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的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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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批評文字《中國現代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
随後我寫的《文學的紀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較後對于辛克萊《拜金藝術》的評論，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
《盧梭與浪漫主義》有一篇很精采的附錄論老莊的“原始主義”，他認為盧梭的浪漫主義頗有我國老莊的色彩。
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與古典的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新人文主義。
他強調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橫決。
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論。
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所說的“克己複禮”，正是白璧德所樂于引證的道理。
他重視的不是élanvital（柏格森所謂的“創造力”）而是élanfroin（克制力）。
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沒有做。
白璧德并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隻是堅持一個态度——健康與尊嚴的态度。
我受他的影響很深，但是我不曾大規模的宣揚他的作品。
我在新月書店曾經輯合《學衡》上的幾篇文字為一小冊印行，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并沒有受到人的注意。
若幹年後，宋淇先生為美國新聞處編譯一本《美國文學批評》，其中有一篇是《盧梭與浪漫主義》的一章，是我應邀翻譯的，題目好像是《浪漫的道德》。
三十年代左傾仁兄們魯迅及其他谥我為“白璧德的門徒”，雖隻是一頂帽子，實也當之有愧，因為白璧德的書并不容易讀，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難身體力行，稱為門徒談何容易！ 第四本書是叔本華的《隽語與谶言》（MaximsandCounsels）。
這位舉世聞名的悲觀哲學家，他的主要作品TheWorldasWilland Idea我沒有讀過，可是這部零零碎碎的劄記性質的書卻給我莫大的影響。
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
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并無實體的存在。
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
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态，而非實質的存在。
基于此種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盡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
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
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LothropStoddard：“TheRevoltagainst Civilization”）。
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
民國十四年，潘光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念書，住在黎文斯通大廈，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順手拿起這一本書，竭力推薦要我一讀。
光旦是優生學者，他不但贊成節育，而且贊成“普羅列塔利亞”少生孩子，優秀的知識分子多生孩子，隻有這樣做，民族的品質才有希望提高。
一人一票的“德谟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克拉西”較近于理想。
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說。
他就是這樣有堅定信念而非常固執的一位學者。
他鄭重推薦這一本書，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隻知道他是美國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〇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于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歐洲種族的實況》（一九二四年）、《歐洲與我們的錢》（一九三二年）及其他。
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财産為人類文明的基礎。
有了私有财産的制度，然後人類生活型态，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的發展而成為文明。
馬克斯與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财産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财産制度，言激而辯。
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文明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不合理的現象，也可稱之為病态。
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補救，也有人就想象一個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懸為希望中的目标。
禮記禮運所謂的“大同”，雖然孔子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實則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堯舜時代未必實現過，就是禹、湯、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當然耳。
西洋哲學家如柏拉圖、如斯多亞派創始者季諾（Zeno）、如陶斯瑪·摩爾，及其他，
随後我寫的《文學的紀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較後對于辛克萊《拜金藝術》的評論，都可以說是受了白璧德的影響。
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
《盧梭與浪漫主義》有一篇很精采的附錄論老莊的“原始主義”，他認為盧梭的浪漫主義頗有我國老莊的色彩。
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與古典的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新人文主義。
他強調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橫決。
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論。
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所說的“克己複禮”，正是白璧德所樂于引證的道理。
他重視的不是élanvital（柏格森所謂的“創造力”）而是élanfroin（克制力）。
一個人的道德價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沒有做。
白璧德并不說教，他沒有教條，他隻是堅持一個态度——健康與尊嚴的态度。
我受他的影響很深，但是我不曾大規模的宣揚他的作品。
我在新月書店曾經輯合《學衡》上的幾篇文字為一小冊印行，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并沒有受到人的注意。
若幹年後，宋淇先生為美國新聞處編譯一本《美國文學批評》，其中有一篇是《盧梭與浪漫主義》的一章，是我應邀翻譯的，題目好像是《浪漫的道德》。
三十年代左傾仁兄們魯迅及其他谥我為“白璧德的門徒”，雖隻是一頂帽子，實也當之有愧，因為白璧德的書并不容易讀，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難身體力行，稱為門徒談何容易！ 第四本書是叔本華的《隽語與谶言》（MaximsandCounsels）。
這位舉世聞名的悲觀哲學家，他的主要作品TheWorldasWilland Idea我沒有讀過，可是這部零零碎碎的劄記性質的書卻給我莫大的影響。
叔本華的基本認識是；人生無所謂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
痛苦是真實的，存在的，積極的；幸福則是消極的，并無實體的存在。
沒有痛苦的時候，那種消極的感受便是幸福。
幸福是一種心理狀态，而非實質的存在。
基于此種認識，人生努力方向應該是盡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為根本沒有幸福那樣的一個東西。
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來了。
我不覺得叔本華的看法是詭辯。
不過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當機立斷。
第五部書是斯陶達的《對文明的反叛》（LothropStoddard：“TheRevoltagainst Civilization”）。
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響了我的思想。
民國十四年，潘光旦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念書，住在黎文斯通大廈，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順手拿起這一本書，竭力推薦要我一讀。
光旦是優生學者，他不但贊成節育，而且贊成“普羅列塔利亞”少生孩子，優秀的知識分子多生孩子，隻有這樣做，民族的品質才有希望提高。
一人一票的“德谟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臘的“亞裡士多克拉西”較近于理想。
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說。
他就是這樣有堅定信念而非常固執的一位學者。
他鄭重推薦這一本書，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達的生平不詳，我隻知道他是美國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〇年卒，《對文明的反叛》出版于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歐洲種族的實況》（一九二四年）、《歐洲與我們的錢》（一九三二年）及其他。
這本《對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财産為人類文明的基礎。
有了私有财産的制度，然後人類生活型态，包括家庭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才逐漸的發展而成為文明。
馬克斯與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一個小冊子《Manifostder Kommuniston》聲言私有财産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要徹底的廢除私有财産制度，言激而辯。
斯陶達認為這是反叛文明，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打擊。
文明發展到相當階段會有不合理的現象，也可稱之為病态。
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補救，也有人就想象一個理想中的黃金時代，懸為希望中的目标。
禮記禮運所謂的“大同”，雖然孔子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實則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堯舜時代未必實現過，就是禹、湯、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當然耳。
西洋哲學家如柏拉圖、如斯多亞派創始者季諾（Zeno）、如陶斯瑪·摩爾，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