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漢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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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辭賦曆來被人們視為辭賦的典範之作。
這是因為漢代以來的辭賦定型于司馬相如、楊雄之手，而他們兩人都是西漢時期的作家。
在過去一些論者看來。
漢賦與唐詩、宋詞及元曲一樣，是一代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作品。
近人的看法則與此相反，他們對司馬相如、楊雄那些大賦似乎否定多于肯定，認為這些賦無非是些雕琢堆砌和阿谀統治者之作。
這兩種看法，似乎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辭賦這種文體在我國文學史上确有其一定的地位和影響，而這種文體的作者，無不以司馬相如、楊雄之作為範本。
再從辭賦本身的發展來看，後代作家雖然寫過不少傳誦之作，但這些作家本人的創作主要在詩文而非辭賦。
至于西漢許多賦家，情況很不相同，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辭賦方面。
所以說辭賦盛于西漢，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今天的讀者大多不愛讀漢賦亦系事實。
這種情況有其複雜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缺點外，時代的變遷、語言的隔閡等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對漢賦恐不宜作簡單的否定。
西漢辭賦的興盛，與統治者的提倡确有密切的關系。
辭賦這種文體早在戰國已經産生，到了漢初，雖有陸賈、賈誼等賦家出現，但作家和作品的數量都不多，傳世之作更少。
到了武帝以後，賦家不斷湧現，據《漢書·藝文志》統計，到西漢末賦已達千篇以上，這不能不說和漢武帝以及宣帝、成帝等帝王愛好辭賦有關。
漢賦之興盛既與統治者提倡有關，當然也會由此對賦本身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
從現存西漢早期的辭賦作品來看，賈誼賦對當時的現實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而且抒情成分較濃。
以後枚乘的《七發》較少抒情氣息，但諷谏的用意還很顯著。
這是因為當時人作賦還與利祿關系較少，思想也比較活潑。
至于司馬相如等人的賦則鋪陳、堆砌之風日盛，内容多為歌功頌德，更适合統治者的口味。
這和後來賦家之獻賦求官的用意是分不開的。
然而，司馬相如在辭賦中所反映的漢代國力的強盛，物産的豐富，以及統治者那種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信心，确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剛出現的封建大一統帝國的興盛景象。
這種繁榮昌盛的局面經過武帝至宣帝時仍繼續存在。
到元帝、成帝時，政治上雖已遠不如過去清明，而表面上的繁榮卻仍然維持着。
所以楊雄早年的辭賦仍然以歌頌帝王的豪侈生活為内容。
然而西漢末年的現實卻漸漸使他清醒起來，悔其少作。
他在《法言·吾子篇》中對司馬相如和自己早年的作品所作的批評，背景正是基于成帝時朝政的腐敗。
他後來所作的《解嘲》、《逐貧賦》從内容來說，對現實已有較多的批判意義，從手法上說也較少雕琢堆砌之弊。
而劉歆的《遂初賦》則對現實作了較明顯的批判。
這時，辭賦已由廟堂的飾品漸漸成為士人叙志抒情的工具。
這對東漢以後辭賦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藝術特點方面，西漢的辭賦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從賈誼的作品來看，其基本上還以《楚辭》為範本，能體現漢賦特點的地方較少。
此後枚乘《七發》雖脫胎于《招魂》，但已多鋪陳誇飾的筆法。
司馬相如的賦則不但誇飾之辭甚多，而且作為一個文字學家，為了渲染漢朝國力之盛，他往往運用許多排句，堆砌一些古字僻字。
這一方面使作品變得艱澀，另一方面卻也顯出筆力的渾雄剛健，氣勢不凡。
楊雄的大賦亦有類似之處。
這些辭賦正如晉葛洪《抱樸子·鈞世篇》所說，具有一種“汪濊（huì，水多貌）博富”的特色。
這對後世文學作品在運用誇張手法及富麗辭藻方面很有影響。
楊雄後期作品及劉歆之作則漸趨平實，文字也較流暢，這在辭賦發展史上又是一個變化。
一、賈誼、枚乘和漢初辭賦 漢初辭賦家中年輩最長的當推陸賈，他在漢高帝登上皇帝寶座以前，就跟從高帝。
據《史記》本傳載，他後來曾奉命著書，并得到稱贊。
他的著作稱為《新語》，此外，《漢書·藝文志》中還有“陸賈賦之屬”一類，說明他的辭賦在漢時頗有影響。
這些作品現已散佚，章太炎先生認為他的賦是從縱橫家演變而來，是正确的。
《史記》本傳講到漢高帝叫他著書論秦所以失天下及自己得天下的原因。
可見漢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很想總結一下秦代滅亡的原因。
據說陸賈提出了“文武并用”、“行仁義”、“法先聖”等口号，這和後來賈誼在《過秦論》中的主張如出一轍。
所以我們不妨設想他在思想上對賈誼可能也有所影響。
至于他的辭賦，雖已無從知其面貌，不過他是楚人，而漢初盛行“楚歌”，再說賈誼賦頗近騷體，據此推測，他的賦大約也較近《楚辭》。
現今所見的漢代辭賦，要以賈誼之作為最早。
賈誼（前201—前169），洛陽人，十八歲時就因能“誦詩屬書”著稱于河南郡中，為郡守所賞識。
漢文帝初，賈誼年方二十餘歲，便被召為博士，每次奉诏議事，他都能解答得使人滿意，不過一年便被任為太中大夫之職。
當時漢帝國的建立才二十多年，面臨的問題很多。
賈誼寫了著名的《論政事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建議。
他的這些主張開始時頗得漢文帝欣賞，但朝廷中的大臣們則表示反對，他們向文帝進了讒言，終于使賈誼受到疏遠，并被調任長沙王太傅。
賈誼在長沙很不得志。
後來曾一度被調回長安，文帝對他才華雖很欣賞，卻未加重用，隻是叫他做了梁王太傅。
過了幾年，梁王因騎馬不慎，堕馬而死。
賈誼很傷心，認為自己沒有盡到太傅的職責，因而自傷哭泣，過一年多就死了，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的辭賦傳世者有《吊屈原賦》、《鵩鳥賦》（皆見《史記》本傳）；《惜誓》（見《楚辭》）和《旱雲賦》（見《古文苑》）。
其中《吊屈原賦》和《鵩鳥賦》頗為傳誦。
據《史記》本傳說，這兩篇賦都是被調任長沙王太傅時所作。
《吊屈原賦》作于他路過汨羅江時。
由于賈誼的遭遇和屈原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此賦既是吊屈原，亦屬自傷。
賦中連用許多比喻，慨歎屈原的被放逐和楚國政治的腐敗，“鸾鳳伏竄兮，鸱枭（貓頭鷹）翺翔。
阘茸（tàróng，低劣的人）尊顯兮，讒谀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世謂伯夷（古代賢人）貪兮，謂盜跖（古代奴隸起義者，被統治階級目為大盜）廉。
莫邪（古代寶劍名）為頓（鈍）兮，鉛刀為铦（xiān，鋒利）。
于嗟嚜嚜（不得志貌）兮，生之無故。
斡（wò，旋轉）棄周鼎兮，寶康（空）瓠（瓢）。
騰駕罷牛，骖蹇驢兮。
骥垂兩耳，服鹽車兮。
章甫（商代冠冕）薦屦（jù，鞋），漸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獨離（同“罹”，遭受）此咎兮。
”這不光是哀悼屈原，也是指斥那些排擠自己的權臣。
在這篇賦中，賈誼還表示了不肯屈辱于惡勢力的堅貞氣節。
他說：“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豈雲異夫犬羊！”但他又認為以屈原之才，在楚國不能得志，應該遠遊各國，因此提出了“瞝（chī，看）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的批評。
後來司馬遷也同意這個看法。
其實賈誼對屈原之忠于楚國恐未必缺乏理解，他這句話該是自傷之詞。
因為在屈原時代，還有列國存在，至于漢代這種條件已不存在。
在賦的末尾，他寫道：“彼尋常之污渎兮，豈能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鳣（zhān，大魚名）鲟（xún）兮，固将制于蝼蟻。
”這大約是暗喻長沙王國土偏小，不足有為，顧慮自己在朝廷尚為人所制，到長沙則恐更難自容。
這和前面所言應該學神龍潛處，“遠濁世而自藏”是一個意思。
可能他在被谪長沙之時，曾産生過歸隐的想法。
《吊屈原賦》在藝術形式和技巧方面基本上均未越出《楚辭》的藩籬。
這篇賦是“騷體”，所不同的是屈原作品中作為全篇總結的“亂曰”是在篇末，而且往往很簡短。
《吊屈原賦》的“訊曰”則幾乎是在篇的中間，前半篇着重寫屈原的不幸；“訊曰”之後則主要是賈誼對屈原的看法，偏于議論。
如果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評價此賦，它顯然遜色于屈原作品。
因為屈原作品中好用比喻，其妙處在于言有盡而意無窮，且手法常多變化。
此賦雖亦用比喻，卻不免失之淺露。
如“鸾鳳”、“鸱枭”之喻，實即指“賢聖逆曳”、“阘茸尊顯”；“伯夷”和“盜跖”、“莫邪”和“鉛刀”、“周鼎”和“康瓠”、“罷牛”、“蹇驢”和“骐骥”，其實都不過比喻同一種現象。
後面的“鳳”與“神龍”，用意亦無多大出入。
這也許和賈誼兼長散文，作賦時不免有散文化傾向有關。
賈誼的散文好用排句，羅列許多類似的現象。
這些排句确實能使文章顯得氣勢磅礴，有聲有色。
像《過秦論》這篇名作就是如此。
然而這一手法用于《吊屈原賦》這樣抒情作品中，卻反而顯得不精煉。
這種羅列事實的做法在後來的辭賦中也很常見，因為那些作品大多偏于體物，所以羅列一些史實與典故，還不一定顯得繁冗。
賈誼賦的這一傾向顯示出辭賦由《楚辭》向漢代大賦發展的一些迹象。
《鵩鳥賦》的寫作時間稍後于《吊屈原賦》。
《史記》本傳稱：“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鸮（xiāo，貓頭鷹）入賈生舍，上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
賈生既以适（谪）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鵩鳥”據裴骃《史記集解》引晉灼所述《異物志》的說法是：“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根據此說，可知所謂鵩鳥大約是一種毛色較别緻的貓頭鷹之類的鳥。
像這樣的野鳥偶然飛入人家，本來不算什麼怪事，賈誼不過是借此抒發一些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而已。
在此賦中有一些卓越的見解，作者把宇宙間的事物看作處于不斷的變化發展過程之中。
他說：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shàn，更替）；沕（wù）穆（深微貌）無窮兮，胡可勝言。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聚門兮，吉兇同域。
這段話已經看到了“吉兇”、“禍福”這些矛盾現象總是互相聯系，互相轉化的。
這一思想當然是接受了先秦道家哲學的影響，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兩句，即引自《老子》。
但在那個時代，具有這種樸素辯證法思想，還是值得肯定的。
賦中還用形象的比喻來描寫世界的變化： 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抟（tuán，控抟，玩弄愛生之意）。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他把世界看作一個物質變化的過程，把生死看作自然的法則。
從這種世界觀出發，他談到了各種人物的處世态度： 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
誇者（好權勢的人）死權兮，品庶（普通人）馮（同“每”，貪的意思）生。
怵迫（為貧困所迫而趨利）之徒兮，或趨西東。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
至人遺物兮，
這是因為漢代以來的辭賦定型于司馬相如、楊雄之手，而他們兩人都是西漢時期的作家。
在過去一些論者看來。
漢賦與唐詩、宋詞及元曲一樣，是一代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作品。
近人的看法則與此相反，他們對司馬相如、楊雄那些大賦似乎否定多于肯定，認為這些賦無非是些雕琢堆砌和阿谀統治者之作。
這兩種看法，似乎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辭賦這種文體在我國文學史上确有其一定的地位和影響，而這種文體的作者，無不以司馬相如、楊雄之作為範本。
再從辭賦本身的發展來看，後代作家雖然寫過不少傳誦之作，但這些作家本人的創作主要在詩文而非辭賦。
至于西漢許多賦家，情況很不相同，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辭賦方面。
所以說辭賦盛于西漢，不能說沒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今天的讀者大多不愛讀漢賦亦系事實。
這種情況有其複雜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缺點外，時代的變遷、語言的隔閡等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對漢賦恐不宜作簡單的否定。
西漢辭賦的興盛，與統治者的提倡确有密切的關系。
辭賦這種文體早在戰國已經産生，到了漢初，雖有陸賈、賈誼等賦家出現，但作家和作品的數量都不多，傳世之作更少。
到了武帝以後，賦家不斷湧現，據《漢書·藝文志》統計，到西漢末賦已達千篇以上，這不能不說和漢武帝以及宣帝、成帝等帝王愛好辭賦有關。
漢賦之興盛既與統治者提倡有關，當然也會由此對賦本身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
從現存西漢早期的辭賦作品來看，賈誼賦對當時的現實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而且抒情成分較濃。
以後枚乘的《七發》較少抒情氣息，但諷谏的用意還很顯著。
這是因為當時人作賦還與利祿關系較少，思想也比較活潑。
至于司馬相如等人的賦則鋪陳、堆砌之風日盛，内容多為歌功頌德，更适合統治者的口味。
這和後來賦家之獻賦求官的用意是分不開的。
然而，司馬相如在辭賦中所反映的漢代國力的強盛，物産的豐富，以及統治者那種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信心，确實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剛出現的封建大一統帝國的興盛景象。
這種繁榮昌盛的局面經過武帝至宣帝時仍繼續存在。
到元帝、成帝時，政治上雖已遠不如過去清明，而表面上的繁榮卻仍然維持着。
所以楊雄早年的辭賦仍然以歌頌帝王的豪侈生活為内容。
然而西漢末年的現實卻漸漸使他清醒起來，悔其少作。
他在《法言·吾子篇》中對司馬相如和自己早年的作品所作的批評，背景正是基于成帝時朝政的腐敗。
他後來所作的《解嘲》、《逐貧賦》從内容來說，對現實已有較多的批判意義，從手法上說也較少雕琢堆砌之弊。
而劉歆的《遂初賦》則對現實作了較明顯的批判。
這時，辭賦已由廟堂的飾品漸漸成為士人叙志抒情的工具。
這對東漢以後辭賦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藝術特點方面，西漢的辭賦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從賈誼的作品來看，其基本上還以《楚辭》為範本，能體現漢賦特點的地方較少。
此後枚乘《七發》雖脫胎于《招魂》，但已多鋪陳誇飾的筆法。
司馬相如的賦則不但誇飾之辭甚多，而且作為一個文字學家，為了渲染漢朝國力之盛，他往往運用許多排句，堆砌一些古字僻字。
這一方面使作品變得艱澀，另一方面卻也顯出筆力的渾雄剛健，氣勢不凡。
楊雄的大賦亦有類似之處。
這些辭賦正如晉葛洪《抱樸子·鈞世篇》所說，具有一種“汪濊（huì，水多貌）博富”的特色。
這對後世文學作品在運用誇張手法及富麗辭藻方面很有影響。
楊雄後期作品及劉歆之作則漸趨平實，文字也較流暢，這在辭賦發展史上又是一個變化。
一、賈誼、枚乘和漢初辭賦 漢初辭賦家中年輩最長的當推陸賈，他在漢高帝登上皇帝寶座以前，就跟從高帝。
據《史記》本傳載，他後來曾奉命著書，并得到稱贊。
他的著作稱為《新語》，此外，《漢書·藝文志》中還有“陸賈賦之屬”一類，說明他的辭賦在漢時頗有影響。
這些作品現已散佚，章太炎先生認為他的賦是從縱橫家演變而來，是正确的。
《史記》本傳講到漢高帝叫他著書論秦所以失天下及自己得天下的原因。
可見漢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很想總結一下秦代滅亡的原因。
據說陸賈提出了“文武并用”、“行仁義”、“法先聖”等口号，這和後來賈誼在《過秦論》中的主張如出一轍。
所以我們不妨設想他在思想上對賈誼可能也有所影響。
至于他的辭賦，雖已無從知其面貌，不過他是楚人，而漢初盛行“楚歌”，再說賈誼賦頗近騷體，據此推測，他的賦大約也較近《楚辭》。
現今所見的漢代辭賦，要以賈誼之作為最早。
賈誼（前201—前169），洛陽人，十八歲時就因能“誦詩屬書”著稱于河南郡中，為郡守所賞識。
漢文帝初，賈誼年方二十餘歲，便被召為博士，每次奉诏議事，他都能解答得使人滿意，不過一年便被任為太中大夫之職。
當時漢帝國的建立才二十多年，面臨的問題很多。
賈誼寫了著名的《論政事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建議。
他的這些主張開始時頗得漢文帝欣賞，但朝廷中的大臣們則表示反對，他們向文帝進了讒言，終于使賈誼受到疏遠，并被調任長沙王太傅。
賈誼在長沙很不得志。
後來曾一度被調回長安，文帝對他才華雖很欣賞，卻未加重用，隻是叫他做了梁王太傅。
過了幾年，梁王因騎馬不慎，堕馬而死。
賈誼很傷心，認為自己沒有盡到太傅的職責，因而自傷哭泣，過一年多就死了，年僅三十三歲。
賈誼的辭賦傳世者有《吊屈原賦》、《鵩鳥賦》（皆見《史記》本傳）；《惜誓》（見《楚辭》）和《旱雲賦》（見《古文苑》）。
其中《吊屈原賦》和《鵩鳥賦》頗為傳誦。
據《史記》本傳說，這兩篇賦都是被調任長沙王太傅時所作。
《吊屈原賦》作于他路過汨羅江時。
由于賈誼的遭遇和屈原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此賦既是吊屈原，亦屬自傷。
賦中連用許多比喻，慨歎屈原的被放逐和楚國政治的腐敗，“鸾鳳伏竄兮，鸱枭（貓頭鷹）翺翔。
阘茸（tàróng，低劣的人）尊顯兮，讒谀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世謂伯夷（古代賢人）貪兮，謂盜跖（古代奴隸起義者，被統治階級目為大盜）廉。
莫邪（古代寶劍名）為頓（鈍）兮，鉛刀為铦（xiān，鋒利）。
于嗟嚜嚜（不得志貌）兮，生之無故。
斡（wò，旋轉）棄周鼎兮，寶康（空）瓠（瓢）。
騰駕罷牛，骖蹇驢兮。
骥垂兩耳，服鹽車兮。
章甫（商代冠冕）薦屦（jù，鞋），漸不可久兮。
嗟苦先生，獨離（同“罹”，遭受）此咎兮。
”這不光是哀悼屈原，也是指斥那些排擠自己的權臣。
在這篇賦中，賈誼還表示了不肯屈辱于惡勢力的堅貞氣節。
他說：“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豈雲異夫犬羊！”但他又認為以屈原之才，在楚國不能得志，應該遠遊各國，因此提出了“瞝（chī，看）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的批評。
後來司馬遷也同意這個看法。
其實賈誼對屈原之忠于楚國恐未必缺乏理解，他這句話該是自傷之詞。
因為在屈原時代，還有列國存在，至于漢代這種條件已不存在。
在賦的末尾，他寫道：“彼尋常之污渎兮，豈能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鳣（zhān，大魚名）鲟（xún）兮，固将制于蝼蟻。
”這大約是暗喻長沙王國土偏小，不足有為，顧慮自己在朝廷尚為人所制，到長沙則恐更難自容。
這和前面所言應該學神龍潛處，“遠濁世而自藏”是一個意思。
可能他在被谪長沙之時，曾産生過歸隐的想法。
《吊屈原賦》在藝術形式和技巧方面基本上均未越出《楚辭》的藩籬。
這篇賦是“騷體”，所不同的是屈原作品中作為全篇總結的“亂曰”是在篇末，而且往往很簡短。
《吊屈原賦》的“訊曰”則幾乎是在篇的中間，前半篇着重寫屈原的不幸；“訊曰”之後則主要是賈誼對屈原的看法，偏于議論。
如果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評價此賦，它顯然遜色于屈原作品。
因為屈原作品中好用比喻，其妙處在于言有盡而意無窮，且手法常多變化。
此賦雖亦用比喻，卻不免失之淺露。
如“鸾鳳”、“鸱枭”之喻，實即指“賢聖逆曳”、“阘茸尊顯”；“伯夷”和“盜跖”、“莫邪”和“鉛刀”、“周鼎”和“康瓠”、“罷牛”、“蹇驢”和“骐骥”，其實都不過比喻同一種現象。
後面的“鳳”與“神龍”，用意亦無多大出入。
這也許和賈誼兼長散文，作賦時不免有散文化傾向有關。
賈誼的散文好用排句，羅列許多類似的現象。
這些排句确實能使文章顯得氣勢磅礴，有聲有色。
像《過秦論》這篇名作就是如此。
然而這一手法用于《吊屈原賦》這樣抒情作品中，卻反而顯得不精煉。
這種羅列事實的做法在後來的辭賦中也很常見，因為那些作品大多偏于體物，所以羅列一些史實與典故，還不一定顯得繁冗。
賈誼賦的這一傾向顯示出辭賦由《楚辭》向漢代大賦發展的一些迹象。
《鵩鳥賦》的寫作時間稍後于《吊屈原賦》。
《史記》本傳稱：“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鸮（xiāo，貓頭鷹）入賈生舍，上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
賈生既以适（谪）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鵩鳥”據裴骃《史記集解》引晉灼所述《異物志》的說法是：“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根據此說，可知所謂鵩鳥大約是一種毛色較别緻的貓頭鷹之類的鳥。
像這樣的野鳥偶然飛入人家，本來不算什麼怪事，賈誼不過是借此抒發一些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而已。
在此賦中有一些卓越的見解，作者把宇宙間的事物看作處于不斷的變化發展過程之中。
他說：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shàn，更替）；沕（wù）穆（深微貌）無窮兮，胡可勝言。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聚門兮，吉兇同域。
這段話已經看到了“吉兇”、“禍福”這些矛盾現象總是互相聯系，互相轉化的。
這一思想當然是接受了先秦道家哲學的影響，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兩句，即引自《老子》。
但在那個時代，具有這種樸素辯證法思想，還是值得肯定的。
賦中還用形象的比喻來描寫世界的變化： 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抟（tuán，控抟，玩弄愛生之意）。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他把世界看作一個物質變化的過程，把生死看作自然的法則。
從這種世界觀出發，他談到了各種人物的處世态度： 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
誇者（好權勢的人）死權兮，品庶（普通人）馮（同“每”，貪的意思）生。
怵迫（為貧困所迫而趨利）之徒兮，或趨西東。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
至人遺物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