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賦的起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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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疑問。
這個問題，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中已提到有人持不同意見（據《文學評論叢刊》七輯許德政《〈詩經〉三題》說，主此說者為羅庸先生）。
所以把賦這種文體與“六詩”或“六義”的“賦”混為一談，恐怕是不妥當的。
然而鄭玄的學說在三國以後成了經學權威，對學者們影響極大。
所以到了晉代人的文章和著作中，往往以“詩有六義”的“賦”來解釋賦這種文體。
如左思《三都賦序》：“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
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先王采焉以觀土風。
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産；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
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這段話已經把“賦者，古詩之流也”與“六義”的“賦”混為一談了。
但他舉的例子還是《詩經》，也沒有把“鋪陳”之意來釋賦。
和左思差不多同時的摯虞，在《文章流别論》中稱引《周禮》“六詩”之名後，在加以诠釋時就把次序改為風雅頌與賦比興，這就開了孔穎達的先河。
他還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
”（摯虞說皆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此說承襲《釋名》及鄭玄《周禮注》，把“賦者，古詩之流也”等同于“鋪陳”之義。
南朝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和鐘嵘，都接受了摯虞的觀點。
劉勰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又說：“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
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
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
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号，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為大國。
”（《文心雕龍·诠賦篇》）鐘嵘《詩品》雖然隻談詩不談賦，但他明确地提出了作詩要兼用“賦”和“比興”。
他理解的“賦”法，也就是直言其事，其說蓋本于鄭玄。
此後孔穎達作《毛詩正義》，以“賦比興”為作詩方法，就是受了晉代和南朝人的影響。
晉代人和南朝人以“鋪”釋“賦”，雖本諸鄭玄，而其說與鄭玄也不全同。
鄭玄作為一個經學家，他注釋《周禮》的六詩，隻着眼于《詩經》，所以稱“直鋪陳今之政教”。
其重點在于“直言”，并無“鋪采摛文”之意。
摯虞的以“鋪”釋“賦”，就含有“鋪采摛文”的意思，隻是原話與劉勰不同而已。
“直言”的方法，顯然是一切文學作品的基本方法。
但直言其事，未必要“鋪采摛文”。
像劉勰所說的鄭莊公賦“大隧”、士蔿賦“狐裘”，都直言其事而并無雕飾。
《左傳》還說到許穆夫人賦《載馳》，也是直言時事，而在《詩經》中為“風”；“家父作誦，以究王讻”的《節南山》，也是直言其事，而在《詩經》中為《小雅》。
可見直言其事在一切文學形式中，都是最常用的。
正因為如此，它未必能作為“六詩”之一的标志。
鄭玄采劉珍說注《周禮》“六詩”的“賦”，恐怕未必妥當。
因為劉珍作為一個東漢文人，已習見漢代“鋪采摛文”的大賦，故以“鋪”釋“賦”。
他說的“賦”，當指漢賦，而非《周禮》、《毛詩序》中所謂“六詩”或“六義”之一的“賦”。
因此，把“六詩”中的“賦”與漢賦之“賦”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
“六詩”中的“賦”，其本意大約即在“諷誦”，而供諷誦之詩，又多半直言其事。
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诂》中說的那樣：“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宣公十五年》）如果用《左傳》所載魯人對臧纥、鄭人對子産所作的“誦”來印證何休之說，那麼這“誦”或“歌”大抵為直言其事。
曆來論《詩經》者大抵以“賦”為直言其事之意，可能就是因為最早的作詩者，往往隻是脫口而出、直言其事的緣故。
詩、賦雖屬文學形式，但一切文學藝術無不起源于生産勞動，最早都是有實用目的的。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是為了減輕勞累和舒洩不平之氣，借助于“歌”或“賦”。
但歌和賦這些有韻之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便于記憶。
所以最早的歌或賦，有些可能隻是為實用目的而作，本無文學意味，像後來的《步天歌》、《藥性賦》之類。
《漢書·藝文志》所載“雜鼓琴劍戲賦”、“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雜禽獸六畜昆蟲賦”、“雜器械草木賦”一類書，可能就是古代的一些口訣，其創作時代有的也可能在秦以前。
例如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為吏之道》部分“興吏治害”段，文體頗似《荀子·賦篇》；“凡治事，敢為固”以下一段，又頗似《成相篇》。
根據《漢書·藝文志》載，有“成相雜辭十一篇”，可見像《成相篇》那種形式，至少在戰國時已在民間流行。
至于賦這種文體，大約也在戰國前已産生于民間。
這種賦既以記誦為目的，很可能是“不歌而誦”的。
這種“不歌而誦”的文體，可能産生得很早。
《周禮·春官·瞽矇》所謂“諷誦詩、世奠系”，據鄭玄注引杜子春說：“世奠系，謂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
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
”這種“世”、“系”，大約類似于《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之類。
這種文字既以叙述史事或傳授技藝為目的，當然多半是直言其事，或鋪叙為主。
所以後來人把鋪陳直言的作詩方法叫做“賦法”，也許取義于此。
不過，說賦隻是從詩的“賦法”衍生出來，可能是有些倒因為果，事實上倒可能是漢人把近于賦的詩稱為用“賦法”。
二、賦的發展和演變 賦這種文體雖然形成較早，至少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在形體上也不很一樣。
從現存的賦來看，似乎有南方與北方之分。
屈原和宋玉都是楚人，代表南方的辭賦；荀況是趙人，代表北方的辭賦。
因為從屈宋和荀卿的賦作來看，兩者在形體與風格上顯然有很大的區别。
不過，在戰國後期，由于交通發達，南北方人來往頻繁，也可能互相影響。
例如：據《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曾出使過齊國；荀況晚年則一直住在楚國。
所以屈原是否受到北方賦的影響，荀況是否受到屈、宋的影響，還很難斷定。
因為至今流傳的屈賦中，像《天問》的句法，就多四言句，近似于荀賦；《招魂》不論為屈原或宋玉所作，也多四言，隻是有些句子的句末加一“些”字，可能是楚國方言，屬于變體；《九章》中的《橘頌》其實也近于四言，如“後皇嘉樹，橘徕服兮”等句，隻是每句四字而在第二句末尾用“兮”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人著作中常把“賦”和“頌”通用，所以《橘頌》也未始不可作《橘賦》來理解。
因為《九章》的題目，究竟是屈原本人所定，還是漢人所加，也很難斷定。
因此屈賦和荀賦雖從内容到技巧都有很大差别，然而說它們斷然兩途，恐怕還缺乏足夠的證據。
一般習慣于把屈原作品稱《楚辭》而不稱“賦”，大約是因為屈原作品都收集在《楚辭》之中。
但《楚辭》之名，從現存史料來看，最早見于漢武帝時。
《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
”但與朱買臣差不多同時的司馬遷卻稱《懷沙》為“賦”。
《楚辭》一書的編定，據王逸說，在他之前，就有劉向編定之本。
但根據劉向《别錄》而撰寫的《漢書·藝文志》又列“屈原賦”之目。
可見《楚辭》雖名為“辭”，與賦不一定是兩體。
據《漢書·王褒傳》說：“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
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诏金馬門。
”可見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劉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而他在作《别錄》時，還是稱屈原作品為“賦”。
這說明《楚辭》之名，隻是由于誦讀時須用楚地的方言和語調，因此不同于一般的賦。
今本《楚辭》也許正是九江被公所誦讀的作品，而劉向據以編定，王逸作《楚辭章句》就采用了這個版本。
現存宋玉作品之所以有些編入《楚辭》，有些沒有編入，恐怕與“九江被公”等人是否誦讀有關，未必是文體上真有辭與賦之别。
再如楊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
這個問題，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中已提到有人持不同意見（據《文學評論叢刊》七輯許德政《〈詩經〉三題》說，主此說者為羅庸先生）。
所以把賦這種文體與“六詩”或“六義”的“賦”混為一談，恐怕是不妥當的。
然而鄭玄的學說在三國以後成了經學權威，對學者們影響極大。
所以到了晉代人的文章和著作中，往往以“詩有六義”的“賦”來解釋賦這種文體。
如左思《三都賦序》：“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
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先王采焉以觀土風。
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産；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
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這段話已經把“賦者，古詩之流也”與“六義”的“賦”混為一談了。
但他舉的例子還是《詩經》，也沒有把“鋪陳”之意來釋賦。
和左思差不多同時的摯虞，在《文章流别論》中稱引《周禮》“六詩”之名後，在加以诠釋時就把次序改為風雅頌與賦比興，這就開了孔穎達的先河。
他還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
”（摯虞說皆見《藝文類聚》卷五十六引）此說承襲《釋名》及鄭玄《周禮注》，把“賦者，古詩之流也”等同于“鋪陳”之義。
南朝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和鐘嵘，都接受了摯虞的觀點。
劉勰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又說：“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
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
然則賦也者，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也。
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号，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為大國。
”（《文心雕龍·诠賦篇》）鐘嵘《詩品》雖然隻談詩不談賦，但他明确地提出了作詩要兼用“賦”和“比興”。
他理解的“賦”法，也就是直言其事，其說蓋本于鄭玄。
此後孔穎達作《毛詩正義》，以“賦比興”為作詩方法，就是受了晉代和南朝人的影響。
晉代人和南朝人以“鋪”釋“賦”，雖本諸鄭玄，而其說與鄭玄也不全同。
鄭玄作為一個經學家，他注釋《周禮》的六詩，隻着眼于《詩經》，所以稱“直鋪陳今之政教”。
其重點在于“直言”，并無“鋪采摛文”之意。
摯虞的以“鋪”釋“賦”，就含有“鋪采摛文”的意思，隻是原話與劉勰不同而已。
“直言”的方法，顯然是一切文學作品的基本方法。
但直言其事，未必要“鋪采摛文”。
像劉勰所說的鄭莊公賦“大隧”、士蔿賦“狐裘”，都直言其事而并無雕飾。
《左傳》還說到許穆夫人賦《載馳》，也是直言時事，而在《詩經》中為“風”；“家父作誦，以究王讻”的《節南山》，也是直言其事，而在《詩經》中為《小雅》。
可見直言其事在一切文學形式中，都是最常用的。
正因為如此，它未必能作為“六詩”之一的标志。
鄭玄采劉珍說注《周禮》“六詩”的“賦”，恐怕未必妥當。
因為劉珍作為一個東漢文人，已習見漢代“鋪采摛文”的大賦，故以“鋪”釋“賦”。
他說的“賦”，當指漢賦，而非《周禮》、《毛詩序》中所謂“六詩”或“六義”之一的“賦”。
因此，把“六詩”中的“賦”與漢賦之“賦”混為一談，是不妥當的。
“六詩”中的“賦”，其本意大約即在“諷誦”，而供諷誦之詩，又多半直言其事。
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诂》中說的那樣：“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宣公十五年》）如果用《左傳》所載魯人對臧纥、鄭人對子産所作的“誦”來印證何休之說，那麼這“誦”或“歌”大抵為直言其事。
曆來論《詩經》者大抵以“賦”為直言其事之意，可能就是因為最早的作詩者，往往隻是脫口而出、直言其事的緣故。
詩、賦雖屬文學形式，但一切文學藝術無不起源于生産勞動，最早都是有實用目的的。
“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是為了減輕勞累和舒洩不平之氣，借助于“歌”或“賦”。
但歌和賦這些有韻之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便于記憶。
所以最早的歌或賦，有些可能隻是為實用目的而作，本無文學意味，像後來的《步天歌》、《藥性賦》之類。
《漢書·藝文志》所載“雜鼓琴劍戲賦”、“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雜禽獸六畜昆蟲賦”、“雜器械草木賦”一類書，可能就是古代的一些口訣，其創作時代有的也可能在秦以前。
例如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為吏之道》部分“興吏治害”段，文體頗似《荀子·賦篇》；“凡治事，敢為固”以下一段，又頗似《成相篇》。
根據《漢書·藝文志》載，有“成相雜辭十一篇”，可見像《成相篇》那種形式，至少在戰國時已在民間流行。
至于賦這種文體，大約也在戰國前已産生于民間。
這種賦既以記誦為目的，很可能是“不歌而誦”的。
這種“不歌而誦”的文體，可能産生得很早。
《周禮·春官·瞽矇》所謂“諷誦詩、世奠系”，據鄭玄注引杜子春說：“世奠系，謂帝系、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
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系，以戒勸人君也。
”這種“世”、“系”，大約類似于《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之類。
這種文字既以叙述史事或傳授技藝為目的，當然多半是直言其事，或鋪叙為主。
所以後來人把鋪陳直言的作詩方法叫做“賦法”，也許取義于此。
不過，說賦隻是從詩的“賦法”衍生出來，可能是有些倒因為果，事實上倒可能是漢人把近于賦的詩稱為用“賦法”。
二、賦的發展和演變 賦這種文體雖然形成較早，至少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在形體上也不很一樣。
從現存的賦來看，似乎有南方與北方之分。
屈原和宋玉都是楚人，代表南方的辭賦；荀況是趙人，代表北方的辭賦。
因為從屈宋和荀卿的賦作來看，兩者在形體與風格上顯然有很大的區别。
不過，在戰國後期，由于交通發達，南北方人來往頻繁，也可能互相影響。
例如：據《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曾出使過齊國；荀況晚年則一直住在楚國。
所以屈原是否受到北方賦的影響，荀況是否受到屈、宋的影響，還很難斷定。
因為至今流傳的屈賦中，像《天問》的句法，就多四言句，近似于荀賦；《招魂》不論為屈原或宋玉所作，也多四言，隻是有些句子的句末加一“些”字，可能是楚國方言，屬于變體；《九章》中的《橘頌》其實也近于四言，如“後皇嘉樹，橘徕服兮”等句，隻是每句四字而在第二句末尾用“兮”字。
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人著作中常把“賦”和“頌”通用，所以《橘頌》也未始不可作《橘賦》來理解。
因為《九章》的題目，究竟是屈原本人所定，還是漢人所加，也很難斷定。
因此屈賦和荀賦雖從内容到技巧都有很大差别，然而說它們斷然兩途，恐怕還缺乏足夠的證據。
一般習慣于把屈原作品稱《楚辭》而不稱“賦”，大約是因為屈原作品都收集在《楚辭》之中。
但《楚辭》之名，從現存史料來看，最早見于漢武帝時。
《漢書·朱買臣傳》：“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
”但與朱買臣差不多同時的司馬遷卻稱《懷沙》為“賦”。
《楚辭》一書的編定，據王逸說，在他之前，就有劉向編定之本。
但根據劉向《别錄》而撰寫的《漢書·藝文志》又列“屈原賦”之目。
可見《楚辭》雖名為“辭”，與賦不一定是兩體。
據《漢書·王褒傳》說：“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
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诏金馬門。
”可見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劉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然而他在作《别錄》時，還是稱屈原作品為“賦”。
這說明《楚辭》之名，隻是由于誦讀時須用楚地的方言和語調，因此不同于一般的賦。
今本《楚辭》也許正是九江被公所誦讀的作品，而劉向據以編定，王逸作《楚辭章句》就采用了這個版本。
現存宋玉作品之所以有些編入《楚辭》，有些沒有編入，恐怕與“九江被公”等人是否誦讀有關，未必是文體上真有辭與賦之别。
再如楊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