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與自我的疏離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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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可以擁有一種方向感。
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的生活追求。
我們可以有理想，朝着理想而努力，并以理想為基礎做出道德決策。
而在許多神經症患者身上，這種方向感明顯缺乏，他們指引能力（directivepowers）的削弱與其疏離自我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這些人往往跟着自己的想象走，變化無常，沒有計劃，也沒有目的。
無用的白日夢會取代有目的的活動，純粹的機會主義會取代誠實的努力，憤世嫉俗可能會扼殺遠大理想。
他們可能會非常優柔寡斷、猶豫不決，以至于無法進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動。
這種潛藏的（hidden）障礙甚至更為普遍，也更加難以辨認。
一個人的行事方式可能看起來井井有條，而且事實上也确實卓有成效，這是因為他正被驅使着去實現諸如完美、勝利這樣的神經症目标。
在這種情況下，引導性控制被強迫性标準所接管。
隻有當他發現自己陷入了矛盾的&ldquo應該&rdquo之間時，這種指示的人為性才會顯露出來。
在這種情境之下，個體會産生嚴重的焦慮，因為他沒有其他的指令可以遵循。
他的真實自我好像被關進了一個地牢之中，他無法與它相商。
正因為如此，他成了這些矛盾的&ldquo應該&rdquo的無助犧牲品。
其他神經症沖突也是這樣。
對于沖突的無助程度和面對沖突的恐懼程度，不僅表明了沖突的大小，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他與自我的疏離。
内在方向感的缺乏也可能不以此種方式表現出來，因為一個人的生活已經進入了傳統的軌道，因此他有可能回避個人的計劃與決定。
拖延可能會掩蓋優柔寡斷。
人們隻有在必須獨自一人做決定時，才可能會意識到自己的優柔寡斷。
所以說，這種情況可能是對最糟糕狀況的一種考驗。
但即便如此，他們通常也認識不到這種障礙的一般性質，168而是将其歸咎于&ldquo這個特殊的決定本來就很難做&rdquo。
最後，順從的态度背後也許隐藏着一種不充分的方向感。
因此，人們常常會去做一些他們認為别人期望他們去做的事情，成為他們認為别人希望他們成為的那種人。
他們對于他人的需要或期望可能會表現得相當敏感。
通常情況下，他們會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把這種技巧美化成敏感或體貼。
當他們意識到這種&ldquo順從&rdquo所具有的強迫特征，并試圖對之進行分析時，他們通常都會将關注的焦點放在與個人關系有關的因素上，如取悅他人的需要、抵擋他人敵意的需要等。
不過，在沒有這些因素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表現出順從，例如在分析情境中。
他們把主動權交給了分析學家，然後想弄清楚或猜測分析學家期望他們去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這樣做其實違背了分析學家明确鼓勵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的初衷。
在這裡，&ldquo順從&rdquo的背景變得很清楚。
由于對此沒有絲毫的察覺，他們被迫把生活的方向盤交到他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讓他們自己來支配自己的資源時，他們就會迷失方向。
于是，在他們的夢中就會出現這樣一些象征，如坐在一條沒有船舵的小船上，丢失了指南針,身處陌生而危險的境地卻沒有向導，等等。
這種内部引導力的缺乏是&ldquo順從&rdquo的主要元素，到後來當他開始努力追求内心自主性時，這種現象也會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焦慮與他們在不敢相信自己的情況下放棄習以為常的幫助有關。
雖然引導力的削弱或喪失也許是隐藏的，但另一種不足（insufficiency）卻始終清晰可辨（至少對訓練有素的觀察者來說是這樣）：對自我負責的能力（facultyofassumingresponsibilityforself）。
&ldquo責任&rdquo這個詞可能包含了三種不同的含義。
在這裡，我所指的不是履行職責或信守承諾意義上的可靠性，也不是指對别人所負的責任。
人們對這些方面的态度千差萬别，因此很難挑出适合所有神經症的恒定特征。
神經症患者可能完全可靠，169也可能對他人承擔了過多或過少的責任。
我們在這裡也不打算着眼于有關道德責任的哲學紛争。
神經症患者身上的強迫性因素非常普遍，以至于選擇的自由都被忽略了。
事實上，我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患者總體上不能像過去那樣發展；尤其是他會情不自禁地去做、感覺、思考他過去曾做過、感覺過、思考過的事情。
不過，患者并不認同這個觀點。
他高傲地蔑視一切意味着規則和必要性的東西，而且這種态度也會延伸到他自己身上。
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他隻能朝着特定的方向發展，但這一事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内。
某種驅力或态度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并不重要。
不論他必須奮起抵抗的逆境是多麼難以克服，他都應該用自己無窮的力量、勇氣、鎮定去加以應對。
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證明他沒用。
相反，為了自我保護，他或許會矢口否認一切過失，标榜自己絕不會犯錯，并把一切困難（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當前的）都歸咎到他人身上。
而且，就像在其他功能中一樣，自負也會接管責任。
當個體沒有做到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時，譴責性的指控就會纏着他不放。
于是，這就使得他越來越不可能承擔起唯一的重大責任。
說到底，這就是他對自己以及自己生活所表現出來的樸實無華的誠實。
它以三種形式表現出來：公正地認識自己，既不小看也不誇大自己；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決定等承擔後果，既不設法&ldquo逃避&rdquo，也不把責任推給其他人；認識到應該由他自己來解決所面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堅持讓他人、命運或時間來為他解決這些難題。
這并不是說不要接受幫助，相反，這意味着要盡他所能地尋求幫助。
如果他本人不朝着建設性改變的方向努力，那麼，即使外界給他最有力的幫助也将無濟于事。
舉個例子來加以說明（這個例子實際上是由許多類似案例組合而成）：有一位已婚的年輕男子，雖然他父親經常給他經濟上的幫助，但他花錢總是入不敷出。
170他給了自己及其他人很多種解釋：這是他父母的錯，他們從未訓練他如何理财；這是他父親的錯，他給他的補貼太少了。
反過來說，這種狀況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為他太膽小，不敢多要；他之所以需要錢，是因為他妻子花錢大手大腳，或者是因為他孩子需要一個玩具；此外，還有稅款要繳，還有醫藥費得付&mdash&mdash況且每個人不是都有權利偶爾享享樂嗎？ 對于分析學家來說，所有這些理由都是有重要意義的資料。
它們表明了患者的要求以及他感覺自己受到了虐待的傾向。
對患者來說，這些理由不但充分地、令人滿意地解釋了他的困境，而且直指要點。
他把這些理由當成了一根魔杖，以驅走這樣一個事實，即不管原因是什麼，他都确實花掉了太多的錢。
這種直言不諱的事實陳述，對于那些受自負和自責支配的神經症患者來說通常是不可能做到的。
當然，結果肯定是這樣的：他的銀行賬戶透支，他負債累累。
當銀行工作人員禮貌地通知他在銀行的賬目情況時，他會大發雷霆；當朋友不願意借錢給他時，他也會暴怒不已。
當這種困境變得非常嚴重時，他就會把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告知他的父親或某位朋友，并在某種程度上強迫他們援助自己。
他往往不去面對這樣一種簡單的聯系：這些困境其實是他自己無節制地花錢所導緻的。
他常常會做一些有關未來的計劃，但這些計劃都不可能起到什麼作用，因為他太急于為自己辯護而将責任推到他人身上，以緻無法執行自己的計劃。
他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缺乏節制是他自己的問題，這确實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此，應該由他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固執地對自己的問題或行為所引發的結果視而不見的：一個人如果無意識裡确信自己對一般的因果關系具有免疫力，那麼，他可能就會察覺到自己的驕傲自大和報複心理。
但他卻全然意識不到他人對此感到憤怒的後果。
如果别人以敵對的态度對待他，他就會覺得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打擊。
他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且通常還會相當敏銳地指出導緻他人對他的行為感到憤怒的神經症因素（他人身上的神經症因素）。
171他會輕率地抛棄所有提供給他的證據。
他認為，這隻不過是那些人試圖為他們自己的罪責或責任找個合理的借口而已。
這些例子雖然很典型，但并沒有包括逃避對自我負責的所有方式。
我們在前面說到為抵禦自我憎恨的攻擊而采用保全面子的手段及保護措施時，已經讨論過其中的大部分方式。
我們已經看到，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将責任推給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他是如何把自己變成一個與自己分離的自我觀察者的，以及他是如何将他自己與他的神經症清楚地區别開來的。
結果，他的真實自我變得越來越微弱，或者說越來越遙遠。
例如，如果他否認無意識力量是他整個人格的一部分，那麼，這些力量就會變成一種神秘的力量，将他吓得不知所措。
由于這些無意識的回避，他與真實自我的接觸越來越弱，他越來越可能變成他無意識力量的無助犧牲品，而且他事實上也有越來越多的理由懼怕它們。
與此同時，他為了對這個複雜難懂的機體（即他自己）的一切負責而采
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的生活追求。
我們可以有理想，朝着理想而努力，并以理想為基礎做出道德決策。
而在許多神經症患者身上，這種方向感明顯缺乏，他們指引能力（directivepowers）的削弱與其疏離自我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這些人往往跟着自己的想象走，變化無常，沒有計劃，也沒有目的。
無用的白日夢會取代有目的的活動，純粹的機會主義會取代誠實的努力，憤世嫉俗可能會扼殺遠大理想。
他們可能會非常優柔寡斷、猶豫不決，以至于無法進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動。
這種潛藏的（hidden）障礙甚至更為普遍，也更加難以辨認。
一個人的行事方式可能看起來井井有條，而且事實上也确實卓有成效，這是因為他正被驅使着去實現諸如完美、勝利這樣的神經症目标。
在這種情況下，引導性控制被強迫性标準所接管。
隻有當他發現自己陷入了矛盾的&ldquo應該&rdquo之間時，這種指示的人為性才會顯露出來。
在這種情境之下，個體會産生嚴重的焦慮，因為他沒有其他的指令可以遵循。
他的真實自我好像被關進了一個地牢之中，他無法與它相商。
正因為如此，他成了這些矛盾的&ldquo應該&rdquo的無助犧牲品。
其他神經症沖突也是這樣。
對于沖突的無助程度和面對沖突的恐懼程度，不僅表明了沖突的大小，而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他與自我的疏離。
内在方向感的缺乏也可能不以此種方式表現出來，因為一個人的生活已經進入了傳統的軌道，因此他有可能回避個人的計劃與決定。
拖延可能會掩蓋優柔寡斷。
人們隻有在必須獨自一人做決定時，才可能會意識到自己的優柔寡斷。
所以說，這種情況可能是對最糟糕狀況的一種考驗。
但即便如此，他們通常也認識不到這種障礙的一般性質，168而是将其歸咎于&ldquo這個特殊的決定本來就很難做&rdquo。
最後，順從的态度背後也許隐藏着一種不充分的方向感。
因此，人們常常會去做一些他們認為别人期望他們去做的事情，成為他們認為别人希望他們成為的那種人。
他們對于他人的需要或期望可能會表現得相當敏感。
通常情況下，他們會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把這種技巧美化成敏感或體貼。
當他們意識到這種&ldquo順從&rdquo所具有的強迫特征，并試圖對之進行分析時，他們通常都會将關注的焦點放在與個人關系有關的因素上，如取悅他人的需要、抵擋他人敵意的需要等。
不過，在沒有這些因素的情況下，他們也會表現出順從，例如在分析情境中。
他們把主動權交給了分析學家，然後想弄清楚或猜測分析學家期望他們去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這樣做其實違背了分析學家明确鼓勵他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的初衷。
在這裡，&ldquo順從&rdquo的背景變得很清楚。
由于對此沒有絲毫的察覺，他們被迫把生活的方向盤交到他人手上，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讓他們自己來支配自己的資源時，他們就會迷失方向。
于是，在他們的夢中就會出現這樣一些象征，如坐在一條沒有船舵的小船上，丢失了指南針,身處陌生而危險的境地卻沒有向導，等等。
這種内部引導力的缺乏是&ldquo順從&rdquo的主要元素，到後來當他開始努力追求内心自主性時，這種現象也會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焦慮與他們在不敢相信自己的情況下放棄習以為常的幫助有關。
雖然引導力的削弱或喪失也許是隐藏的，但另一種不足（insufficiency）卻始終清晰可辨（至少對訓練有素的觀察者來說是這樣）：對自我負責的能力（facultyofassumingresponsibilityforself）。
&ldquo責任&rdquo這個詞可能包含了三種不同的含義。
在這裡，我所指的不是履行職責或信守承諾意義上的可靠性，也不是指對别人所負的責任。
人們對這些方面的态度千差萬别，因此很難挑出适合所有神經症的恒定特征。
神經症患者可能完全可靠，169也可能對他人承擔了過多或過少的責任。
我們在這裡也不打算着眼于有關道德責任的哲學紛争。
神經症患者身上的強迫性因素非常普遍，以至于選擇的自由都被忽略了。
事實上，我們常常理所當然地認為，患者總體上不能像過去那樣發展；尤其是他會情不自禁地去做、感覺、思考他過去曾做過、感覺過、思考過的事情。
不過，患者并不認同這個觀點。
他高傲地蔑視一切意味着規則和必要性的東西，而且這種态度也會延伸到他自己身上。
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他隻能朝着特定的方向發展，但這一事實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内。
某種驅力或态度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并不重要。
不論他必須奮起抵抗的逆境是多麼難以克服，他都應該用自己無窮的力量、勇氣、鎮定去加以應對。
如果他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證明他沒用。
相反，為了自我保護，他或許會矢口否認一切過失，标榜自己絕不會犯錯，并把一切困難（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當前的）都歸咎到他人身上。
而且，就像在其他功能中一樣，自負也會接管責任。
當個體沒有做到那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時，譴責性的指控就會纏着他不放。
于是，這就使得他越來越不可能承擔起唯一的重大責任。
說到底，這就是他對自己以及自己生活所表現出來的樸實無華的誠實。
它以三種形式表現出來：公正地認識自己，既不小看也不誇大自己；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決定等承擔後果，既不設法&ldquo逃避&rdquo，也不把責任推給其他人；認識到應該由他自己來解決所面臨的一些困難，而不是堅持讓他人、命運或時間來為他解決這些難題。
這并不是說不要接受幫助，相反，這意味着要盡他所能地尋求幫助。
如果他本人不朝着建設性改變的方向努力，那麼，即使外界給他最有力的幫助也将無濟于事。
舉個例子來加以說明（這個例子實際上是由許多類似案例組合而成）：有一位已婚的年輕男子，雖然他父親經常給他經濟上的幫助，但他花錢總是入不敷出。
170他給了自己及其他人很多種解釋：這是他父母的錯，他們從未訓練他如何理财；這是他父親的錯，他給他的補貼太少了。
反過來說，這種狀況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為他太膽小，不敢多要；他之所以需要錢，是因為他妻子花錢大手大腳，或者是因為他孩子需要一個玩具；此外，還有稅款要繳，還有醫藥費得付&mdash&mdash況且每個人不是都有權利偶爾享享樂嗎？ 對于分析學家來說，所有這些理由都是有重要意義的資料。
它們表明了患者的要求以及他感覺自己受到了虐待的傾向。
對患者來說，這些理由不但充分地、令人滿意地解釋了他的困境，而且直指要點。
他把這些理由當成了一根魔杖，以驅走這樣一個事實，即不管原因是什麼，他都确實花掉了太多的錢。
這種直言不諱的事實陳述，對于那些受自負和自責支配的神經症患者來說通常是不可能做到的。
當然，結果肯定是這樣的：他的銀行賬戶透支，他負債累累。
當銀行工作人員禮貌地通知他在銀行的賬目情況時，他會大發雷霆；當朋友不願意借錢給他時，他也會暴怒不已。
當這種困境變得非常嚴重時，他就會把這樣一個既成事實告知他的父親或某位朋友，并在某種程度上強迫他們援助自己。
他往往不去面對這樣一種簡單的聯系：這些困境其實是他自己無節制地花錢所導緻的。
他常常會做一些有關未來的計劃，但這些計劃都不可能起到什麼作用，因為他太急于為自己辯護而将責任推到他人身上，以緻無法執行自己的計劃。
他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缺乏節制是他自己的問題，這确實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因此，應該由他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固執地對自己的問題或行為所引發的結果視而不見的：一個人如果無意識裡确信自己對一般的因果關系具有免疫力，那麼，他可能就會察覺到自己的驕傲自大和報複心理。
但他卻全然意識不到他人對此感到憤怒的後果。
如果别人以敵對的态度對待他，他就會覺得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打擊。
他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而且通常還會相當敏銳地指出導緻他人對他的行為感到憤怒的神經症因素（他人身上的神經症因素）。
171他會輕率地抛棄所有提供給他的證據。
他認為，這隻不過是那些人試圖為他們自己的罪責或責任找個合理的借口而已。
這些例子雖然很典型，但并沒有包括逃避對自我負責的所有方式。
我們在前面說到為抵禦自我憎恨的攻擊而采用保全面子的手段及保護措施時，已經讨論過其中的大部分方式。
我們已經看到，神經症患者是如何将責任推給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的，他是如何把自己變成一個與自己分離的自我觀察者的，以及他是如何将他自己與他的神經症清楚地區别開來的。
結果，他的真實自我變得越來越微弱，或者說越來越遙遠。
例如，如果他否認無意識力量是他整個人格的一部分，那麼，這些力量就會變成一種神秘的力量，将他吓得不知所措。
由于這些無意識的回避，他與真實自我的接觸越來越弱，他越來越可能變成他無意識力量的無助犧牲品，而且他事實上也有越來越多的理由懼怕它們。
與此同時，他為了對這個複雜難懂的機體（即他自己）的一切負責而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