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我的幾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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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寫。

    耶蘇基督也是常以慈善為教,要人共享财富。

    許多教派都不準僧侶自蓄财産。

    英國詩人柯律芝與騷賽(Coleridge and 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據盧梭與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賓夕凡尼亞去創立一個共産社區,雖然因為缺乏經費而未實現,其不滿于舊社會的激情可以想見。

    不滿于文明社會之現狀,是相當普遍的心理。

    凡是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對于貧富懸殊壁壘分明的現象無不深惡痛絕。

    不過從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财産制度又是一回事。

    至若以整個國家甚至以整個世界孤注一擲的做一個渺茫的理想的實驗,那就太危險了。

    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積起來的,卻可毀滅于一旦。

    斯陶達心所謂危,所以寫了這樣的一本書。

     第六部書是《六祖壇經》。

    我與佛教本來毫無瓜葛。

    抗戰時在北碚缙雲山上缙雲古寺偶然看到太虛法師領導的漢藏理學院,一群和尚在翻譯佛經,香煙缭繞,案積貝多樹葉帖帖然,字斟句酌,莊嚴肅穆。

    佛經的翻譯原來是這樣謹慎而神聖的,令人肅然起敬。

    知客法舫,彼此通姓名後得知他是《新月》的讀者,相談甚歡,後來他送我一本他作的《金剛經講話》,我讀了也沒有什麼領悟。

    三十八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林文铮先生是一位狂熱的密宗信徒,我從他那裡借到《六祖壇經》,算是對于禅宗作了初步的接觸,談不上了解,更談不到開悟。

    在喪亂中我開始思索生死這一大事因緣。

    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對于這位不識字而能頓悟佛理的高僧有無限的敬仰。

     六祖壇經不是一人一時所作,不待考證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禅宗大旨盡萃于是。

    禅宗主張不立文字,但闡明宗旨還是不能不借重文字。

    據我淺陋的了解,禅宗主張頓悟,說起來簡單,實則甚為神秘。

    棒喝是接引的手段,公案是參究的把鼻。

    說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斷理性的邏輯的思維,停止常識的想法,蓦然一驚之中靈光閃動,于是進入一種不思善不思惡無生無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狀态。

    在這狀态之中得見自心自性,是之謂明心見性,是之謂言下頓悟。

     有一次我在胡适之先生面前提起鈴木大拙,胡先生正色曰:“你不要相信他,那是騙人的!”我不作如是想。

    鈴木不像是有意騙人,他可能确是相信禅宗頓悟的道理。

    胡先生研究禅宗曆史十分淵博,但是他自己沒有做修持的功夫,不曾深入禅宗的奧秘。

    事實上他無法打入禅宗的大門,因為禅宗大旨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說明,隻能用簡略的象征的文字來暗示。

    在另一方面,鈴木也未便以胡先生為門外漢而加以輕蔑。

    因為一進入文字辯論的範圍便必須使用理性的邏輯的方式才足以服人。

    禅宗的境界用理性邏輯的文字怎樣解釋也說不明白,須要自身體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所以我看胡适鈴木之論戰根本是不必要的,因為兩個人不站在一個層次上。

    一個說有鬼,一個說沒有鬼,能有結論麼? 我個人平夙的思想方式近于胡先生類型,但是我也容忍不同的尋求真理的方法。

    《哈姆雷特》一幕二景,哈姆雷特見鬼之後對于來自威吞堡的學者何瑞修說:“宇宙間無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學全能夢想得到的。

    ”我對于禅宗的奧秘亦作如是觀。

    《六祖壇經》是我最初親近的佛書,帶給我不少喜悅,常引我作超然的遐思。

     第七部書是卡賴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Carlyle:OnHeroes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 History)原是一系列的演講,刊于一八四一年。

    卡賴爾的文筆本來是汪洋恣肆,氣勢不凡,這部書因為原是講稿,語氣益發雄渾,滔滔不絕的有雷霆萬鈞之勢。

    他所謂的英雄,不是專指掣旗斬将攻城略地的武術高超的戰士而言,舉凡卓越等倫的各方面的傑出人才,他都認為是英雄,神祗、先知、國王、哲學家、詩人、文人都可以稱為英雄,如果他們能做人民的領袖、時代的前驅、思想的導師。

    卡賴爾對于人類文明的曆史發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認為人類文明是極少數的領導人才所創造的。

    少數的傑出人才有所發明,于是大衆跟進。

    沒有睿智的領導人物,渾渾噩噩的大衆就隻好停留在渾渾噩噩的狀态之中。

    證之于曆史,确是如此。

    這種說法和孫中山先生所說“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若合符節。

    卡賴爾的說法,人稱之為“偉人學說”(Great Man Theory)。

    他說政治的妙谛在于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統治者的位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