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父親王國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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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西院一号陳伯母（陳達教授太太）、四号鄭伯母（鄭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趙伯母（趙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較接近。
兩人商量一下，覺得陳伯母太老實，不善言詞，恐怕說不動母親的心意。
趙伯母心直口快，将來說漏了口，全園皆知，是很尴尬的事。
隻有鄭伯母，說話有條理，行事很謹慎，且與母親最談得來，因此馬上去與鄭伯母相商。
她叫我不要驚慌，她一定會盡力說服母親的，要讓母親看在兒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幾年。
然後在家中，由我哀求，錢媽解勸，三人合作，總算打消了她的死志。
當母親說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們十年。
”我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裡面，母親要出門，我必定要問她到那裡去，有時她煩了，就說我不該管她的事。
盡管這樣，我還是偷偷地在後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
有時她出去遲遲不歸，我和錢媽兩人總是提心吊膽的，等到見她進門才安心。
那年秋季我本該入學，可是不放心母親，我推說對學校的規矩都不懂，除國文外連阿拉伯數字也不認識，無法上學。
趙伯母曾數次相勸，我仍以這個理由推拒了。
民國十七年陰曆六月中旬，學校已放暑假，我們才摒擋南歸，三哥送我們到塘沽上船後，仍返平在清華任職。
到上海後，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處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
我們有兩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親小，他們之間，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見的，母親得到他們寬慰，精神逐漸振作，一一安排我們入學。
民國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關任職，且同住一處，母親随他們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滬經商。
我想到當初母親對我們有“十年”的承諾，有些擔心的問小舅父，他說：“傻瓜，現在生活得那麼幸福，你們又肯用功上進，她有什麼理由想死呢？” 父親的消閑生活 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那時收音機尚不普遍，北平雖有廣播，頂多有一個小盒子樣的礦石收音機，戴耳機聽聽，就算不錯了。
舉凡現代的音響視聽之娛，非當時夢想所能及。
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
我們住在城裡時，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廠。
古玩店及書店的老闆都認識他，在那裡，他可以消磨大半天。
古玩隻是看看而已。
如果在書店中遇到了想要的書，那就非買不可了。
所以母親知道他要逛琉璃廠，就先要替他準備錢。
遷居清華以後，很少進城，到書店去的時間也就減少了。
記得有一次他從城裡回來，臉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開，原來是一本書，他告訴母親說：我要的不是這本書，而是夾在書頁内的一頁舊書。
我看到隻不過是一張發黃的書頁，而他卻如獲至寶一般，我想一定是從這頁書裡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資料。
我們小的時候，他一閑下來就抱我們，一個大了，一個接着來，倒也不寂寞。
在清華時，最小的六弟已六七歲了，沒有孩子可抱，因此就養了一隻獅子貓，毛長得很長，體形也大，而且善解人意。
隻要有人一呼叫，它就跳到誰的身上。
父親有空坐下時，總是呼一聲貓咪，它就跳到他的膝蓋上。
他用手撫撫它的長毛，貓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來。
後來這隻貓不見了，母親找遍了園内各角落，又怕學生捉去解剖了，四處托人詢問，始終沒有蹤影。
唯一的一次出遊，是與清華同仁共遊西山。
那天，父親是騎驢上山，母親則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騎一驢，可是我因腳踏不到足镫，幾次差一點被驢掀下來，雖有驢夫在側，我仍然下來步行。
妹妹以前騎過，已有經驗，一點也不害怕。
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頤橫卧在大殿中，人與它一比，就顯得太渺小了。
一路上大人與大人在一起，我們小孩，自成一隊。
父親那天玩得很高興，其他印象，已無迹可尋。
弟妹們在家，總愛到前院去玩，有時聲音太大了，母親怕他們吵擾了父親，就拿了一把尺裝模作樣地要把他們趕回後院去。
他們卻是躲在父親背後，父親一手拿書繼續閱讀，一手護着他們滿屋子轉，真使母親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時，我們幾個小的，常圍着他，要求他吟詩給我們聽，那時我們不懂得吟，隻說是唱，他也不怕煩。
有時求他畫人，其實他不會畫，隻會畫一個策杖老人或一葉扁舟，我們也就滿足了。
回想起來，謦欬猶自在耳，昔日兒輩，已滿頭白發了。
父親的助教趙萬裡先生 趙萬裡先生與我家本來是親戚，他是母親表姊的長子，平時各處一方，很少往來，他有一個弟弟，三個妹妹，在家鄉都是優異的學生。
父親就任清華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陸維昭先生為助教，當時陸先生因祖父喪未能履任，趙先生即由人推薦與父親。
民國十四年冬天，我到清華不久，趙先生即到職了，想到第一天他見父親的情形，我們談起來還要失笑。
他畢恭畢敬遠遠地站在父親面前，身體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兩手貼身靠攏，父親說一句，他答一句“是！”問他什麼話，他輕聲回答，在遠處根本不知他說些什麼？話說完了，倒退着出來，頭也不擡一下，我想這個情形，大概就是所謂“執禮甚恭”吧。
他對母親不稱表姨母而稱師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親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學生。
他家住在西院十二号，與我們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來向父親請益，父親有事，隻要派人去請一下，馬上就到。
父親交代什麼事，他都做得很好，因此對他敬業勤奮的态度，很是器重。
父親去世後，所有書籍、遺作都是他整理的。
書籍方面，後來由陳寅恪、吳宓、趙元任三位先生建議，捐贈與北平圖書館，由趙先生整理編目，至于遺著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寫定三類，編為《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并撰寫《王靜安先生年譜》。
近人羅姻伯之孫羅繼祖，對趙先生編纂遺書，撰寫年譜，頗有微辭，說他未能盡心盡力。
我想那時他隻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思想識見未臻成熟，所做的事，不能盡如人意，後來又在北平圖書館工作，公務私事兩忙，更難兼顧為父親的事效力了。
再退一步想，我們是他的子女，在他身後卻不能為他做什麼事，何能苛求他人呢。
趙先生與我，又有一年的師生之誼，當時弟
兩人商量一下，覺得陳伯母太老實，不善言詞，恐怕說不動母親的心意。
趙伯母心直口快，将來說漏了口，全園皆知，是很尴尬的事。
隻有鄭伯母，說話有條理，行事很謹慎，且與母親最談得來，因此馬上去與鄭伯母相商。
她叫我不要驚慌，她一定會盡力說服母親的，要讓母親看在兒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幾年。
然後在家中，由我哀求，錢媽解勸，三人合作，總算打消了她的死志。
當母親說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們十年。
”我才如釋重負地放下了大半心。
那一年裡面，母親要出門，我必定要問她到那裡去，有時她煩了，就說我不該管她的事。
盡管這樣，我還是偷偷地在後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
有時她出去遲遲不歸，我和錢媽兩人總是提心吊膽的，等到見她進門才安心。
那年秋季我本該入學，可是不放心母親，我推說對學校的規矩都不懂，除國文外連阿拉伯數字也不認識，無法上學。
趙伯母曾數次相勸，我仍以這個理由推拒了。
民國十七年陰曆六月中旬，學校已放暑假，我們才摒擋南歸，三哥送我們到塘沽上船後，仍返平在清華任職。
到上海後，因行李什物太多，在二哥處略作停留，即返回原籍外祖父家定居。
我們有兩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親小，他們之間，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見的，母親得到他們寬慰，精神逐漸振作，一一安排我們入學。
民國二十五年夏天，三哥和四哥都已成家，都在海關任職，且同住一處，母親随他們住在上海，小舅父亦在滬經商。
我想到當初母親對我們有“十年”的承諾，有些擔心的問小舅父，他說：“傻瓜，現在生活得那麼幸福，你們又肯用功上進，她有什麼理由想死呢？” 父親的消閑生活 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那時收音機尚不普遍，北平雖有廣播，頂多有一個小盒子樣的礦石收音機，戴耳機聽聽，就算不錯了。
舉凡現代的音響視聽之娛，非當時夢想所能及。
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
我們住在城裡時，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廠。
古玩店及書店的老闆都認識他，在那裡，他可以消磨大半天。
古玩隻是看看而已。
如果在書店中遇到了想要的書，那就非買不可了。
所以母親知道他要逛琉璃廠，就先要替他準備錢。
遷居清華以後，很少進城，到書店去的時間也就減少了。
記得有一次他從城裡回來，臉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開，原來是一本書，他告訴母親說：我要的不是這本書，而是夾在書頁内的一頁舊書。
我看到隻不過是一張發黃的書頁，而他卻如獲至寶一般，我想一定是從這頁書裡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資料。
我們小的時候，他一閑下來就抱我們，一個大了，一個接着來，倒也不寂寞。
在清華時，最小的六弟已六七歲了，沒有孩子可抱，因此就養了一隻獅子貓，毛長得很長，體形也大，而且善解人意。
隻要有人一呼叫，它就跳到誰的身上。
父親有空坐下時，總是呼一聲貓咪，它就跳到他的膝蓋上。
他用手撫撫它的長毛，貓就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來。
後來這隻貓不見了，母親找遍了園内各角落，又怕學生捉去解剖了，四處托人詢問，始終沒有蹤影。
唯一的一次出遊，是與清華同仁共遊西山。
那天，父親是騎驢上山，母親則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騎一驢，可是我因腳踏不到足镫，幾次差一點被驢掀下來，雖有驢夫在側，我仍然下來步行。
妹妹以前騎過，已有經驗，一點也不害怕。
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卧佛寺，金身佛像支頤橫卧在大殿中，人與它一比，就顯得太渺小了。
一路上大人與大人在一起，我們小孩，自成一隊。
父親那天玩得很高興，其他印象，已無迹可尋。
弟妹們在家，總愛到前院去玩，有時聲音太大了，母親怕他們吵擾了父親，就拿了一把尺裝模作樣地要把他們趕回後院去。
他們卻是躲在父親背後，父親一手拿書繼續閱讀，一手護着他們滿屋子轉，真使母親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時，我們幾個小的，常圍着他，要求他吟詩給我們聽，那時我們不懂得吟，隻說是唱，他也不怕煩。
有時求他畫人，其實他不會畫，隻會畫一個策杖老人或一葉扁舟，我們也就滿足了。
回想起來，謦欬猶自在耳，昔日兒輩，已滿頭白發了。
父親的助教趙萬裡先生 趙萬裡先生與我家本來是親戚，他是母親表姊的長子，平時各處一方，很少往來，他有一個弟弟，三個妹妹，在家鄉都是優異的學生。
父親就任清華研究院，原已聘定平湖陸維昭先生為助教，當時陸先生因祖父喪未能履任，趙先生即由人推薦與父親。
民國十四年冬天，我到清華不久，趙先生即到職了，想到第一天他見父親的情形，我們談起來還要失笑。
他畢恭畢敬遠遠地站在父親面前，身體成一百五十度的向前躬着，兩手貼身靠攏，父親說一句，他答一句“是！”問他什麼話，他輕聲回答，在遠處根本不知他說些什麼？話說完了，倒退着出來，頭也不擡一下，我想這個情形，大概就是所謂“執禮甚恭”吧。
他對母親不稱表姨母而稱師母，态度也是恭恭敬敬的。
他是父親得力的助手，也是受益最多的學生。
他家住在西院十二号，與我們家相距很近，早晚都可前來向父親請益，父親有事，隻要派人去請一下，馬上就到。
父親交代什麼事，他都做得很好，因此對他敬業勤奮的态度，很是器重。
父親去世後，所有書籍、遺作都是他整理的。
書籍方面，後來由陳寅恪、吳宓、趙元任三位先生建議，捐贈與北平圖書館，由趙先生整理編目，至于遺著方面，有已刊、未刊及未寫定三類，編為《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并撰寫《王靜安先生年譜》。
近人羅姻伯之孫羅繼祖，對趙先生編纂遺書，撰寫年譜，頗有微辭，說他未能盡心盡力。
我想那時他隻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思想識見未臻成熟，所做的事，不能盡如人意，後來又在北平圖書館工作，公務私事兩忙，更難兼顧為父親的事效力了。
再退一步想，我們是他的子女，在他身後卻不能為他做什麼事，何能苛求他人呢。
趙先生與我，又有一年的師生之誼，當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