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賦的起源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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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ot藝文志》：“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恻隐古詩之義”的話，認為起于戰國。
此說也許是對的。
因為《漢書》中提到了屈原和荀況（孫卿）之名，而且不論今存的作品或《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辭賦，都以屈原為最早。
（明代吳讷《文章辨體序說》及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都認為荀況時代在屈原之前，顯然是錯的。
羅根澤在校點《文體明辨》時已予指出。
近人又有說荀況早于宋玉的，亦非。
因為屈原生活于楚懷王及頃襄王時代；宋玉有不少作品中提到他和頃襄王答問，則生活的時代當比屈原稍晚；荀卿則死于春申君被殺之後。
《荀子·堯問篇》說荀況“上無賢主，下遇暴秦”，至少活到了秦統一前夕。
他的年輩顯然晚于宋玉，更不必說屈原了）但《漢書·藝文志》提到屈原、荀況之名，是因為此文對賦的分類中有“屈原賦之屬二十家”，“荀卿賦之屬二十五家”。
提及這兩位賦家之名，不過舉其類目，未必認定賦體創自他們之手。
因為《藝文志》說到屈原、荀況，隻是說“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至于此文中所錄“雜賦”一類，則按題材著錄，其中是否有屈、荀以前的作品？由于這些賦今已散佚，無法确定。
所以說賦體起源于屈原，恐怕還不能算定論。
不過從現存作品來說，确以屈原所作為最早，我們讨論賦的起源，也不能不從屈原談起。
從來論賦的人，大都認為屈原是賦家之祖。
但有些人在談論這問題時，往往隻從《楚辭》的某些形式上着眼。
如元祝堯《古賦辨體》說：“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
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為讀，遂為楚聲之萌蘖也。
（屈）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但世号《楚辭》，不正名曰‘賦’。
然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體皆祖于是焉。
”明人吳讷、徐師曾皆從其說。
不過祝堯的說法并不全面。
因為《楚辭》與“楚聲”當非一個概念。
“楚聲”系音調，像《論語》所載“鳳兮”歌，《孟子》所載“滄浪”歌以及《說苑》中的《越人歌》，都是“歌”，與“不歌而誦”的辭賦不同。
再說這種“楚聲”也未必都以用“兮”字為特色。
如漢初劉邦的《大風歌》、項羽的《垓下歌》雖用“兮”字，但《史記·留侯世家》所載劉邦為戚夫人作《鴻鹄歌》，明明說是“楚歌”，卻純屬四言，不用“兮”字；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據《漢書·禮樂志》，亦是楚聲，也不用“兮”字。
所以“楚聲”的特色，似不應僅用“兮”字為标志。
因為《詩經》中“兮”字已多次出現，且不盡在《周南》、《召南》等南方的詩中。
我們隻能說楚聲中用“兮”字較多而已。
至于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也未必全用“兮”字，如《天問》即基本不用，《招魂》也隻用少量“兮”字。
至于漢人作賦，取法《楚辭》是毫無疑問的，但漢代賦家的作品，多數并非“騷體”，而且也沒有材料足以證明這些漢賦需要用“楚聲”來誦讀（《楚辭》在漢時是要用“楚聲”來誦讀的，這一點我們在别處談）。
我看屈原作品對漢賦的影響主要是在藝術技巧和“不歌而誦”的特點方面。
屈原自己雖然沒有把他的作品稱賦，但把《楚辭》稱賦，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今本《楚辭》，雖系東漢王逸所編，但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說明，在他之前，已有劉向所編的本子。
而《漢書·藝文志》亦據劉向《别錄》，有“屈原賦”之名。
可見劉向雖稱屈原作品為《楚辭》，卻也稱之為“賦”。
何況在劉向之前，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已有“乃作《懷沙》之賦”的話，可見屈原作品在西漢時已經被稱為“賦”。
至于司馬遷以前，還有沒有人稱屈原作品為“賦”，雖無确證，也很難說一定沒有。
從屈原作品來看，賦和詩歌之别似較清楚。
在屈原作品中，《九歌》本據楚地民間祭神之歌改寫，應該是可以歌唱的。
至于《離騷》和《九章》均屬放逐以後所作，羁旅颠沛中不可能有人給他配樂歌唱，再說《離騷》這樣的長篇，也無法配樂歌唱。
所以清劉熙載《藝概》中說：“《九歌》與《九章》不同，《九歌》純是性靈語，《九章》兼多學問語。
”又說：“《橘頌》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純乎賦體。
《史記·屈原傳》雲‘乃作《懷沙》之賦’，知此類皆可以賦統之。
”他已經看到了“不歌而誦”的賦與可以歌唱之作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所以他斷言：“《九歌》，歌也；《九章》，誦也。
”同時，他還多少看到了《離騷》、《九章》的文體，也是從《九歌》這樣配樂歌唱之辭演變而來。
因此認為《離騷》、《九章》中的“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本來“乃古樂章之流”，“使早用于誦詩之中，則非體矣”。
其實不但屈原，即使荀況《賦篇》，亦有同樣情況，在《禮》、《智》等五賦之後，又附以“佹（guǐ，奇異）詩”及“小歌”。
所以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曾針對《賦篇》的情況說：“詩與賦未離也。
”這是完全正确的。
最早的賦本與詩無别，後來雖有作者專門去寫不歌而誦的賦，但在文體上還得多少取法于可歌之詩，所以屈原、荀況的作品都有這種情況。
此亦可以證明“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語，并非無據。
但是承認“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語，并不意味着賦之名來源于“詩有六義”中的“賦比興”之“賦”。
把賦這種文體說成來源于賦比興的賦法，這也是古人的舊說，但起源則較“不歌而誦”的說法要晚得多，而且确有不妥之處。
在一段時間裡，這一看法曾為不少人所接受[2]。
這是因為漢賦長期以來被看作是雕琢堆砌、阿谀統治者的東西，不便将它們和屈原相聯系。
其實這是完全不必要的。
漢賦的價值當然不足與《楚辭》并提，但它們模仿《楚辭》則不容否認。
以“賦比興”之“賦”來解釋賦這種文體的說法，也有其逐步發展的過程。
最先提到“賦比興”之名的是《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其後托名孔子弟子蔔商（子夏）所作的《毛詩序》即承其說，不過把“六詩”改為詩的“六義”。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周禮》或《毛詩序》原文，對六者的排列都不是按風雅頌與賦比興的次序排的。
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才明确地把“風雅頌”與“賦比興”區分開來，認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孔穎達這種區分方法是否正确，我們可以姑置勿論，但他這樣區分卻并非出自獨創，而是依據了《毛詩序》和鄭玄的一些見解。
因為風雅頌的解釋，已見于《毛詩序》，所以鄭玄在注《周禮·大師》時，就隻對賦比興作解釋。
鄭玄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
”至于“比”和“興”，他雖也有解釋，基本上是根據東漢鄭衆之說。
他為什麼解釋“賦”字不引鄭衆的話？是否鄭衆為《周禮》作注時，對賦未作注，我們已難确知。
不過，鄭玄對“賦”的诠釋，顯然根據《釋名》一書。
因為《釋名·釋書契》中有“賦，鋪也，敷布其義謂之賦”的話。
《釋名》舊題東漢劉熙撰，但《後漢書·文苑傳》卻說是劉珍所作。
清人畢沅認為此書本劉珍所撰，而經劉熙補訂。
王力先生《中國語言學史》亦同畢說。
劉熙雖與鄭玄同時或稍後，而劉珍乃東漢安帝時人，早于鄭玄，所以鄭玄引用劉珍的見解是完全可能的。
《釋名》以“賦”為“鋪”，恐系就漢代辭賦而言，因為兩漢辭賦，确以鋪張為特色。
至于“六詩”或“六義”的“賦”，釋之為直言其事，似無不妥，至于鋪張則頗難說通。
因為《詩經》中許多直言政事得失之言，未必有鋪張的特色。
至于《左傳》中所載民間歌謠，均為直言其事，但都很簡短，更談不上鋪張。
何況“六詩”或“六義”的本義，是否能像鄭玄、孔穎達那樣解釋，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恻隐古詩之義”的話，認為起于戰國。
此說也許是對的。
因為《漢書》中提到了屈原和荀況（孫卿）之名，而且不論今存的作品或《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辭賦，都以屈原為最早。
（明代吳讷《文章辨體序說》及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都認為荀況時代在屈原之前，顯然是錯的。
羅根澤在校點《文體明辨》時已予指出。
近人又有說荀況早于宋玉的，亦非。
因為屈原生活于楚懷王及頃襄王時代；宋玉有不少作品中提到他和頃襄王答問，則生活的時代當比屈原稍晚；荀卿則死于春申君被殺之後。
《荀子·堯問篇》說荀況“上無賢主，下遇暴秦”，至少活到了秦統一前夕。
他的年輩顯然晚于宋玉，更不必說屈原了）但《漢書·藝文志》提到屈原、荀況之名，是因為此文對賦的分類中有“屈原賦之屬二十家”，“荀卿賦之屬二十五家”。
提及這兩位賦家之名，不過舉其類目，未必認定賦體創自他們之手。
因為《藝文志》說到屈原、荀況，隻是說“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至于此文中所錄“雜賦”一類，則按題材著錄，其中是否有屈、荀以前的作品？由于這些賦今已散佚，無法确定。
所以說賦體起源于屈原，恐怕還不能算定論。
不過從現存作品來說，确以屈原所作為最早，我們讨論賦的起源，也不能不從屈原談起。
從來論賦的人，大都認為屈原是賦家之祖。
但有些人在談論這問題時，往往隻從《楚辭》的某些形式上着眼。
如元祝堯《古賦辨體》說：“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
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為讀，遂為楚聲之萌蘖也。
（屈）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但世号《楚辭》，不正名曰‘賦’。
然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體皆祖于是焉。
”明人吳讷、徐師曾皆從其說。
不過祝堯的說法并不全面。
因為《楚辭》與“楚聲”當非一個概念。
“楚聲”系音調，像《論語》所載“鳳兮”歌，《孟子》所載“滄浪”歌以及《說苑》中的《越人歌》，都是“歌”，與“不歌而誦”的辭賦不同。
再說這種“楚聲”也未必都以用“兮”字為特色。
如漢初劉邦的《大風歌》、項羽的《垓下歌》雖用“兮”字，但《史記·留侯世家》所載劉邦為戚夫人作《鴻鹄歌》，明明說是“楚歌”，卻純屬四言，不用“兮”字；唐山夫人作《安世房中歌》，據《漢書·禮樂志》，亦是楚聲，也不用“兮”字。
所以“楚聲”的特色，似不應僅用“兮”字為标志。
因為《詩經》中“兮”字已多次出現，且不盡在《周南》、《召南》等南方的詩中。
我們隻能說楚聲中用“兮”字較多而已。
至于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也未必全用“兮”字，如《天問》即基本不用，《招魂》也隻用少量“兮”字。
至于漢人作賦，取法《楚辭》是毫無疑問的，但漢代賦家的作品，多數并非“騷體”，而且也沒有材料足以證明這些漢賦需要用“楚聲”來誦讀（《楚辭》在漢時是要用“楚聲”來誦讀的，這一點我們在别處談）。
我看屈原作品對漢賦的影響主要是在藝術技巧和“不歌而誦”的特點方面。
屈原自己雖然沒有把他的作品稱賦，但把《楚辭》稱賦，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今本《楚辭》，雖系東漢王逸所編，但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說明，在他之前，已有劉向所編的本子。
而《漢書·藝文志》亦據劉向《别錄》，有“屈原賦”之名。
可見劉向雖稱屈原作品為《楚辭》，卻也稱之為“賦”。
何況在劉向之前，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已有“乃作《懷沙》之賦”的話，可見屈原作品在西漢時已經被稱為“賦”。
至于司馬遷以前，還有沒有人稱屈原作品為“賦”，雖無确證，也很難說一定沒有。
從屈原作品來看，賦和詩歌之别似較清楚。
在屈原作品中，《九歌》本據楚地民間祭神之歌改寫，應該是可以歌唱的。
至于《離騷》和《九章》均屬放逐以後所作，羁旅颠沛中不可能有人給他配樂歌唱，再說《離騷》這樣的長篇，也無法配樂歌唱。
所以清劉熙載《藝概》中說：“《九歌》與《九章》不同，《九歌》純是性靈語，《九章》兼多學問語。
”又說：“《橘頌》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純乎賦體。
《史記·屈原傳》雲‘乃作《懷沙》之賦’，知此類皆可以賦統之。
”他已經看到了“不歌而誦”的賦與可以歌唱之作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所以他斷言：“《九歌》，歌也；《九章》，誦也。
”同時，他還多少看到了《離騷》、《九章》的文體，也是從《九歌》這樣配樂歌唱之辭演變而來。
因此認為《離騷》、《九章》中的“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本來“乃古樂章之流”，“使早用于誦詩之中，則非體矣”。
其實不但屈原，即使荀況《賦篇》，亦有同樣情況，在《禮》、《智》等五賦之後，又附以“佹（guǐ，奇異）詩”及“小歌”。
所以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曾針對《賦篇》的情況說：“詩與賦未離也。
”這是完全正确的。
最早的賦本與詩無别，後來雖有作者專門去寫不歌而誦的賦，但在文體上還得多少取法于可歌之詩，所以屈原、荀況的作品都有這種情況。
此亦可以證明“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語，并非無據。
但是承認“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語，并不意味着賦之名來源于“詩有六義”中的“賦比興”之“賦”。
把賦這種文體說成來源于賦比興的賦法，這也是古人的舊說，但起源則較“不歌而誦”的說法要晚得多，而且确有不妥之處。
在一段時間裡，這一看法曾為不少人所接受[2]。
這是因為漢賦長期以來被看作是雕琢堆砌、阿谀統治者的東西，不便将它們和屈原相聯系。
其實這是完全不必要的。
漢賦的價值當然不足與《楚辭》并提，但它們模仿《楚辭》則不容否認。
以“賦比興”之“賦”來解釋賦這種文體的說法，也有其逐步發展的過程。
最先提到“賦比興”之名的是《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其後托名孔子弟子蔔商（子夏）所作的《毛詩序》即承其說，不過把“六詩”改為詩的“六義”。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周禮》或《毛詩序》原文，對六者的排列都不是按風雅頌與賦比興的次序排的。
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才明确地把“風雅頌”與“賦比興”區分開來，認為“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孔穎達這種區分方法是否正确，我們可以姑置勿論，但他這樣區分卻并非出自獨創，而是依據了《毛詩序》和鄭玄的一些見解。
因為風雅頌的解釋，已見于《毛詩序》，所以鄭玄在注《周禮·大師》時，就隻對賦比興作解釋。
鄭玄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
”至于“比”和“興”，他雖也有解釋，基本上是根據東漢鄭衆之說。
他為什麼解釋“賦”字不引鄭衆的話？是否鄭衆為《周禮》作注時，對賦未作注，我們已難确知。
不過，鄭玄對“賦”的诠釋，顯然根據《釋名》一書。
因為《釋名·釋書契》中有“賦，鋪也，敷布其義謂之賦”的話。
《釋名》舊題東漢劉熙撰，但《後漢書·文苑傳》卻說是劉珍所作。
清人畢沅認為此書本劉珍所撰，而經劉熙補訂。
王力先生《中國語言學史》亦同畢說。
劉熙雖與鄭玄同時或稍後，而劉珍乃東漢安帝時人，早于鄭玄，所以鄭玄引用劉珍的見解是完全可能的。
《釋名》以“賦”為“鋪”，恐系就漢代辭賦而言，因為兩漢辭賦，确以鋪張為特色。
至于“六詩”或“六義”的“賦”，釋之為直言其事，似無不妥，至于鋪張則頗難說通。
因為《詩經》中許多直言政事得失之言，未必有鋪張的特色。
至于《左傳》中所載民間歌謠，均為直言其事，但都很簡短，更談不上鋪張。
何況“六詩”或“六義”的本義，是否能像鄭玄、孔穎達那樣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