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道教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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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漢族自創的一種宗教，目的在對抗外來宗教--價教。
漢族統治階級也曾想利用鬼神來欺騙民衆，《周易?觀卦彖辭》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辭》相傳是孔子所作。
如果确是這樣，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對統治者的好處。
可是孔子所傳的儒學，卻是不語神怪專重人事的一種學說，儒學對統治階級有很大的好處，但說教者是所謂聖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
儒學雖在漢族封建社會裡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來，不能不說是相形見绌，因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隻能管人（民衆）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後，而管到死後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
西漢今文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曾力圖改造儒學成為宗教，結果毫無成就，想改造孔子從聖人變為天神，事實上是困難的。
西漢末年古文經學興起，在阻礙儒學宗教化方面，起着積極的作用。
東漢統治階級更着重在創立宗教化的儒學，谶緯大為盛行，同時古丈經學也盛行起來，反對谶緯，使孔子保持儒師的本來面目。
東漢統治階級創教運動完全失敗了。
佛教是強烈的麻醉劑，它那一大套什麼布施得福，許願（賄賂）免罪，淨土地獄，因果報應，精神不滅，六道輪回等等聳人耳目的騙術，東漢統治階級當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無困難的。
但漢族有傳統的倫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等五倫。
佛教恰恰是破壞這些倫常的異端。
漢族統治階級決不肯放棄儒學的倫常，也決不肯放棄佛教的騙術，而佛與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為一教，這樣，東漢統治階級隻好采取提倡儒學，限制佛教（隻許胡僧傳教，不許漢人出家），放任道士創立道教。
胡僧到魏晉間還叫做乞胡，他們靠讨飯度日，所有騙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來，就無法謀生。
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騙術都學會了。
騙術中最根本的一條是敢說無邊無際的大話，所謂大言不慚，就是佛教絕技之一。
道士本來也是敢說大話的，得到佛教的啟示，說大活的本領并不比佛教差一些。
它迅速擁出黃帝老子為教主，宣稱讀《道德經》五千言，與讀佛經有同樣的功德。
東漢初年，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經，拜的是釋迦，隻要能降福，念什麼拜什麼都無所謂。
當時胡僧勢力孤弱，沒有漢僧作徒黨，又不曾譯出佛經，隻好讓信徒讀道經。
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謊話，後來演化為“《老子化胡經》”。
《化胡經》雖在西晉末出現，故事卻在東漢時開始編造，編造的方法不外取佛書用以瞎吹釋迦的話頭，一概搬來給老子裝上。
例如說老子生下來，即有九龍吐水灌洗其身，化為九井。
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蓮花，共有九朵。
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化胡經》又說“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托蔭而生，号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号為佛陀..”，這樣說來，釋迦是尹喜的後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對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懷憤恨，但在東漢魏佛教勢力薄弱時期，隻好默認這種侮辱，并且還可能默認佛是尹喜後身而減輕傳教的阻力。
《史記?老子列傳》稱為隐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裝扮成比釋迦高一輩的大神聖，道教有了教主，還缺少道經，必須從速制造。
東漢張道陵造《靈寶經》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說數百卷），粗具宗教規模。
東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派遣學生宮崇到宮門獻上所謂神書--《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
這是《太平青領書》的宗旨，所有兩漢今文經學的陰陽五行災異谶緯，以及神仙家的長生術，都可以包羅在這個著書宗旨裡面。
因為東吳孫策殺了道士于吉，結果對孫策不利。
曹操引為教訓。
照曹植《辯道論》說，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
這裡産生了這樣的一個矛盾，完全按照統治階級的意願塑造出來的道教，現在反成了統治階級看作奸詭妖惡的可怕之物，這說明黃巾起義是道教被敵對階級--農民階級所利用，對統治階級說來，道教還必須切實馴化，即增加儒學的倫常，佛教的因果報應，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長生術，這樣，才能真正成為無後患的工具。
東晉葛洪著《抱樸子》，是繼《太平青領書》以後第二次制造标準道書。
葛洪的先世葛玄，孫吳時造《上清經》，葛玄的弟子鄭隐，有道書數百卷，傳授給葛洪。
葛洪憑借葛玄的遺業著《抱樸子》。
《抱樸子?内篇》專談煉丹術，這自然是道教本色。
外篇專談人事，談來談去，不能超出儒學的範圍。
道教這一次著書嘗試又失敗了。
葛洪著《抱樸子》以前，道教已經造了不少道書，據《抱樸子?遐覽篇》所記異書，大體上分經、圖、記、符等四類。
這幾百卷道書，根本目的是要煉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書都可以作廢。
統治階級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樣，能麻醉廣大民衆，葛洪著《抱樸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
漢族統治階級也曾想利用鬼神來欺騙民衆，《周易?觀卦彖辭》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辭》相傳是孔子所作。
如果确是這樣，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對統治者的好處。
可是孔子所傳的儒學，卻是不語神怪專重人事的一種學說，儒學對統治階級有很大的好處，但說教者是所謂聖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
儒學雖在漢族封建社會裡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來，不能不說是相形見绌，因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隻能管人（民衆）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後，而管到死後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
西漢今文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曾力圖改造儒學成為宗教，結果毫無成就，想改造孔子從聖人變為天神，事實上是困難的。
西漢末年古文經學興起，在阻礙儒學宗教化方面，起着積極的作用。
東漢統治階級更着重在創立宗教化的儒學，谶緯大為盛行，同時古丈經學也盛行起來，反對谶緯，使孔子保持儒師的本來面目。
東漢統治階級創教運動完全失敗了。
佛教是強烈的麻醉劑，它那一大套什麼布施得福，許願（賄賂）免罪，淨土地獄，因果報應，精神不滅，六道輪回等等聳人耳目的騙術，東漢統治階級當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無困難的。
但漢族有傳統的倫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等五倫。
佛教恰恰是破壞這些倫常的異端。
漢族統治階級決不肯放棄儒學的倫常，也決不肯放棄佛教的騙術，而佛與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為一教，這樣，東漢統治階級隻好采取提倡儒學，限制佛教（隻許胡僧傳教，不許漢人出家），放任道士創立道教。
胡僧到魏晉間還叫做乞胡，他們靠讨飯度日，所有騙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來，就無法謀生。
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騙術都學會了。
騙術中最根本的一條是敢說無邊無際的大話，所謂大言不慚，就是佛教絕技之一。
道士本來也是敢說大話的，得到佛教的啟示，說大活的本領并不比佛教差一些。
它迅速擁出黃帝老子為教主，宣稱讀《道德經》五千言，與讀佛經有同樣的功德。
東漢初年，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經，拜的是釋迦，隻要能降福，念什麼拜什麼都無所謂。
當時胡僧勢力孤弱，沒有漢僧作徒黨，又不曾譯出佛經，隻好讓信徒讀道經。
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謊話，後來演化為“《老子化胡經》”。
《化胡經》雖在西晉末出現，故事卻在東漢時開始編造，編造的方法不外取佛書用以瞎吹釋迦的話頭，一概搬來給老子裝上。
例如說老子生下來，即有九龍吐水灌洗其身，化為九井。
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蓮花，共有九朵。
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化胡經》又說“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托蔭而生，号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号為佛陀..”，這樣說來，釋迦是尹喜的後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對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懷憤恨，但在東漢魏佛教勢力薄弱時期，隻好默認這種侮辱，并且還可能默認佛是尹喜後身而減輕傳教的阻力。
《史記?老子列傳》稱為隐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裝扮成比釋迦高一輩的大神聖，道教有了教主，還缺少道經，必須從速制造。
東漢張道陵造《靈寶經》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說數百卷），粗具宗教規模。
東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派遣學生宮崇到宮門獻上所謂神書--《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
這是《太平青領書》的宗旨，所有兩漢今文經學的陰陽五行災異谶緯，以及神仙家的長生術，都可以包羅在這個著書宗旨裡面。
因為東吳孫策殺了道士于吉，結果對孫策不利。
曹操引為教訓。
照曹植《辯道論》說，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
這裡産生了這樣的一個矛盾，完全按照統治階級的意願塑造出來的道教，現在反成了統治階級看作奸詭妖惡的可怕之物，這說明黃巾起義是道教被敵對階級--農民階級所利用，對統治階級說來，道教還必須切實馴化，即增加儒學的倫常，佛教的因果報應，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長生術，這樣，才能真正成為無後患的工具。
東晉葛洪著《抱樸子》，是繼《太平青領書》以後第二次制造标準道書。
葛洪的先世葛玄，孫吳時造《上清經》，葛玄的弟子鄭隐，有道書數百卷，傳授給葛洪。
葛洪憑借葛玄的遺業著《抱樸子》。
《抱樸子?内篇》專談煉丹術，這自然是道教本色。
外篇專談人事，談來談去，不能超出儒學的範圍。
道教這一次著書嘗試又失敗了。
葛洪著《抱樸子》以前，道教已經造了不少道書，據《抱樸子?遐覽篇》所記異書，大體上分經、圖、記、符等四類。
這幾百卷道書，根本目的是要煉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書都可以作廢。
統治階級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樣，能麻醉廣大民衆，葛洪著《抱樸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