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陸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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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台。
悲歌擊築，憑高酹酒，此興悠哉！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
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也并無激昂發奮的氣概。
大抵他認為詞更适宜于寫低摧幽怨的感情，發揚蹈厲的隻能入詩而不宜于入詞；這可見他對詞和詩這兩種文學的看法，即使在同寫這類國家民族大感慨時，也仍有其輕重軒轾之分。
這種看法無疑會局限他的詞的思想内容。
但是這種缺點，兩宋詞家也多不免，最明顯的例證是李清照，我們不必以此苛求陸遊。
我對陸遊詞總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詩的馀事來作詞的，論創作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棄疾那樣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這種“馀事”的文學寫閑情幽怨之外，有時也拿它來寫十分正經十分沉重的心情。
在他幾首不朽的憂國詞篇裡，他并沒有矜氣作色，而隻是用尋常謦欬的聲息，道出他“一飯不忘、沒齒不二”的匡複心事，益見其真情摯意，沉痛動人，這可以說是陸遊詞突出的風格。
他所以有這樣成就，大抵有兩種因素：一由于詞體本身的發展；從五代、北宋以來，經過百馀年的演進，詞壇上出現過範仲淹、蘇轼以及張元幹諸作家，在這種文學裡，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各時代的社會現實、民族矛盾；到了辛棄疾更達到這類作品的高峰，這許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會影響陸遊的詞。
另一因素是陸遊詩的思想内容和工力；關于他作詩的工力，趙翼《瓯北詩話》卷六有論陸詩重鍛煉一段說：“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煉；抑知所謂煉者，不在乎奇險诘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煉也。
放翁工夫精到，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隻在一二語了之，此其煉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并不見其煉之迹，乃真煉之至矣。
……”詞體短小，不得着長言冗語，陸詩這種鍛煉工力對他的詞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這就煉辭一面說。
古代文論家尤重煉氣，方東樹卻就此對陸詩提出指摘：“放翁獨得坡公豪隽之一體耳，其作意處，尤多客氣；如《醉後草書歌》、《夢招降諸城》、《大雪歌》等，開後來俗士虛浮一派，不可不辨。
”（評姚範《援鹑堂筆記》四十）。
說他“多客氣”，雖是過辭，但是“開後來虛浮一派”，也确是陸詩的流弊。
雖然這是學者之過，不能歸咎于陸遊。
劉克莊推陸遊詩“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後村詩話》），因此也時有矜氣作色之處；所以姚範也說：“放翁興會飙舉，詞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起痿興痹矣，然蒼黯蘊蓄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為文而意已獨至者，尚有待欤？”（《援鹑堂筆記》四十）這可說是公允之論。
但是當陸遊以他作詩的工力來作“詩馀”時，便自在遊行，有“運斤成風”之樂。
這猶之大書家傾其一生精力臨摹金石、篆、隸，偶然畫幾筆寫意花草，卻更見精力充沛。
藝術的境界，有時原不能專以力取，卻于“馀事”中偶得之。
陸遊的詞，可說确能到此境地。
劉熙載《藝概》卷二說：“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
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為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這幾句蘇、陸優劣論，是否正确，姑且不談。
陸遊“有意做詩人”，何可非議？黃景仁吊杜甫墓雲：“埋才當亂世，并力作詩人。
”下句正寫出杜甫的偉大。
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個字評陸遊的詞，我以為卻很恰當。
“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說，而是說他不欲以詞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詞人。
陸遊的《文章》詩裡有兩句傳誦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這十個字可以評贊一切大作家的小品文。
必先有工力深湛、規矩從心的“妙”手，才會有不假思索的“偶”得。
這來自學力、才氣的交相融會。
兩宋以來一切大文豪大作家如蘇轼、辛棄疾、陳亮諸人的“詩馀”、“語業”，大都如此，《放翁詞》的許多名作，也複如此。
一九六三年三月，杭州 〔後記〕陸遊家世好道家之說，他的詞集裡有詠遊仙多首，虛無主義思想很濃重，是陸遊詞的糟粕。
我近寫《詩馀論》，已涉論及此，這裡不提它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記。
悲歌擊築，憑高酹酒，此興悠哉！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
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也并無激昂發奮的氣概。
大抵他認為詞更适宜于寫低摧幽怨的感情，發揚蹈厲的隻能入詩而不宜于入詞；這可見他對詞和詩這兩種文學的看法，即使在同寫這類國家民族大感慨時，也仍有其輕重軒轾之分。
這種看法無疑會局限他的詞的思想内容。
但是這種缺點，兩宋詞家也多不免，最明顯的例證是李清照，我們不必以此苛求陸遊。
我對陸遊詞總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詩的馀事來作詞的，論創作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棄疾那樣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這種“馀事”的文學寫閑情幽怨之外，有時也拿它來寫十分正經十分沉重的心情。
在他幾首不朽的憂國詞篇裡，他并沒有矜氣作色，而隻是用尋常謦欬的聲息，道出他“一飯不忘、沒齒不二”的匡複心事，益見其真情摯意，沉痛動人，這可以說是陸遊詞突出的風格。
他所以有這樣成就，大抵有兩種因素：一由于詞體本身的發展；從五代、北宋以來，經過百馀年的演進，詞壇上出現過範仲淹、蘇轼以及張元幹諸作家，在這種文學裡，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各時代的社會現實、民族矛盾；到了辛棄疾更達到這類作品的高峰，這許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會影響陸遊的詞。
另一因素是陸遊詩的思想内容和工力；關于他作詩的工力，趙翼《瓯北詩話》卷六有論陸詩重鍛煉一段說：“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煉；抑知所謂煉者，不在乎奇險诘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真煉也。
放翁工夫精到，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隻在一二語了之，此其煉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并不見其煉之迹，乃真煉之至矣。
……”詞體短小，不得着長言冗語，陸詩這種鍛煉工力對他的詞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這就煉辭一面說。
古代文論家尤重煉氣，方東樹卻就此對陸詩提出指摘：“放翁獨得坡公豪隽之一體耳，其作意處，尤多客氣；如《醉後草書歌》、《夢招降諸城》、《大雪歌》等，開後來俗士虛浮一派，不可不辨。
”（評姚範《援鹑堂筆記》四十）。
說他“多客氣”，雖是過辭，但是“開後來虛浮一派”，也确是陸詩的流弊。
雖然這是學者之過，不能歸咎于陸遊。
劉克莊推陸遊詩“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後村詩話》），因此也時有矜氣作色之處；所以姚範也說：“放翁興會飙舉，詞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起痿興痹矣，然蒼黯蘊蓄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為文而意已獨至者，尚有待欤？”（《援鹑堂筆記》四十）這可說是公允之論。
但是當陸遊以他作詩的工力來作“詩馀”時，便自在遊行，有“運斤成風”之樂。
這猶之大書家傾其一生精力臨摹金石、篆、隸，偶然畫幾筆寫意花草，卻更見精力充沛。
藝術的境界，有時原不能專以力取，卻于“馀事”中偶得之。
陸遊的詞，可說确能到此境地。
劉熙載《藝概》卷二說：“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
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為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這幾句蘇、陸優劣論，是否正确，姑且不談。
陸遊“有意做詩人”，何可非議？黃景仁吊杜甫墓雲：“埋才當亂世，并力作詩人。
”下句正寫出杜甫的偉大。
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個字評陸遊的詞，我以為卻很恰當。
“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說，而是說他不欲以詞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詞人。
陸遊的《文章》詩裡有兩句傳誦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這十個字可以評贊一切大作家的小品文。
必先有工力深湛、規矩從心的“妙”手，才會有不假思索的“偶”得。
這來自學力、才氣的交相融會。
兩宋以來一切大文豪大作家如蘇轼、辛棄疾、陳亮諸人的“詩馀”、“語業”，大都如此，《放翁詞》的許多名作，也複如此。
一九六三年三月，杭州 〔後記〕陸遊家世好道家之說，他的詞集裡有詠遊仙多首，虛無主義思想很濃重，是陸遊詞的糟粕。
我近寫《詩馀論》，已涉論及此，這裡不提它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