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米萊的《晚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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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連帶考察的就是婦女職業問題了。
婦女的職業，其成為問題在機械工業勃興家庭工業破壞以後。
工業革命以來，下層階級的農家婦女或可仍有工作，至于中流以上的婦女，除了從來的家庭雜務以外已無可做的工作。
家庭雜務原是少不來的工作，尤其是育兒，在女性應該自诩的神聖的工作。
可是家庭瑣務是不生産的，因此在經濟上，女性在兩性間的正當的分業不被男性所承認，女性僅被認作男性的附贅物，女性亦不得不以附贅物自居，積久遂在精神上養成了依賴的習性，在境遇上落到屈辱的地位。
要想從這種屈辱解放，近代思想家曾指出絕端相反的兩條路：一是教女性直接去從事家事育兒以外的勞動，與男性作經濟的對抗；一是教女性自信家事育兒的神聖，高唱母性，使男性及社會在經濟以外承認女性的價值。
主張前者的是紀爾曼夫人，主張後者的是托爾斯泰與愛倫凱。
這兩條絕端相反的道路，教女性走哪一條呢？真理往往在兩極端之中，能調和兩者而不使沖突，不消說是理想的了。
近代職業有着破壞家庭的性質，無可諱言，但因了職業的種類與制度的改善，也未始不可補救于萬一。
婦女職業的範圍應該從種種方向擴大，而關于婦女職業的制度，尤須大大地改善。
職業的妨害母性，其故實由于職業不适于女性，并非女性不适于職業。
現代的職業制度實在太壞，男性尚有許多地方不能忍受，何況女性呢？現今文明各國已有分娩前後若幹周的休工的法令和日間幼兒依托所等的設施了，甚望能以此為起點，逐漸改善。
在都市中，每遇清晨及黃昏見到成群提了食筐上工場去的職業婦女，我不禁要為之一蹙額，記起托爾斯泰的歎息過的話來。
但見到那正午才梳洗下午出外叉麻雀的太太或姨太太們，見到那向戀人請求補助學費的女學生們，或是見到那被丈夫遺棄了就走投無路的婦人們，更覺得憤慨，轉而暗暗地替職業婦女叫勝利，替職業婦女祝福了。
體力勞動也好，心力勞動也好，家事勞動也好，在與母性無沖突的家外勞動也好，“不勞動者不得食”，原是男女應該共守的原則。
我對于女性，敢再妄補一句：“不勞動者不得愛！” 美國女作家阿利符修拉伊娜在其所著的書裡有這樣的一章： 我曾見到一個睡着的女性，人生到了她的枕旁，兩手各執着贈物。
一手所執的是“愛”，一手所執的是“自由”，叫女性自擇一種。
她想了許多時候，選了“自由”。
于是人生說：“很好，你選了‘自由’了。
如果你說要取‘愛’，那我就把‘愛’給了你，立刻走開永久不來了。
可是，你卻選了‘自由’，所以我還要重來。
到重來的時候，要把兩種贈物一齊帶給你哩！”我聽見她在睡中笑。
要愛，須先獲得自由。
女性在奴隸的境遇之中決無真愛可言。
這原則原可從種種方面考察，不但物質的生活如此。
女性要在物質的生活上脫去奴隸的境遇，獲得自由，勞動實是惟一的手段。
愛與勞動的一緻融合，真是希望的。
男女都應以此為理想，這裡隻側重于女性罷了。
我希望有這麼一天：女性能物質地不作男性的奴隸，在兩性的愛上，鏟盡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實現出男女協同的生産與文化。
對了《晚鐘》忽然聯想到這種種。
《晚鐘》作于一八五九年，去今已快七十年了。
近代勞動情形大異從前，米萊又是一個農民畫家，編寫當時鄉村生活的，要叫現今男女都作《晚鐘》的畫中人，原是不能夠的事。
但當作愛與勞動融合一緻的象征，是可以千古不朽的。
婦女的職業，其成為問題在機械工業勃興家庭工業破壞以後。
工業革命以來，下層階級的農家婦女或可仍有工作，至于中流以上的婦女，除了從來的家庭雜務以外已無可做的工作。
家庭雜務原是少不來的工作，尤其是育兒，在女性應該自诩的神聖的工作。
可是家庭瑣務是不生産的，因此在經濟上，女性在兩性間的正當的分業不被男性所承認，女性僅被認作男性的附贅物，女性亦不得不以附贅物自居，積久遂在精神上養成了依賴的習性，在境遇上落到屈辱的地位。
要想從這種屈辱解放，近代思想家曾指出絕端相反的兩條路：一是教女性直接去從事家事育兒以外的勞動，與男性作經濟的對抗；一是教女性自信家事育兒的神聖，高唱母性，使男性及社會在經濟以外承認女性的價值。
主張前者的是紀爾曼夫人，主張後者的是托爾斯泰與愛倫凱。
這兩條絕端相反的道路，教女性走哪一條呢？真理往往在兩極端之中，能調和兩者而不使沖突，不消說是理想的了。
近代職業有着破壞家庭的性質，無可諱言，但因了職業的種類與制度的改善，也未始不可補救于萬一。
婦女職業的範圍應該從種種方向擴大，而關于婦女職業的制度，尤須大大地改善。
職業的妨害母性，其故實由于職業不适于女性，并非女性不适于職業。
現代的職業制度實在太壞，男性尚有許多地方不能忍受，何況女性呢？現今文明各國已有分娩前後若幹周的休工的法令和日間幼兒依托所等的設施了，甚望能以此為起點，逐漸改善。
在都市中，每遇清晨及黃昏見到成群提了食筐上工場去的職業婦女，我不禁要為之一蹙額，記起托爾斯泰的歎息過的話來。
但見到那正午才梳洗下午出外叉麻雀的太太或姨太太們，見到那向戀人請求補助學費的女學生們，或是見到那被丈夫遺棄了就走投無路的婦人們，更覺得憤慨，轉而暗暗地替職業婦女叫勝利，替職業婦女祝福了。
體力勞動也好，心力勞動也好，家事勞動也好，在與母性無沖突的家外勞動也好，“不勞動者不得食”，原是男女應該共守的原則。
我對于女性，敢再妄補一句：“不勞動者不得愛！” 美國女作家阿利符修拉伊娜在其所著的書裡有這樣的一章： 我曾見到一個睡着的女性，人生到了她的枕旁，兩手各執着贈物。
一手所執的是“愛”，一手所執的是“自由”，叫女性自擇一種。
她想了許多時候，選了“自由”。
于是人生說：“很好，你選了‘自由’了。
如果你說要取‘愛’，那我就把‘愛’給了你，立刻走開永久不來了。
可是，你卻選了‘自由’，所以我還要重來。
到重來的時候，要把兩種贈物一齊帶給你哩！”我聽見她在睡中笑。
要愛，須先獲得自由。
女性在奴隸的境遇之中決無真愛可言。
這原則原可從種種方面考察，不但物質的生活如此。
女性要在物質的生活上脫去奴隸的境遇，獲得自由，勞動實是惟一的手段。
愛與勞動的一緻融合，真是希望的。
男女都應以此為理想，這裡隻側重于女性罷了。
我希望有這麼一天：女性能物質地不作男性的奴隸，在兩性的愛上，鏟盡那寄食的不良分子，實現出男女協同的生産與文化。
對了《晚鐘》忽然聯想到這種種。
《晚鐘》作于一八五九年，去今已快七十年了。
近代勞動情形大異從前，米萊又是一個農民畫家，編寫當時鄉村生活的，要叫現今男女都作《晚鐘》的畫中人，原是不能夠的事。
但當作愛與勞動融合一緻的象征，是可以千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