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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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這種文體雖然早在戰國時代已經産生，但曆來論賦者莫不以漢魏六朝為賦的全盛時代。
這是因為戰國賦家中雖有屈原這樣偉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一般都不以賦名，其性質亦近于詩。
繼起的宋玉雖有稱賦的作品，但它們是否出于宋玉之手，曆來還有争論，而且其鋪陳誇飾的特點也才露端倪。
加之漢魏六朝擁有衆多的作家和作品，其中頗多傳誦之作，所以人們談論辭賦，往往以這一時期為重點。
其實正如上述，漢魏六朝辭賦本身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
不難看到，兩漢和魏晉南北朝的辭賦就不太一樣。
兩漢雖也有若幹抒情小賦，但畢竟以大賦為盛；魏晉南北朝雖也有大賦，而比較傳誦的則多為抒情小賦。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說，大賦和抒情小賦的興衰亦有其必然的原因。
像西漢司馬相如、楊雄的大賦，在今天也許較少受到讀者的喜愛，但它們在文學史上卻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
因為在西漢時代，我國文學的傳統積累還不像後來那樣豐富，因此像司馬相如那樣寫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大賦，顯然是一種艱巨的事情。
加上他身處漢帝國的全盛時代，他的賦作也确實反映了這個時代興旺發達的氣象。
繼起的楊雄雖然處于西漢開始衰落的時代，但表面的繁榮景象畢竟還在，所以亦非有意粉飾太平。
他們的辭賦至少有兩大特點在文學史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就是氣勢宏大、筆力雄健和辭彙豐富、善于誇飾。
所謂氣勢宏大、筆力雄健，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指作者們善于描寫宏大的場面，衆多的事物。
這種描寫一般比較簡煉概括而不失于繁瑣。
在形式方面則主要是多用排比，句法多變，不流于整齊劃一。
這一特點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于後來文論家所謂的“陽剛之美”。
漢代大賦的這一特點對後世的辭賦、散文均有影響。
例如鮑照的《蕪城賦》之所以為一些提倡散文的人所欣賞，就因為它繼承了漢賦那種剛健的筆力。
後來一些散文家之欣賞司馬相如、楊雄的賦，也正是從這一特點着眼的。
如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就是因為他從司馬相如、楊雄那裡學習了這種筆法。
他的《平淮西碑》典雅莊重，即取法于司馬相如；他的《送孟東野序》氣勢雄駿，亦與司馬相如、楊雄之作相類。
其他辭賦家和散文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影響。
至于漢代大賦辭彙豐富和善于誇飾的特點，對後世的影響尤為明顯。
關于這點，晉代葛洪在《抱樸子·鈞世篇》中曾認為《詩經》不及漢晉大賦“汪濊博富”。
他說：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寝之頌（指《魯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指《鄭風·叔于田》）盧鈴（見《齊風》），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廟》（見《周頌》）《雲漢》（見《大雅》），何如郭氏（璞）《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同見《小雅》）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 他這樣比較雖不一定很确當，但漢魏兩晉人的辭賦在描寫手法的豐富及辭藻的廣博華麗方面，确實大大超越了《詩經》。
這是文學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雖不能以此苛責《詩經》，卻不妨說後人比前人确有高明之處。
特别應該提到的是在漢代詩歌寫作幾乎陷于停頓，鐘嵘《詩品》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這一時代的所謂純文學作品，其實隻有辭賦一體，所以文學語言的豐富和發展，基本上依靠這些辭賦家的努力，而這些辭賦家也确實作出了他們的貢獻。
劉勰在《文心雕龍·
這是因為戰國賦家中雖有屈原這樣偉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一般都不以賦名，其性質亦近于詩。
繼起的宋玉雖有稱賦的作品，但它們是否出于宋玉之手，曆來還有争論，而且其鋪陳誇飾的特點也才露端倪。
加之漢魏六朝擁有衆多的作家和作品，其中頗多傳誦之作，所以人們談論辭賦，往往以這一時期為重點。
其實正如上述，漢魏六朝辭賦本身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
不難看到，兩漢和魏晉南北朝的辭賦就不太一樣。
兩漢雖也有若幹抒情小賦，但畢竟以大賦為盛；魏晉南北朝雖也有大賦，而比較傳誦的則多為抒情小賦。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說，大賦和抒情小賦的興衰亦有其必然的原因。
像西漢司馬相如、楊雄的大賦，在今天也許較少受到讀者的喜愛，但它們在文學史上卻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
因為在西漢時代，我國文學的傳統積累還不像後來那樣豐富，因此像司馬相如那樣寫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大賦，顯然是一種艱巨的事情。
加上他身處漢帝國的全盛時代，他的賦作也确實反映了這個時代興旺發達的氣象。
繼起的楊雄雖然處于西漢開始衰落的時代，但表面的繁榮景象畢竟還在，所以亦非有意粉飾太平。
他們的辭賦至少有兩大特點在文學史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就是氣勢宏大、筆力雄健和辭彙豐富、善于誇飾。
所謂氣勢宏大、筆力雄健，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指作者們善于描寫宏大的場面，衆多的事物。
這種描寫一般比較簡煉概括而不失于繁瑣。
在形式方面則主要是多用排比，句法多變，不流于整齊劃一。
這一特點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于後來文論家所謂的“陽剛之美”。
漢代大賦的這一特點對後世的辭賦、散文均有影響。
例如鮑照的《蕪城賦》之所以為一些提倡散文的人所欣賞，就因為它繼承了漢賦那種剛健的筆力。
後來一些散文家之欣賞司馬相如、楊雄的賦，也正是從這一特點着眼的。
如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到“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就是因為他從司馬相如、楊雄那裡學習了這種筆法。
他的《平淮西碑》典雅莊重，即取法于司馬相如；他的《送孟東野序》氣勢雄駿，亦與司馬相如、楊雄之作相類。
其他辭賦家和散文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影響。
至于漢代大賦辭彙豐富和善于誇飾的特點，對後世的影響尤為明顯。
關于這點，晉代葛洪在《抱樸子·鈞世篇》中曾認為《詩經》不及漢晉大賦“汪濊博富”。
他說：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寝之頌（指《魯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指《鄭風·叔于田》）盧鈴（見《齊風》），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廟》（見《周頌》）《雲漢》（見《大雅》），何如郭氏（璞）《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同見《小雅》）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 他這樣比較雖不一定很确當，但漢魏兩晉人的辭賦在描寫手法的豐富及辭藻的廣博華麗方面，确實大大超越了《詩經》。
這是文學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雖不能以此苛責《詩經》，卻不妨說後人比前人确有高明之處。
特别應該提到的是在漢代詩歌寫作幾乎陷于停頓，鐘嵘《詩品》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這一時代的所謂純文學作品，其實隻有辭賦一體，所以文學語言的豐富和發展，基本上依靠這些辭賦家的努力，而這些辭賦家也确實作出了他們的貢獻。
劉勰在《文心雕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