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國辭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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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史上，“三國”的概念似乎與“魏”無甚區别。
因為三國時代的文人，基本上集中于魏國，吳、蜀兩國雖有文人，其作品遠不如魏國文人重要。
但是我們在這裡仍用“三國”之名而不用“魏代”，是因為根據目前通用的習慣，往往把“建安七子”等作家算作三國文人，而“七子”之死皆在魏文帝曹丕篡漢以前，而當時三國鼎立的形勢卻早已形成，所以還是用“三國”代替“魏”似較準确。
“建安”本是漢獻帝的年号，然而人們将“建安七子”算作三國文人，是鑒于當時漢代皇室已名存實亡，而在文學上，建安時代确實發生了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正如《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
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仲宣委質于漢南，孔璋（陳琳）歸命于河北，偉長（徐幹）從宦于青土，公幹（劉桢）徇質于海隅，德琏（應玚）綜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樂；文蔚（路粹）休伯（繁欽）之俦，子叔（邯鄲淳）德祖（楊修）之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此就整個文學情況而言，初不限于辭賦一體。
但就辭賦而論，這種變化也很明顯。
例如“七子”的代表作家王粲在其《登樓賦》中，就想到過待天下太平，出來建功立業。
他們這種希望，在曹操統一北方以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舒展的機會。
這些作家中善于辭賦者如王粲、徐幹等人，據曹丕說可以與東漢的張衡、蔡邕相比。
其實建安時代的文人，幾乎都能作賦，如陳琳，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他“不閑于詞賦”，但他有《武軍賦》佚文傳世。
其他像劉桢等人，《水經注》及一些類書中也存有他們賦作的片段。
盡管這些作家的辭賦現存者已不多，但當時人确實還是很看重辭賦的。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雖稱辭賦為“小道”，那隻是他在講到自己想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業之後，又稱“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在他看來，至少“辭賦”在“翰墨”中還是占主要地位的。
曹丕的《典論·論文》評“建安七子”之才，先講王粲、徐幹，也是因為二人長于辭賦。
隻是到了建安以後，由于詩歌的興盛，“辭賦”一體獨霸文壇的局面已發生了變化。
原來在漢代，文人的代表作一般都以賦為主，即使像張衡之作《四愁詩》，其重要性還遠不如賦。
到了建安以後，像王粲、曹丕、曹植等人，都是辭賦的名家，但一般都把他們看作詩人，因為他們詩的成就已超過了賦。
稍後的嵇康、阮籍的情況也與其類似。
所以三國以後的辭賦雖然頗多傳誦的名篇，而那些作者本人卻往往很少被指為辭賦家。
這也許是曆來一些人認為辭賦獨盛于漢代的一個原因。
三國以後的文人雖多數不是專門的辭賦家，但他們的賦卻有着自己的特色，且頗有兩漢作者所不及之處。
這是因為詩的興起，使賦受了詩的影響，抒情的成分逐漸增多。
另外，由于三國以後的統治者，從曹操、曹丕起，都比較重視詩歌，因此作賦不再是顯示才華的惟一手段。
再加上戰亂頻仍的年代裡，歌功頌德、誇耀奢侈享樂生活的大賦，一般也很難産生佳作。
于是三國以後，此類大賦日益減少，而平易抒情的小賦則日益興盛。
現今的讀者所愛讀的常常是三國以後的抒情小賦，而不是漢代的大賦。
三國在辭賦史上是一個文風轉變的重要時代。
至于就三國一代的辭賦來說，其内容也有不同。
一般說來，前期如建安、黃初的賦家，抒情意味很濃，思想也多積極的追求；到了正始以後，由于政治的黑暗及老莊思想的盛行，道家思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加劇，作品中的說理成分因此加重，在辭藻方面則不如前期華麗。
這是三國辭賦的大緻情況。
一、王粲和建安作家的辭賦 所謂建安作家，實指“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以外的六位文人以及其他依附曹操，并先後在邺城（今河北臨漳）聚集，互相唱和的一些人物。
這些文人據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到的有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等；曹植《與楊德祖書》中還提到了楊修。
如果以辭賦而論，據曹丕所言，這些人中“王粲長于辭賦。
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這說明他最推崇的是王、徐二人。
然而徐幹的辭賦流傳較少，且不如王粲之作負有盛譽。
所以今天論述這些作家的賦，當以王粲為首。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曾祖和祖父都是東漢時大官，父謙為何進長史。
董卓脅迫獻帝西遷長安，王粲也随着到了關中，受到蔡邕的賞識。
後來王允誅董卓，李傕、郭汜作亂，王粲逃奔荊州，依靠劉表。
劉表死後，曹操進攻荊州，王粲勸劉表之子劉琮投降。
因此被曹操辟為丞相掾。
曹操封魏公，他任侍中之職。
建安二十一年從曹操征吳，次年春在途中病死。
王粲的辭賦以《登樓賦》最為傳誦。
此賦是他在荊州時登麥城城樓而作[1]。
此賦一開頭寫麥城一帶富庶景色，卻說：“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突出地表現了他思鄉心切。
接下去，他寫到遭亂離鄉，“漫逾紀以迄今”，以至遙瞻故土而為山河阻隔，悲憤之情溢于言表。
尤其感人的是：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步栖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
風蕭瑟而并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
原野阒（qù，寂靜）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心凄怆以感發兮，意忉（dāo，憂愁）怛而憯（同“慘”）恻。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于胸臆。
夜參半而不寐兮，怅盤桓以反側。
既有抒情，又有寫景，用原野蕭條的景色烘托内心的悲愁。
賦的前半部分寫景：“華實蔽野，黍稷
因為三國時代的文人，基本上集中于魏國，吳、蜀兩國雖有文人，其作品遠不如魏國文人重要。
但是我們在這裡仍用“三國”之名而不用“魏代”，是因為根據目前通用的習慣，往往把“建安七子”等作家算作三國文人，而“七子”之死皆在魏文帝曹丕篡漢以前，而當時三國鼎立的形勢卻早已形成，所以還是用“三國”代替“魏”似較準确。
“建安”本是漢獻帝的年号，然而人們将“建安七子”算作三國文人，是鑒于當時漢代皇室已名存實亡，而在文學上，建安時代确實發生了一個劃時代的變化。
正如《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
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仲宣委質于漢南，孔璋（陳琳）歸命于河北，偉長（徐幹）從宦于青土，公幹（劉桢）徇質于海隅，德琏（應玚）綜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樂；文蔚（路粹）休伯（繁欽）之俦，子叔（邯鄲淳）德祖（楊修）之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此就整個文學情況而言，初不限于辭賦一體。
但就辭賦而論，這種變化也很明顯。
例如“七子”的代表作家王粲在其《登樓賦》中，就想到過待天下太平，出來建功立業。
他們這種希望，在曹操統一北方以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舒展的機會。
這些作家中善于辭賦者如王粲、徐幹等人，據曹丕說可以與東漢的張衡、蔡邕相比。
其實建安時代的文人，幾乎都能作賦，如陳琳，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他“不閑于詞賦”，但他有《武軍賦》佚文傳世。
其他像劉桢等人，《水經注》及一些類書中也存有他們賦作的片段。
盡管這些作家的辭賦現存者已不多，但當時人确實還是很看重辭賦的。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雖稱辭賦為“小道”，那隻是他在講到自己想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業之後，又稱“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在他看來，至少“辭賦”在“翰墨”中還是占主要地位的。
曹丕的《典論·論文》評“建安七子”之才，先講王粲、徐幹，也是因為二人長于辭賦。
隻是到了建安以後，由于詩歌的興盛，“辭賦”一體獨霸文壇的局面已發生了變化。
原來在漢代，文人的代表作一般都以賦為主，即使像張衡之作《四愁詩》，其重要性還遠不如賦。
到了建安以後，像王粲、曹丕、曹植等人，都是辭賦的名家，但一般都把他們看作詩人，因為他們詩的成就已超過了賦。
稍後的嵇康、阮籍的情況也與其類似。
所以三國以後的辭賦雖然頗多傳誦的名篇，而那些作者本人卻往往很少被指為辭賦家。
這也許是曆來一些人認為辭賦獨盛于漢代的一個原因。
三國以後的文人雖多數不是專門的辭賦家，但他們的賦卻有着自己的特色，且頗有兩漢作者所不及之處。
這是因為詩的興起，使賦受了詩的影響，抒情的成分逐漸增多。
另外，由于三國以後的統治者，從曹操、曹丕起，都比較重視詩歌，因此作賦不再是顯示才華的惟一手段。
再加上戰亂頻仍的年代裡，歌功頌德、誇耀奢侈享樂生活的大賦，一般也很難産生佳作。
于是三國以後，此類大賦日益減少，而平易抒情的小賦則日益興盛。
現今的讀者所愛讀的常常是三國以後的抒情小賦，而不是漢代的大賦。
三國在辭賦史上是一個文風轉變的重要時代。
至于就三國一代的辭賦來說，其内容也有不同。
一般說來，前期如建安、黃初的賦家，抒情意味很濃，思想也多積極的追求；到了正始以後，由于政治的黑暗及老莊思想的盛行，道家思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加劇，作品中的說理成分因此加重，在辭藻方面則不如前期華麗。
這是三國辭賦的大緻情況。
一、王粲和建安作家的辭賦 所謂建安作家，實指“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以外的六位文人以及其他依附曹操，并先後在邺城（今河北臨漳）聚集，互相唱和的一些人物。
這些文人據曹丕《典論·論文》中提到的有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玚、劉桢等；曹植《與楊德祖書》中還提到了楊修。
如果以辭賦而論，據曹丕所言，這些人中“王粲長于辭賦。
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這說明他最推崇的是王、徐二人。
然而徐幹的辭賦流傳較少，且不如王粲之作負有盛譽。
所以今天論述這些作家的賦，當以王粲為首。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曾祖和祖父都是東漢時大官，父謙為何進長史。
董卓脅迫獻帝西遷長安，王粲也随着到了關中，受到蔡邕的賞識。
後來王允誅董卓，李傕、郭汜作亂，王粲逃奔荊州，依靠劉表。
劉表死後，曹操進攻荊州，王粲勸劉表之子劉琮投降。
因此被曹操辟為丞相掾。
曹操封魏公，他任侍中之職。
建安二十一年從曹操征吳，次年春在途中病死。
王粲的辭賦以《登樓賦》最為傳誦。
此賦是他在荊州時登麥城城樓而作[1]。
此賦一開頭寫麥城一帶富庶景色，卻說：“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突出地表現了他思鄉心切。
接下去，他寫到遭亂離鄉，“漫逾紀以迄今”，以至遙瞻故土而為山河阻隔，悲憤之情溢于言表。
尤其感人的是：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步栖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
風蕭瑟而并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
原野阒（qù，寂靜）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心凄怆以感發兮，意忉（dāo，憂愁）怛而憯（同“慘”）恻。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于胸臆。
夜參半而不寐兮，怅盤桓以反側。
既有抒情，又有寫景，用原野蕭條的景色烘托内心的悲愁。
賦的前半部分寫景：“華實蔽野，黍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