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神經症要求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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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被動和自我放縱。
在第一次面談中，分析學家印象最深的是：該患者沒有談及他的困境，而是恰恰相反，他有點任性地羅列了一大堆願望。
接下來的一小時面詢證實了分析學家的最初印象。
事實證明，患者在分析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惰性是首要的障礙。
于是，畫面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患者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手腳受到了束縛，50無力開發自己的資源，而且内心充滿了固執的要求。
他要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心靈的滿足，都應該賦予他。
另一個例子論證了神經症患者要求得到幫助卻不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現，這個例子進一步說明了神經症要求的性質。
有一名患者，距離上次分析已經有一個星期，此時又受到了上一次分析面詢過程中出現的某個問題的困擾。
離開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這個困難&mdash&mdash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願望。
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想找到這一特殊問題的根源。
但不久之後，我卻注意到，他并不怎麼合作，就好像是我在拖着他走一樣。
随着約定的這一個小時的不斷流逝，我感覺到他越來越不耐煩。
當我直接問他時，他承認了這一點，說他的确很不耐煩。
他說他不希望自己再有一整個星期的時間陷入這個困境中，而對此，我沒有說任何話來緩解他的情緒。
我指出，他的願望當然是合理的，但是很明顯，這個願望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要求，那這樣就沒有道理了。
我們是否能夠更進一步地解決這個特殊問題，取決于該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的可接近性，以及他和我可以取得什麼樣的成效。
而且，就他而言，必定存在某些東西使得他不能朝着所希望的目标努力。
在經過大量的來回反複（在此我做了省略）之後，他終于明白了我所說的話的真實性。
他的不耐煩情緒消失了，他的非理性要求和緊迫感也消失了。
此外，他還補充了一個給人以啟發的因素：他曾覺得是我引起的問題，因此應該由我來解決。
在他心裡，我應該怎樣對他的問題負責呢？他并不是說我犯了一個錯誤；簡單地說就是，在前一次分析面詢中，他就已經認識到他還沒有克服他的報複心理&mdash&mdash這一點他剛剛才開始察覺到。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他甚至不想擺脫它，而隻是想擺脫一些與它相伴随的困擾。
由于我沒有滿足他馬上擺脫這些困擾的要求，因此，他覺得他有權利提出懲罰我的報複性要求。
經過這番解釋，他找到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内心拒絕為自己承擔責任，并且缺乏建設性的利己主義。
這使他變得麻痹，使他不能為自己做任何事情，從而産生了一種需要，即需要其他人&mdash&mdash這裡指的是分析學家&mdash&mdash承51擔起所有的責任，并為他解決所有的問題。
而這種需要也變成了一種要求。
這個例子表明了神經症要求的第四個特征：它們本質上可能是報複性的（vindictive）。
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因此他堅持要報複。
發生這種情況，從本質上說并不是新知識。
這在創傷性神經症患者和某些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文學作品中有很多關于這種特征的描述，其中包括《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Shylock）堅持從安東尼奧（Antonio）身上割下一磅肉，《海達·高布樂》中的海達·高布樂（HeddaGabler）得知她的丈夫不能獲得他們想要的教授資格後，轉而要求得到豪華的奢侈品。
我在這裡想要提出的問題是：報複性需求如果不是有規律地出現在神經症要求中的話，那還是不是神經症要求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因素呢？當然，個體對這些報複性需求的認識各不相同。
就夏洛克而言，他對這些報複性需求是有意識的；而在我剛才提到的患者對我發怒的例子中，患者可能剛剛意識到這些需求；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意識不到的。
根據我的經驗，我懷疑報複性需求的普遍性。
但我也發現，這些報複性需求如此頻繁地出現，以至于我定下常規：必須常常留意這種需求。
就像我在讨論追求報複性勝利之需要時所提到的那樣，我們發現，大多數神經症患者的内心深處隐藏着大量的報複性。
當神經症患者提出的要求與過去的挫折或痛苦有關時，當患者以一種好鬥的方式提出神經症要求時，當患者将神經症要求的實現視為勝利，而将沒有實現這些要求視為失敗時，報複性因素無疑就會發生作用。
人們是如何認識自己的要求的呢？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越多，就越會用自己的想象力來決定自己周圍的世界，那麼，他和他的生活總體來說就越有可能僅僅隻是他需要看到的樣子。
他沒有多餘的心思來省察自己具有何種需要或要求，而且，隻要他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某些要求時，他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人們完全不應該讓他等。
他完全不應該遇到任何的意外事件，他甚至不應該變老。
當他外出旅行時，天氣應該晴好。
萬事都能進展順利，事事都能讓他順心。
有些神經症患者看起來意識到了自己的要求，因為他們明确、公開地要求獲得一些特權。
52但是，在旁觀者看來一目了然的事情，患者本人卻不一定能明顯地意識到。
旁觀者看到的東西與患者感受到的東西是兩碼事，這二者截然不同。
一個以富有攻擊性的方式堅持自己要求的人，可能至多會意識到其要求的某些表現或含義，如沒有耐心，或者忍受不了反對意見。
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歡請求他人幫忙，也不願意向他人表達謝意。
不過，這種意識不同于知道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他人做他希望的事情。
有時，他或許能意識到自己有些魯莽，但通常情況下，他會把這種魯莽裝飾成自信或勇氣。
例如，他可能會在對另一份工作沒有任何具體了解的情況下放棄一份相當好的工作，而且還可能認為這樣一種做法是他自信的表現。
事實可能就是這樣，但這種魯莽也可能來源于這樣一種感覺，即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好的運氣和命運都圍繞在他身邊。
他可能知道，在他靈魂深處的某個隐秘角落，他暗自相信，作為一個人，他永遠都不會死。
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那種覺得自己有權利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感覺。
在其他一些情況下，患者和沒有經過訓練的觀察者都覺察不到這些要求。
于是，這些觀察者會認為患者提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
通常情況下，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他自身的神經症原因，而不是因為心理上的無知。
例如，他有時候可能覺得他妻子或情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很過分，占據了他的時間，給他帶來了不便，但這同時也會大大滿足他的虛榮心，讓他覺得自己對她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或者，一個女人可能會因為感到無助和痛苦而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
她自己僅僅隻能感覺到自己的需要。
她甚至可能會有意識地過于小心謹慎，不将自己的需要強加到他人身上。
而周圍的那些其他人，盡管有可能喜歡充當保護者和幫助者的角色，但如果滿足這個女人的期望，他們就會感到深深的&ldquo内疚&rdquo（或者，他們可能因為自己内心深處的某些準則而感到内疚）。
然而，即使患者意識到自己具有某些要求，他也從來都意識不到自己的這些要求是沒有根據或不合理的。
事實上，任何對這些要求之合理性的懷疑都意味着削弱了這些要求。
因此，隻要神經症患者覺得這些要求對他而言極為重要，他就必定會在自己内心建立起一座嚴密的堡壘，從而使得這些要求完全合理。
對于這些要求的公平、公正性，他也必定深信不疑。
在分析過程中，患者常常會想盡一切辦法證明，他隻53期望獲得那些他應該得到的東西。
相反，出于治療的目的，認識到某種具體要求的存在以及患者合理化這種要求的性質，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腳，完全取決于它們所置放的基礎，因此，這個基礎本身就處在了一個戰略性的地位上。
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所取得的功勞而覺得自己有權利享受各種各樣的服務，那麼，他必定會無意識地誇大這些功勞，以至于如果這些服務不到位，他就會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受到了虐待。
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礎上合理化的。
因為我是一個女人&mdash&mdash因為我是一個男人&mdash&mdash因為我是你的母親&mdash&mdash因為我是你的老闆。
&hellip&hellip既然這些證明神經症要求之合理性或正當性的理由中，事實上沒有哪一個賦予了個體提出這些要求的權利，那麼，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過分強調了。
例如，在美國，沒有嚴格的文化規定認為洗盤子有損男性的尊嚴。
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男性做這樣卑賤的工作，那麼，他必定會誇大作為一個男人或者養家糊口者的尊嚴。
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基礎是優越性。
這個方面的共同要素是：因為我在某個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因此我有權利&hellip&hellip這是一種生搬硬套的形式，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
不過，個體可能會強調他的時間、他的工作、他的計劃、他永遠都對的特殊重要性。
因此，那些相信&ldquo愛&rdquo能解決一切事情、&ldquo愛&rdquo能賦予人們一切的人，必定是誇大了愛的深度或價值&mdash&mdash不是通過有意識的僞裝表現出來，而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比實際存在的更多的愛。
這種誇大的必然性常常會導緻惡性循環的後果。
尤其是那些基于無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更是如此。
例如，很多人都很膽怯，以至于都不敢用電話咨詢問題。
如果有人要求其他人幫他咨詢，那麼，為了證實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這個人所感覺到的抑制作用就會比實際上還要大。
如果一個女人非常沮喪或無助，以至于做不了家務，那麼，她就會讓她自己感到比實際上還要更為無助、更為沮喪&mdash&mdash從而事實上将遭受更多的痛苦。
不過，54我們不應該草率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他人來說，最理想的環境是不遷就神經症患者的要求。
遷就和拒絕神經症患者的要求都有可能會導緻情況進一步惡化&mdash&mdash在這兩種情況下，神經症要求都有可能會變得更為強烈。
通常情況下，隻有當神經症患者已經開始或者正在開始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起責任時，拒絕其要求才會有所幫助。
神經症要求最令人感興趣的基礎很可能是&ldquo公正&rdquo（justice）。
因為我信仰上帝，因為我一直在工作，或者因為我一直是一個好公民&mdash&mdash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應該發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應該朝着對我有利的方式發展，這樣才公正。
善應該有善報，惡應該有惡報。
與之相反的證據（證明善行并不必然會獲得獎賞的證據）都應該抛棄。
如果這種傾向出現在某位患者身上，那麼，他通常就會指出，他的公正感也會延伸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也同樣會感到非常憤怒。
從某種程度上說，情況确實如此，但這僅僅意味着他需要在公正的基礎之上提出他的要求，而這種需要已經泛化成了一種&ldquo處世哲學&rdquo。
此外，對公正的強調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讓他人為所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遭遇負責
在第一次面談中，分析學家印象最深的是：該患者沒有談及他的困境，而是恰恰相反，他有點任性地羅列了一大堆願望。
接下來的一小時面詢證實了分析學家的最初印象。
事實證明，患者在分析工作中表現出來的惰性是首要的障礙。
于是，畫面變得越來越清晰了。
患者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手腳受到了束縛，50無力開發自己的資源，而且内心充滿了固執的要求。
他要求：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心靈的滿足，都應該賦予他。
另一個例子論證了神經症患者要求得到幫助卻不付出任何努力的表現，這個例子進一步說明了神經症要求的性質。
有一名患者，距離上次分析已經有一個星期，此時又受到了上一次分析面詢過程中出現的某個問題的困擾。
離開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這個困難&mdash&mdash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願望。
所以，我非常努力地想找到這一特殊問題的根源。
但不久之後，我卻注意到，他并不怎麼合作，就好像是我在拖着他走一樣。
随着約定的這一個小時的不斷流逝，我感覺到他越來越不耐煩。
當我直接問他時，他承認了這一點，說他的确很不耐煩。
他說他不希望自己再有一整個星期的時間陷入這個困境中，而對此，我沒有說任何話來緩解他的情緒。
我指出，他的願望當然是合理的，但是很明顯，這個願望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要求，那這樣就沒有道理了。
我們是否能夠更進一步地解決這個特殊問題，取決于該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的可接近性，以及他和我可以取得什麼樣的成效。
而且，就他而言，必定存在某些東西使得他不能朝着所希望的目标努力。
在經過大量的來回反複（在此我做了省略）之後，他終于明白了我所說的話的真實性。
他的不耐煩情緒消失了，他的非理性要求和緊迫感也消失了。
此外，他還補充了一個給人以啟發的因素：他曾覺得是我引起的問題，因此應該由我來解決。
在他心裡，我應該怎樣對他的問題負責呢？他并不是說我犯了一個錯誤；簡單地說就是，在前一次分析面詢中，他就已經認識到他還沒有克服他的報複心理&mdash&mdash這一點他剛剛才開始察覺到。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他甚至不想擺脫它，而隻是想擺脫一些與它相伴随的困擾。
由于我沒有滿足他馬上擺脫這些困擾的要求，因此，他覺得他有權利提出懲罰我的報複性要求。
經過這番解釋，他找到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内心拒絕為自己承擔責任，并且缺乏建設性的利己主義。
這使他變得麻痹，使他不能為自己做任何事情，從而産生了一種需要，即需要其他人&mdash&mdash這裡指的是分析學家&mdash&mdash承51擔起所有的責任，并為他解決所有的問題。
而這種需要也變成了一種要求。
這個例子表明了神經症要求的第四個特征：它們本質上可能是報複性的（vindictive）。
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因此他堅持要報複。
發生這種情況，從本質上說并不是新知識。
這在創傷性神經症患者和某些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文學作品中有很多關于這種特征的描述，其中包括《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Shylock）堅持從安東尼奧（Antonio）身上割下一磅肉，《海達·高布樂》中的海達·高布樂（HeddaGabler）得知她的丈夫不能獲得他們想要的教授資格後，轉而要求得到豪華的奢侈品。
我在這裡想要提出的問題是：報複性需求如果不是有規律地出現在神經症要求中的話，那還是不是神經症要求中經常出現的一種因素呢？當然，個體對這些報複性需求的認識各不相同。
就夏洛克而言，他對這些報複性需求是有意識的；而在我剛才提到的患者對我發怒的例子中，患者可能剛剛意識到這些需求；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是意識不到的。
根據我的經驗，我懷疑報複性需求的普遍性。
但我也發現，這些報複性需求如此頻繁地出現，以至于我定下常規：必須常常留意這種需求。
就像我在讨論追求報複性勝利之需要時所提到的那樣，我們發現，大多數神經症患者的内心深處隐藏着大量的報複性。
當神經症患者提出的要求與過去的挫折或痛苦有關時，當患者以一種好鬥的方式提出神經症要求時，當患者将神經症要求的實現視為勝利，而将沒有實現這些要求視為失敗時，報複性因素無疑就會發生作用。
人們是如何認識自己的要求的呢？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越多，就越會用自己的想象力來決定自己周圍的世界，那麼，他和他的生活總體來說就越有可能僅僅隻是他需要看到的樣子。
他沒有多餘的心思來省察自己具有何種需要或要求，而且，隻要他人一提到他可能具有某些要求時，他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人們完全不應該讓他等。
他完全不應該遇到任何的意外事件，他甚至不應該變老。
當他外出旅行時，天氣應該晴好。
萬事都能進展順利，事事都能讓他順心。
有些神經症患者看起來意識到了自己的要求，因為他們明确、公開地要求獲得一些特權。
52但是，在旁觀者看來一目了然的事情，患者本人卻不一定能明顯地意識到。
旁觀者看到的東西與患者感受到的東西是兩碼事，這二者截然不同。
一個以富有攻擊性的方式堅持自己要求的人，可能至多會意識到其要求的某些表現或含義，如沒有耐心，或者忍受不了反對意見。
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歡請求他人幫忙，也不願意向他人表達謝意。
不過，這種意識不同于知道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他人做他希望的事情。
有時，他或許能意識到自己有些魯莽，但通常情況下，他會把這種魯莽裝飾成自信或勇氣。
例如，他可能會在對另一份工作沒有任何具體了解的情況下放棄一份相當好的工作，而且還可能認為這樣一種做法是他自信的表現。
事實可能就是這樣，但這種魯莽也可能來源于這樣一種感覺，即他覺得自己有權利讓好的運氣和命運都圍繞在他身邊。
他可能知道，在他靈魂深處的某個隐秘角落，他暗自相信，作為一個人，他永遠都不會死。
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那種覺得自己有權利超越生物局限性的感覺。
在其他一些情況下，患者和沒有經過訓練的觀察者都覺察不到這些要求。
于是，這些觀察者會認為患者提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
通常情況下，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為他自身的神經症原因，而不是因為心理上的無知。
例如，他有時候可能覺得他妻子或情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很過分，占據了他的時間，給他帶來了不便，但這同時也會大大滿足他的虛榮心，讓他覺得自己對她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或者，一個女人可能會因為感到無助和痛苦而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
她自己僅僅隻能感覺到自己的需要。
她甚至可能會有意識地過于小心謹慎，不将自己的需要強加到他人身上。
而周圍的那些其他人，盡管有可能喜歡充當保護者和幫助者的角色，但如果滿足這個女人的期望，他們就會感到深深的&ldquo内疚&rdquo（或者，他們可能因為自己内心深處的某些準則而感到内疚）。
然而，即使患者意識到自己具有某些要求，他也從來都意識不到自己的這些要求是沒有根據或不合理的。
事實上，任何對這些要求之合理性的懷疑都意味着削弱了這些要求。
因此，隻要神經症患者覺得這些要求對他而言極為重要，他就必定會在自己内心建立起一座嚴密的堡壘，從而使得這些要求完全合理。
對于這些要求的公平、公正性，他也必定深信不疑。
在分析過程中，患者常常會想盡一切辦法證明，他隻53期望獲得那些他應該得到的東西。
相反，出于治療的目的，認識到某種具體要求的存在以及患者合理化這種要求的性質，非常重要。
因為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腳，完全取決于它們所置放的基礎，因此，這個基礎本身就處在了一個戰略性的地位上。
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所取得的功勞而覺得自己有權利享受各種各樣的服務，那麼，他必定會無意識地誇大這些功勞，以至于如果這些服務不到位，他就會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受到了虐待。
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礎上合理化的。
因為我是一個女人&mdash&mdash因為我是一個男人&mdash&mdash因為我是你的母親&mdash&mdash因為我是你的老闆。
&hellip&hellip既然這些證明神經症要求之合理性或正當性的理由中，事實上沒有哪一個賦予了個體提出這些要求的權利，那麼，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過分強調了。
例如，在美國，沒有嚴格的文化規定認為洗盤子有損男性的尊嚴。
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男性做這樣卑賤的工作，那麼，他必定會誇大作為一個男人或者養家糊口者的尊嚴。
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基礎是優越性。
這個方面的共同要素是：因為我在某個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因此我有權利&hellip&hellip這是一種生搬硬套的形式，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
不過，個體可能會強調他的時間、他的工作、他的計劃、他永遠都對的特殊重要性。
因此，那些相信&ldquo愛&rdquo能解決一切事情、&ldquo愛&rdquo能賦予人們一切的人，必定是誇大了愛的深度或價值&mdash&mdash不是通過有意識的僞裝表現出來，而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比實際存在的更多的愛。
這種誇大的必然性常常會導緻惡性循環的後果。
尤其是那些基于無助和痛苦而提出的要求，更是如此。
例如，很多人都很膽怯，以至于都不敢用電話咨詢問題。
如果有人要求其他人幫他咨詢，那麼，為了證實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這個人所感覺到的抑制作用就會比實際上還要大。
如果一個女人非常沮喪或無助，以至于做不了家務，那麼，她就會讓她自己感到比實際上還要更為無助、更為沮喪&mdash&mdash從而事實上将遭受更多的痛苦。
不過，54我們不應該草率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他人來說，最理想的環境是不遷就神經症患者的要求。
遷就和拒絕神經症患者的要求都有可能會導緻情況進一步惡化&mdash&mdash在這兩種情況下，神經症要求都有可能會變得更為強烈。
通常情況下，隻有當神經症患者已經開始或者正在開始為自己的言行承擔起責任時，拒絕其要求才會有所幫助。
神經症要求最令人感興趣的基礎很可能是&ldquo公正&rdquo（justice）。
因為我信仰上帝，因為我一直在工作，或者因為我一直是一個好公民&mdash&mdash因此，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應該發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應該朝着對我有利的方式發展，這樣才公正。
善應該有善報，惡應該有惡報。
與之相反的證據（證明善行并不必然會獲得獎賞的證據）都應該抛棄。
如果這種傾向出現在某位患者身上，那麼，他通常就會指出，他的公正感也會延伸到他人身上，如果他人遭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也同樣會感到非常憤怒。
從某種程度上說，情況确實如此，但這僅僅意味着他需要在公正的基礎之上提出他的要求，而這種需要已經泛化成了一種&ldquo處世哲學&rdquo。
此外，對公正的強調也有其相反的一面，即讓他人為所有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遭遇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