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道教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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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術坊中人固然也與佛教徒有關，但關系更密切的卻是道教徒，隋炀帝這種處置，顯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順那樣給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
事情果真是這樣。
一個著名道士王遠知給唐高祖李淵密傳符命。
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淵密記，說他當承天命。
道士僧徒看到舊統治不穩，在強宗豪族中尋找可能取得政權的人，給他傳符命，事成算是助義有功，事不成，傳者口說無憑，可無危險。
地主階級分出若幹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們起助順作用，但在統治者地位動搖時，它們又起助反作用。
隋朝的經驗，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種勢力的均衡問題。
李淵本是迷信極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時，對佛許下大願，說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寶。
這個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權穩固以後，感到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對朝廷是不利的。
他排除衆議，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還俗，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餘寺觀，一概廢棄。
寺觀比例，似乎兩教待遇公平，實際是打擊佛教，暗助道教。
因為佛教在隋朝得到無限制的發展，現在寺數大減，自然要大批僧尼還俗，道教人數有限，與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還俗就不是什麼迫切的利害關系。
這個诏令剛宣布，唐太宗發動政變，停止沙汰僧道。
李淵所姓的李，無疑是北周的貴姓，這種關隴貴姓，遠不能和山東士族比高低。
李淵自稱出自隴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門第也不算高。
著《道德經》的李耳。
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無比的教主，李淵想提高門第，和教主攀親是個簡便的方法。
李淵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晉州（山西臨汾縣）人吉善行，說在羊角山地方見到一位騎着白馬的老叟，叫他轉告唐天子說，我是你的祖宗，今年擊賊（王世充）獲勝後，子孫享國一千年。
李淵聽了吉善行的話，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廟。
這樣，李淵與李耳的祖孫關系就算确定了。
次年，他到終南山拜谒老君廟。
大概羊角山立廟以後，其他地方也相繼立廟，宣揚皇帝與老君是親屬。
李淵利用道佛二教，還利用儒學，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國子監裡立周公（先聖）孔子（先師）廟各一所，四時緻祭。
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親到國子監，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兄皇太子攣建成，争奪帝位繼承權，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護唐太宗。
唐太宗迅速獲勝，道教按照唐高祖興道抑佛的既定方針繼續得到發展。
王遠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
唐太宗戰勝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長安，有一天同房玄齡著普通人衣服去見王遠知，王遠知迎出來說道，這裡面有聖人（皇帝），難道是秦王麼？這顯然是詐術，秦王身被黃金甲，率鐵騎萬匹，坐兵車，押王窦二俘到太廟行獻俘禮，王遠知在路旁看熱鬧，豈有不認識秦王之理，他行施這一詐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認了。
王遠知接着說，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幹。
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給王遠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觀，表示崇敬，這個王遠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
所謂神仙異人，說穿了無非是行施詐術是否得售，王遠知就是行詐得售的一人。
唐太宗為推崇李耳，在儒學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貞觀二年）取消周公的先聖名義，以孔子為先聖，顔回為先師。
這是因為老聃不過是東周的一個史官，周公則是西周開國元勳，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順。
孔子相傳是老聃的學生，盡管唐太宗大崇儒學，不妨礙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
佛道兩教互相排擠，都想本教獨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
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奪得優勢的第一次。
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毀謗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給佛教以沉重的打擊。
不過，唐太宗偏護道教，僅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孫，并不減損對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動，他不曾缺少一件。
他信佛教實際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長生藥就是明證，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種政治行動，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
六三八年即貞觀十二年，唐統治已經鞏固，吏部尚書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東崔姓為第一。
皇族仍居次位。
唐太宗出面斥責，才改列皇族為第一，外戚為第二，降山東崔氏為第三。
皇族能夠勉強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為皇權鞏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則就是唐太宗發怒力争，未必能使舊士族承認，可見提倡道教還是有效的。
唐高宗與武則天是夫妻，但争奪權力的矛盾顯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為自己的擁護者，武則天以佛教徒為自己的擁護音。
六六六年，即政權全歸武則天的第六年，這個實際已經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廟行劄，贈太師名号，這大概是對儒生表示求助。
他又到毫州老君廟行禮，上尊号為太上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後，上尊号絲毫無救于李姓的失勢。
武則天召集僧道百官議《老子化胡經
道術坊中人固然也與佛教徒有關，但關系更密切的卻是道教徒，隋炀帝這種處置，顯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順那樣給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
事情果真是這樣。
一個著名道士王遠知給唐高祖李淵密傳符命。
又有僧徒景晖授李淵密記，說他當承天命。
道士僧徒看到舊統治不穩，在強宗豪族中尋找可能取得政權的人，給他傳符命，事成算是助義有功，事不成，傳者口說無憑，可無危險。
地主階級分出若幹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們起助順作用，但在統治者地位動搖時，它們又起助反作用。
隋朝的經驗，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種勢力的均衡問題。
李淵本是迷信極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時，對佛許下大願，說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寶。
這個庸人在做成了皇帝，并且削平群雄，政權穩固以後，感到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對朝廷是不利的。
他排除衆議，下诏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還俗，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餘寺觀，一概廢棄。
寺觀比例，似乎兩教待遇公平，實際是打擊佛教，暗助道教。
因為佛教在隋朝得到無限制的發展，現在寺數大減，自然要大批僧尼還俗，道教人數有限，與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還俗就不是什麼迫切的利害關系。
這個诏令剛宣布，唐太宗發動政變，停止沙汰僧道。
李淵所姓的李，無疑是北周的貴姓，這種關隴貴姓，遠不能和山東士族比高低。
李淵自稱出自隴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門第也不算高。
著《道德經》的李耳。
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無比的教主，李淵想提高門第，和教主攀親是個簡便的方法。
李淵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晉州（山西臨汾縣）人吉善行，說在羊角山地方見到一位騎着白馬的老叟，叫他轉告唐天子說，我是你的祖宗，今年擊賊（王世充）獲勝後，子孫享國一千年。
李淵聽了吉善行的話，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廟。
這樣，李淵與李耳的祖孫關系就算确定了。
次年，他到終南山拜谒老君廟。
大概羊角山立廟以後，其他地方也相繼立廟，宣揚皇帝與老君是親屬。
李淵利用道佛二教，還利用儒學，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國子監裡立周公（先聖）孔子（先師）廟各一所，四時緻祭。
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親到國子監，正式宣布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兄皇太子攣建成，争奪帝位繼承權，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護唐太宗。
唐太宗迅速獲勝，道教按照唐高祖興道抑佛的既定方針繼續得到發展。
王遠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
唐太宗戰勝王世充和窦建德，回到長安，有一天同房玄齡著普通人衣服去見王遠知，王遠知迎出來說道，這裡面有聖人（皇帝），難道是秦王麼？這顯然是詐術，秦王身被黃金甲，率鐵騎萬匹，坐兵車，押王窦二俘到太廟行獻俘禮，王遠知在路旁看熱鬧，豈有不認識秦王之理，他行施這一詐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認了。
王遠知接着說，将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幹。
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給王遠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觀，表示崇敬，這個王遠知也就俨然成了神仙。
所謂神仙異人，說穿了無非是行施詐術是否得售，王遠知就是行詐得售的一人。
唐太宗為推崇李耳，在儒學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貞觀二年）取消周公的先聖名義，以孔子為先聖，顔回為先師。
這是因為老聃不過是東周的一個史官，周公則是西周開國元勳，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順。
孔子相傳是老聃的學生，盡管唐太宗大崇儒學，不妨礙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
佛道兩教互相排擠，都想本教獨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诏，确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
這是僧道争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奪得優勢的第一次。
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毀謗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給佛教以沉重的打擊。
不過，唐太宗偏護道教，僅僅是要确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孫，并不減損對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動，他不曾缺少一件。
他信佛教實際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長生藥就是明證，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種政治行動，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
六三八年即貞觀十二年，唐統治已經鞏固，吏部尚書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東崔姓為第一。
皇族仍居次位。
唐太宗出面斥責，才改列皇族為第一，外戚為第二，降山東崔氏為第三。
皇族能夠勉強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為皇權鞏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則就是唐太宗發怒力争，未必能使舊士族承認，可見提倡道教還是有效的。
唐高宗與武則天是夫妻，但争奪權力的矛盾顯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為自己的擁護者，武則天以佛教徒為自己的擁護音。
六六六年，即政權全歸武則天的第六年，這個實際已經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廟行劄，贈太師名号，這大概是對儒生表示求助。
他又到毫州老君廟行禮，上尊号為太上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後，上尊号絲毫無救于李姓的失勢。
武則天召集僧道百官議《老子化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