派非常确信的認識來說，商品的價格應當符合生産費用；但是，商品價格，通常要超過用于形成資本家利潤的或多或少的生産費用額。
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一些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便把利潤視為生産費用的組成部分。
然而，這是解決經濟難題極不成功的方法，因為生産利潤和生産費用的對抗性十分明顯。
理論概念不能順應這樣的解決辦法，于是出現以西尼爾為代表提出新的利潤學說，這種學說對同樣的問題作出的回答，隻不過更加機智巧妙，想得周到而已。
西尼爾在生産條件中發現一種不能壓縮勞動消耗，然而能形成像勞動消耗這樣的實際費用的因素。
每一個财産占有者可以使财産起兩種作用：或者利用它滿足私人的需要，使它成為私人的消費品；或者把财産當作資本使用，用來謀取利潤。
後一種情況下，這樣利用自己财産的人，會作出某種犧牲，就是說，他要節制眼前的消費。
因此，生産過程中的實際費用是由兩種因素構成的：其一是由生産中的勞動消耗；其二是由那些積累資本，以延緩自己消費的辦法，使生産成為可能的人的節欲。
資本家的利潤不是别的，正是資本家忍受節欲的犧牲而給他帶來的報酬。
如果利潤消失，則促進資本積累的因素也就消失；因為，為了要進行生産，就必須要積累資本，可見，資本家的利潤是生産的必要條件。
從這種學說的觀點上看，利潤率的高低取決于積累資本的人因延緩消費而節欲的費用。
利潤率越高，則積累資本的酬金就越多，就是說，促進資本積累的作用就越大。
利潤率降低，資本積累的效能就會減退。
這也就調節了資本利潤率的平均水平。
例如，如果資本積累者因節制眼前的消費所需要的酬金等于5％的資本，則利潤的平均水平也應以5％的水平來規定。
因為，如果利潤下降低于這個水平，則資本積累減少，而整個社會資本增長額也相應地減少。
然而，社會資本供應相對地減少，不能不引起對勞力需求的減少，因此，工資也會降低，結果就必須引起利潤的提高。
如果利潤提得高于資本積累所要求的酬金水平，就會出現相反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增加資本積累效能，就要導緻資本供應的增加，導緻對勞力需求的增加，而利潤便會降低。
這樣一來，利潤的平均水平由促進資本積累有關人員所必須的積累資本的酬金來規定。
節欲論是從三個方面來闡明利潤問題的。
至于談到利潤的來源，其社會性質，節欲論則認為利潤的來源是資本積累者的節欲，節欲是不包括勞動消耗的生産消耗的獨立因素。
從這一點說，決定利潤率高低的因素，是對促進資本積累的有關人員必要的酬金額。
至于談到從社會&mdash政治上來評價利潤，則節欲論認為利潤中這種合理的和公正的社會收入形式也是一種工資；因為資本積累者是通過利潤得到他給予社會的最重要勞務的酬金。
節欲論雖多次地遭到批評，然而，大半遭到的批評沒有觸及所研究論點最本質的東西。
例如，對學說的中心論點，說利潤是由積累資本者的節欲創造的，是不值一駁的，因為節欲是一種非常消極的行為，按其本質，無論如何也不能創造出所謂的資本家的利潤。
然而，這種節欲，似乎遠不像所說的那樣令人信服。
當然，節欲就其本身而言，不能創造任何新的價值。
但是，資本積累者的節欲，在很大程度上能間接地影響社會生産的産品數量。
這些人把自己的财産無論作任何用途；或将其用于自己的需用，或将其變為資本，都取決于他們的良好意志。
在再将财産變為資本時，這種财産便成為社會的生産基金，于是社會産品的數額會相應地增加。
這就是說，像節欲這樣的純消極行為，完全有助于社會财富的實際增加。
往下，讓我們看看有着同樣年度周轉金額的兩家資本主義企業，然而，其中一家，資本年周轉一次，另一家，一年周轉兩次。
這種情況下，第一家企業開展業務，需要耗費資本家全年資本的本金；而第二家企業需要的資本卻要少耗費一倍。
資本家計算自己利潤率不按全部周轉資本，而隻按他私人所耗費的資本來計算；然而，對他來說，隻有這種耗費才是他必須清算的。
如果生産資料（原材料、用具、機器和勞力）一年中所消耗的總額在第一種和第二種情況是相同的話，則從全社會的觀點看，第一家企業和第二家企業支出的總額應當認為是相等的。
從個别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資本家生産的支出，不取決于一年中消耗的生産資料和勞力的總額，這從社會角度看是唯一實際的支出；而取決于他從自己的資金所耗費的資本總額。
因此，從資本家的角度看，資本周轉一年一次的第一家企業的生産支出，必須比資本周轉一年兩次的第二家企業要高出一倍。
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從資本家利益的觀點上看，生産支出原來與資本的消耗和實現利潤時間之間發生的持續期限有着直接的關系：這種期限越長，則消耗資本家的資金就越多，盡管這不反映在這個期限内生産資料總量消耗的增加上。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對同一種現象從私有經濟觀點和從公有經濟觀點上評價，有着非常突出的耐人尋味的分歧：因為私有經濟在兩種消耗之間有着極大的差别，但是這兩種消耗，在公有經濟上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别。
資本主義經濟按其本質來說，必須要計算生産價值，但不是根據某一生産時期内實際消耗的生産資料，而是根據資本家由自己資金中消耗的資本額來計算。
因為由自己資金中消耗的資本要比周轉期間的資本多，則經濟活動成果延期獲得，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産的額外支出。
然而，節欲論和利潤論一樣，大體說來，也可以認為與生産率論一樣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這種學說認為利潤是資本家的節欲而來的産品，所以力圖把利潤說成是資本家本人創造的。
然而，如果同意财産成了資本，或者成了取決于資本家自行支配的消費基金的話，則由此還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有輕視工人參加創造利潤的權利。
為了能得到利潤，不僅需要資本家消極的&ldquo節欲&rdquo，也需要工人積極的工作。
節欲論忽視工人的積極工作這種條件，因而對社會利潤的本質作出不正确的論述。
從标準觀點上說，用節欲論來證明利潤的正确性，是完全不值一駁的。
拉薩爾說：&ldquo資本主義的利潤是節欲的報酬金！念着祝福詞，哼着贊美詩！這是歐洲百萬富翁&mdash&mdash獨腳拄拐，面色蒼白，曲背折腰，捧盤求人施舍的印度虔誠信士慣用的動聽言辭，為的是收集節欲的報酬金！而他們之中高居自己虔誠信士之上的，最主要的信士和最大的節欲者要算洛希爾家族了。
這就是社會的狀況！&rdquo[63]從這種觀點上看，工人倒成了不希望節欲消費而願意過着奢侈生活的享樂至上主義者了。
在現代制度下，必須節欲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
然而，工人無論怎樣節欲，由于必要，絲毫也不能使他們得到利潤，因此，利潤的來源，不是節欲，而是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