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道教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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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劉宋時，有道士陸修靜撰《靈寶經目》，他對宋明帝說，“道家經書并藥方、咒、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隐在天宮”。
陸修靜所說道書卷數比《抱樸子?遐覽篇》多幾倍，大概晉宋間又有人大造道書。
造書的方法，看來主要是偷竊佛書，陸修靜所說“或采搏餘經，或造立序說，或回換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圖”。
所謂采搏餘經，就是剽竊佛書，所謂回換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書，改頭換尾，增添文句，算是新書。
陸修靜本人是否剽竊佛書，造出道經，尚無明證。
他和名僧東林寺釋慧遠是朋友，慧遠是收藏南北譯出佛經最多的僧人，陸修靜從東林寺看到許多佛書，竊取一些來補益道書，應該說不是不可能的。
陸修靜造論文八篇，其中一篇題為《自然因緣論》，所謂因緣，顯然受佛書影響，加自然二字便成為道教講因緣。
按照這個方法，取佛書原文，改換幾個專用字，如世尊改為天尊，佛道改為真道，真金像改為元始真，佛書很方便地就變成道書。
自從道士發現這個方法以後，道教的宗教作用，開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謊話騙術，道教全部搬來，應有盡有，佛教獨家出賣的麻醉劑，現在變成兩家分賣了。
對統治階級說來，多開一家麻醉劑分店，以廣招徕，并無不利處。
它知道讓道士偷竊佛書，是充實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繼續偷竊，同時又助佛徒繼續譯出新書，以便道士永遠有新書可偷。
從南北朝以下，統治階級調劑佛道儒三大勢力，力求三方有相當的平衡，使各顯其用。
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為統治者所重視，而宗教化的關鍵，在于偷佛書是否足夠，盡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竊，證據十分确實，卻無人查究。
統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這種扶植下，發達起來了。
陸修靜第一次編道書的總目，說明劉宋時道教已積累起不少的圖書，可以自立門戶。
陸修靜以後，又續有添造，南朝齊時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
北朝元魏時寇謙之造《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又造《錄圖真經》六十卷。
陸修靜與寇謙之同時，這說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經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統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興道滅佛，北方道教勢力似乎比南朝更強大一些。
北周武帝又一次興道滅佛，道士焦子順等人，乘機偷竊佛經一千餘卷作為道書。
當時玄都觀道士奏上道經目錄有二千零四十卷。
陸修靜說道經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書，主要是《漢書?藝文志》所載諸子書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順等所偷佛書一千餘卷，大概要隐藏一些時候，陸續宣布。
依《玄都經目》說，道書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書可查，其餘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見書。
按《隋書?經籍志》載佛書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時佛書卷數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經目》所說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見的書，當是指尚未偷來的佛書全部。
如果周武帝的統治能延長若幹年，佛書将要全改為道書。
道教偷佛書愈多，本身與佛教的區别就愈少，佛教用來誘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應有盡有，有些還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統治階級更多的歡心。
例如佛教無父無君，不知忠孝，這在統治階級看來，是最大缺陷。
道教補起忠孝兩條，就滿足了統治階級的要求。
《玉清經?本地品》說元始天尊講十戒，第一戒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殺生，與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謀害家國。
另一道書說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則第一是孝順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師，二善正補佛教之不足。
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兩教勢均力敵，隻要争取到統治者的偏寵，就能暫時壓倒對方。
隋唐兩朝特别是唐朝，佛道兩教鬥争的形勢，甚為劇烈，朝廷忙着做調劑工作，不敢使宗教太顯著地失去均勢。
下文着重講唐朝的道教，必要時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學。
道教高談清靜無為，佛教專演苦空寂滅，不過這都是些裝門面的話頭，實際完全相反，他們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些甚至是政治陰謀的發動者。
周武帝興道滅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給隋文帝影響最大。
周武帝死後，著名道士焦子順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幫助他陰謀奪取周政權。
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順為天師，經常和天師商議軍國大事，怕他往來疲勞，在皇官附近立一個五通觀，使他安居。
焦子順助隋滅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權中為道教占一地位，極端崇佛的隋朝，道教還能保持僅次于佛的地位，這大概就是焦子順政治活動的結果。
統治者對道教總沒有對佛教那樣放心，開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谶。
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懼起來了。
隋炀帝剛即帝位，于大業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圖谶，與谶緯有關的書，一概燒毀，私藏禁書，查出後處死刑。
又在東都洛陽置道術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蔔筮醫藥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檢查，不許随便出
南朝劉宋時，有道士陸修靜撰《靈寶經目》，他對宋明帝說，“道家經書并藥方、咒、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隐在天宮”。
陸修靜所說道書卷數比《抱樸子?遐覽篇》多幾倍，大概晉宋間又有人大造道書。
造書的方法，看來主要是偷竊佛書，陸修靜所說“或采搏餘經，或造立序說，或回換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圖”。
所謂采搏餘經，就是剽竊佛書，所謂回換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書，改頭換尾，增添文句，算是新書。
陸修靜本人是否剽竊佛書，造出道經，尚無明證。
他和名僧東林寺釋慧遠是朋友，慧遠是收藏南北譯出佛經最多的僧人，陸修靜從東林寺看到許多佛書，竊取一些來補益道書，應該說不是不可能的。
陸修靜造論文八篇，其中一篇題為《自然因緣論》，所謂因緣，顯然受佛書影響，加自然二字便成為道教講因緣。
按照這個方法，取佛書原文，改換幾個專用字，如世尊改為天尊，佛道改為真道，真金像改為元始真，佛書很方便地就變成道書。
自從道士發現這個方法以後，道教的宗教作用，開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謊話騙術，道教全部搬來，應有盡有，佛教獨家出賣的麻醉劑，現在變成兩家分賣了。
對統治階級說來，多開一家麻醉劑分店，以廣招徕，并無不利處。
它知道讓道士偷竊佛書，是充實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繼續偷竊，同時又助佛徒繼續譯出新書，以便道士永遠有新書可偷。
從南北朝以下，統治階級調劑佛道儒三大勢力，力求三方有相當的平衡，使各顯其用。
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為統治者所重視，而宗教化的關鍵，在于偷佛書是否足夠，盡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竊，證據十分确實，卻無人查究。
統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這種扶植下，發達起來了。
陸修靜第一次編道書的總目，說明劉宋時道教已積累起不少的圖書，可以自立門戶。
陸修靜以後，又續有添造，南朝齊時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
北朝元魏時寇謙之造《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又造《錄圖真經》六十卷。
陸修靜與寇謙之同時，這說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經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統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興道滅佛，北方道教勢力似乎比南朝更強大一些。
北周武帝又一次興道滅佛，道士焦子順等人，乘機偷竊佛經一千餘卷作為道書。
當時玄都觀道士奏上道經目錄有二千零四十卷。
陸修靜說道經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書，主要是《漢書?藝文志》所載諸子書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順等所偷佛書一千餘卷，大概要隐藏一些時候，陸續宣布。
依《玄都經目》說，道書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書可查，其餘四千三百二十三卷并未見書。
按《隋書?經籍志》載佛書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時佛書卷數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經目》所說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見的書，當是指尚未偷來的佛書全部。
如果周武帝的統治能延長若幹年，佛書将要全改為道書。
道教偷佛書愈多，本身與佛教的區别就愈少，佛教用來誘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應有盡有，有些還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統治階級更多的歡心。
例如佛教無父無君，不知忠孝，這在統治階級看來，是最大缺陷。
道教補起忠孝兩條，就滿足了統治階級的要求。
《玉清經?本地品》說元始天尊講十戒，第一戒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殺生，與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謀害家國。
另一道書說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則第一是孝順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師，二善正補佛教之不足。
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兩教勢均力敵，隻要争取到統治者的偏寵，就能暫時壓倒對方。
隋唐兩朝特别是唐朝，佛道兩教鬥争的形勢，甚為劇烈，朝廷忙着做調劑工作，不敢使宗教太顯著地失去均勢。
下文着重講唐朝的道教，必要時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學。
道教高談清靜無為，佛教專演苦空寂滅，不過這都是些裝門面的話頭，實際完全相反，他們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些甚至是政治陰謀的發動者。
周武帝興道滅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别是女尼智仙，給隋文帝影響最大。
周武帝死後，著名道士焦子順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幫助他陰謀奪取周政權。
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順為天師，經常和天師商議軍國大事，怕他往來疲勞，在皇官附近立一個五通觀，使他安居。
焦子順助隋滅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權中為道教占一地位，極端崇佛的隋朝，道教還能保持僅次于佛的地位，這大概就是焦子順政治活動的結果。
統治者對道教總沒有對佛教那樣放心，開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谶。
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懼起來了。
隋炀帝剛即帝位，于大業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圖谶，與谶緯有關的書，一概燒毀，私藏禁書，查出後處死刑。
又在東都洛陽置道術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蔔筮醫藥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檢查，不許随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