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我憎恨與自我輕視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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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追溯了神經症的發展過程，它始于自我理想化，然後一步一步地以必然的邏輯性将價值觀轉變成神經症自負的現象。
事實上，這個過程比我迄今為止所呈現的還要複雜一些。
同時起作用的另一個過程不但增強了神經症發展過程，而且使其變得複雜了起來&mdash&mdash這一過程雖然同樣産生于自我理想化，但看起來卻好像完全相反。
簡單說來，當一個人将其重心轉向他的理想化自我時，他不僅會擡高自己，而且必定會從錯誤的視角看待他的真實自我&mdash&mdash他在某個特定時刻所擁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體和心理、他的健康狀況和神經症狀況。
美化過的自我不但成了他所追求的一個幻影（phantom），而且也成了他衡量自己真實情況的标尺。
當他從一個像神一樣完美的視角來看，這種真實的自我就會讓他覺得非常尴尬，以至于他不得不輕視這種真實的自我。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實際上隻是人類中一員的現實會不斷地幹擾他追求榮譽的努力&mdash&mdash這一點意義很重大&mdash&mdash因此，他注定會憎恨這種現實，也會憎恨他自己。
由于自負和自我憎恨實際上屬于同一實體，因此，我建議把所有相關的因素統稱為111自負系統（thepridesystem）。
而正是由于這種自我憎恨，我們開始思考這一過程的全新的一面，它會使我們對自我憎恨的看法大為改觀。
我們有意将這個有關自我憎恨的問題擱置一邊，直到現在才提起，是為了先清楚地了解實現理想化自我的直接驅動力。
不過，我們接下來必須了解它的全貌了。
無論我們的皮格馬利翁是多麼瘋狂地試圖将他自己塑造成一個輝煌的人物，他的動機都注定會遭遇失敗。
他至多隻能從意識中排除一些幹擾性的矛盾，但這些矛盾依然存在。
事實上，他依然不得不一個人面對生活。
無論他是吃飯、睡覺，還是上洗手間，無論他是工作，還是做愛，他都始終跟自己在一起。
他有時候想，如果他能夠與妻子離婚、換一份工作、搬到另一所公寓或者去旅行，那麼，一切都将變得更好；但事實上，他到哪兒都必須跟自己在一起。
即使他像一台加滿了油的機器一樣功能良好，他也依然存在精力、時間、能力、耐力等方面的局限&mdash&mdash這些是人類的局限。
借助下面這兩個人可以對這種情況做最好的描述。
一個是獨一無二的理想人物；另一個是無處不在的陌生人（即現實自我），這個陌生人總是幹擾他、妨礙他，讓他尴尬窘迫。
用&ldquo他和陌生人&rdquo來描述理想化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沖突之所以看起來很貼切，是因為這種描述與個體的感覺很接近。
而且，即使他可以摒棄實際的幹擾，認為它們與自己毫不相幹或沒有關系，他也永遠不可能遠遠地逃離自己，從而不讓它們在他身上&ldquo留下痕迹&rdquo[1]。
盡管他或許會成功，或許生活得相當好，或者甚至被獨特成就所帶來的宏大幻想沖昏了頭腦，但他還是感到自卑或者沒有安全感。
他會覺得自己是一個虛張聲勢的人、騙子、怪物，從而感到痛苦&mdash&mdash這種感覺他無法言喻。
但當他接近自我的現實情況時，他對自己内在的了解往往會準确無誤地出現在他的夢中。
通常情況下，自我的現實會以讓人痛苦的方式準确無誤地襲來。
在想象中，他像神一樣，但在社交情境裡，他卻縮手縮腳。
每當他想給某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時，112他的手就會不由自主地顫抖，說話就會變得結巴，或者面紅耳赤。
他感覺自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情人，但卻可能會突然變得性無能。
在想象中，他像一個真正的男人一樣跟老闆談話，但在現實中，他卻隻是一個勁地傻笑。
一直要到第二天，他才能想到能夠永久性解決争論的精彩話語。
她永遠都無法讓自己變得像理想中的窈窕淑女那般苗條，因為她總是強迫性地吃太多東西。
真實的、經驗的自我成了唐突的陌生人，而理想化自我碰巧受其束縛，因此理想化自我會以仇恨和鄙視來反對這個陌生人。
真實自我成了自負的理想化自我的犧牲品。
自我憎恨往往會導緻人格的明顯分裂，而這種分裂開始于一個理想化自我的出現。
它意味着有一場戰争正在進行。
事實上，這正是每一個神經症患者的本質特征：他是自己與自己交戰。
實際上，這種分裂構成了兩種不同沖突的基礎。
其中一種沖突存在于自負系統本身内部。
正如我們将在後面詳盡闡述的，它是擴張性驅力和自謙性驅力之間的潛在沖突。
另一種更為深層的沖突是整個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沖突。
真實自我雖然被推到了幕後，受到追求至高無上這種自負的壓抑，但它依然具有很大的潛力，而且在有利的條件下，它或許還可以獲得充分的發展。
在下一章，我們将讨論這種沖突的發展特征和發展階段。
這第二種更為深層的沖突在分析開始時往往并不明顯。
但是，當自負系統搖搖欲墜，個體就會變得與自己更為接近；當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的願望、赢得自由的選擇、做出自己的決定并為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時，反抗的力量便會接踵而來。
現在，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戰争越來越清晰了。
此時，自我憎恨與其說直接指向真實自我的局限和缺點，不如說指向真實自我新出現的建設性力量。
與我到目前為止所讨論的任何神經症沖突相比，它都是一種更大的沖突。
我建議稱它為主要的内心沖突（centralinnerconflict）[2]。
我想在此處插入一段理論性的評論，113因為這能幫助我們更為清楚地理解這種沖突。
在我以前撰寫的其他著作中，我曾使用過&ldquo神經症沖突&rdquo（neuroticconflict）這個術語，指的是那種因被夾在兩種不相容的強迫性驅力之間而産生的沖突。
而主要的内心沖突則是一種介于健康沖突和神經症沖突之間的沖突，是一種介于建設性力量和破壞性力量之間的力量。
因此，我們必須擴大定義的範圍，将神經症沖突界定為一種産生于兩種神經症力量之間，或者健康沖突與神經症沖突之間的沖突。
這種差别很重要，超越了術語學上的解釋。
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沖突之所以比其他沖突具有使我們分裂的更強力量，原因有二。
第一個原因在于部分卷入（partialinvolvement）與全部卷入（totalinvolvement）之間的不同。
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就好比是在一個國家中個别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整個國家都卷入内戰之中的差别。
第二個原因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生命的核心、我們的真實自我及其所具有的成長能力，其實在為自身的生存而鬥争。
對真實自我（realself）的憎恨遠比對現實自我（actualself）之局限的憎恨更不易覺察，但它構成了自我憎恨永不缺席的基礎&mdash&mdash或者說一直為其提供主要能量的潛流，即使對現實自我之局限的憎恨可能非常顯眼，亦是如此。
因此，對真實自我的憎恨的表現形式可能較為單一，而對現實自我的憎恨卻始終是一種複雜的現象。
例如，如果我們的自我憎恨因&ldquo自私&rdquo&mdash&mdash為了自己而做的任何事情&mdash&mdash而表現出一種冷酷無情的自我譴責，那麼，這或許是且很可能既是一種因為自己沒有達到絕對的聖潔而産生的憎恨，也是一種粉碎我們的真實自我的方式。
德國詩人克裡斯蒂安·摩根斯坦在他的《成長的痛苦》（Entwicklungsschmerzen，即&ldquoGrowingPains&rdquo）[3]中簡要地表達出了自我憎恨的性質： 我将屈從，自我毀滅， 我生而為二，理想之我與現實之我。
二者之中，一方終将被另一方殲滅。
114 理想之我就像一匹奔騰的駿馬（現實之我束于其尾）， 就像一個車輪（現實之我縛于其上）， 就像複仇女神，伸出她的魔爪，緊緊抓住現實之我的頭發不放， 就像有吸血鬼盤踞在他的心髒，不停地吸着他的血。
詩人用短短的幾行便将這個過程清楚地表達了出來。
他說，我們可能會以一種讓人萎靡、使人痛苦的恨意來憎恨我們自己&mdash&mdash這種恨意的破壞性極強，以至于我們無力與其對抗，而且可能會讓我們自己受到心理上的傷害。
而且，他說，我們之所以憎恨自己，不是因為我們毫無價值，而是因為我們不斷被驅使着去超越自我。
他還說，這種恨意源自理想之我與現實之我之間的沖突。
這不僅是一種分裂，而且是一場殘酷無情的戰争。
自我憎恨的力量及固執性（powerandtenacityofself-hate）十分驚人，即使在相當熟悉其運作方式的分析學家看來，亦是如此。
當我們試圖解釋其深刻性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驕傲的自我因感覺到屈辱且每一步都會受到現實自我的限制而産生的憤怒感。
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這種憤怒最終的無能為力。
因為雖然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試圖将自己視為脫離肉體的靈魂，但他的生存仍依賴于現實自我，因此他要想獲得榮譽，也依賴于現實自我。
如果他打算殺掉被憎恨的自我，他必定同時也會殺掉那個榮耀的自我，就像道林·格雷（DorianGray）所做的那樣，在将劍刺向畫像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他的堕落。
一方面，這種依賴性通常可以阻止自殺行為。
如果不是因為有這種依賴性，自殺将成為自我憎恨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事實上，自殺行為較少發生，它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自我憎恨隻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正是這種依賴性，使得自我憎恨變得更為殘酷無情，就像任何無力憤怒中所表現出來的一樣。
此外，自我憎恨不僅是自我美化的結果，而且也是維持自我美化的動力。
更準确地說，它是一種驅動力，驅使着個體去實現理想化自我，并通過消除相互沖突的因素，從而在更高的水平上進行充分的整合。
正是這種對不完美的譴責，進一步證實了個體所認同的像神一樣完美的标準。
在分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自我憎恨的這種功能。
當我們115揭示出患者的自我憎恨後，我們可能會天真地預期，他将迫切地想要擺脫自我憎恨。
有時候，這樣一種健康的反應确實會出現。
但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反應是分裂的。
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認識到自我憎恨所帶來的沉重負擔和可怕危險；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會覺得反抗這種束縛的危險甚至會更大。
他可能會用看似最為合理的說法為他的高标準，以及因為對自我有了更大的容忍性從而導緻馬虎松懈的危險辯護。
或者，他也可能會逐漸地表明他的信念，即他輕視自己是理所應當的。
這種信念表明，隻要他仍然堅持他的自大标準，他就不可能接受他自己。
導緻自我憎恨變成一種如此殘酷無情的力量的第三個因素，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那就是與自我的疏離（alienationfromself）。
簡單地說就是：神經症患者對自己沒有任何感覺。
神經症患者如果想采取某種建設性的行動，那麼，在承認自己失敗之前，他必須先對遭受痛苦的自我産生某種同情，并在某種程度上體驗這種痛苦。
或者，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在他認識到自我挫敗（self-frustration）開始讓他感到不安，或者甚至對他造成困擾之前，他必須先在某種程度上承認自身願望的存在。
對自我憎恨的意識（awarenessofself-hate）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不論是在《哈姆雷特》（Hamlet）、《理查三世》（RichardⅢ），還是前面所引用的詩歌中，作者所表達的都不僅僅局限于他們對人類靈魂所遭受之痛苦的洞察。
雖然間隔時間或長或短，但很多人都常常體驗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輕視本身。
他們可能會有一閃而過的&ldquo我恨我自己&rdquo或者&ldquo我看不起我自己&rdquo的感覺，他們也可能對自己大發雷霆。
但是，這種鮮活的自我憎恨體驗隻有在痛苦的時候才會出現，一旦痛苦消失，這種體驗也就被遺忘了。
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會問：這樣的感覺&mdash&mdash或想法&mdash&mdash是否不僅僅隻是一種對&ldquo失敗&rdquo、&ldquo愚蠢舉動&rdquo、做錯事的感覺或者對某種心理障礙之認識的暫時性反應？因此，他們并沒有察覺到自我憎恨的破壞性及持久性。
談到以自責（self-accusations）形式表現出來的自我憎恨，因其差異範圍過于廣泛，所以沒法做一般性的叙述。
116那些一直縮在自以為是的殼子裡的神經症患者，壓抑了所有的自責，以至于他們什麼都意識不到。
而與此相反的是自謙型神經症患者，他們會坦誠地表達自責和負罪感，或者他們會公然地表現出道歉行為或防禦行為，從而暴露了這些情感的存在。
實際上，覺察方面存在的這些個體差異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們到後面會讨論它們的意義，以及它們是怎樣産生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說自謙型神經症患者可以意識到自我憎恨。
因為即使是那些意識到了自責的神經症患者，往往也意識不到自責的強度以及它們所具有的破壞性。
此外，他們也意識不到這些自責所固有的徒勞無用性，并常常将自責視為證明其具有高道德敏感性的證據。
他們通常不會懷疑自責的正确性，事實上，隻要他們從像神一樣完美的視角評判自己，他們就不可能質疑其正确性。
不過，幾乎所有的神經症患者都能意識到自我憎恨的結果（results）：感到内疚、自卑、受束縛、痛苦不堪。
但是，他們絲毫意識不到，其實是他們自己造成了這些痛苦和自我評價。
即使他們意識到了一點點，也會被他們的神經症自負所淹沒。
他們通常不會因為感覺受到了束縛而痛苦，反而以&ldquo不自私&hellip&hellip禁欲克己&hellip&hellip自我犧牲&hellip&hellip做責任的奴隸&rdquo&mdash&mdash這些詞語成了對抗自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mdash&mdash為傲。
從觀察到的這些現象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自我憎恨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無意識過程。
歸根結底，我們對患者沒有意識到其影響的現象仍然感興趣。
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這個過程的大部分通常被外在化了，也就是說，個體并不認為這個過程發生在他自身内部，而是發生在他和外在世界之間。
我們可以粗略地将自我憎恨的主動外化（activeexternalization）和被動外化（passiveexternalization）區分開來。
前者力圖将自我憎恨指向外在世界，去對抗生活、命運、各種制度及他人。
而後者，其憎恨則依然停留在對抗自我的層面，但個體卻将其感知或體驗為來源于外在世界。
通過這兩種方式，個體的内心沖突由于轉變成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從而使得其所導緻的緊張狀态得到了緩解。
接下來，我們将讨論這個過程可能表現的具體形式及其對人際關系的影響。
117我之所以在此介紹，隻是因為自我憎恨的許多不同種類，可以從其外化形式中得到最為充分的觀察和描述。
自我憎恨的表現形式與人際關系中的憎恨完全相同。
我們可以用曆史上一個讓我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例子來說明後一種憎恨，即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憎恨。
我們看到，希特勒邪惡地威脅他們，譴責他們，羞辱他們，公開侮辱他們，不擇手段地剝奪他們的一切，摧殘他們，毀掉他們對未來的希望，最後，折磨他們并殺害他們。
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人之間或者競争者之間，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這些憎恨會以更為文明或更為隐秘的形式表現出來。
接下來，我們将探讨自我憎恨的主要表現（mainexpressionsofself-hate）及其對個人的直接影響。
偉大的作家都觀察到過所有這些表現。
自弗洛伊德開始，精神病學文獻中提到的大多數個體資料把自我憎恨描述為自責、自我貶低、自卑感、無力享受生活、直接的自我毀滅行為，以及受虐傾向等。
但是，除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概念以及弗朗茲·亞曆山大（FranzAlexander）、卡爾·門甯格（KarlMenninger）對其所做的詳細闡釋[4]之外，沒有哪種綜合理論可以解釋所有這些現象。
不過，雖然弗洛伊德的理論涉及相似的臨床資料，但卻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論前提，以至于對所涉及之問題的理解以及治療這些問題的方法都完全不同。
我們将在後面的章節讨論這些差異。
為了不迷失在細節之中，讓我們區分一下自我憎恨的六種運作模式（modesofoperation），或者說表現形式，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謹記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是交叉重疊的。
粗略說來，這六種運作模式或表現形式分别是：對自我的無盡需求、無情的自我譴責、自我輕視、自我挫敗、自我折磨和自我毀滅。
在前一章，我們曾讨論過對自我的需求（demandsonself），在我們看來，對自我的需求是神經症患者改變自己以符合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
不過，我們也曾提到，118内部指令構成了一種強制性系統、一種專政。
人們未能實現它們時，就可能會感到震驚和恐慌。
現在，我們可以更為充分地理解為什麼内部指令具有強制性，是什麼使得人們如此瘋狂地試圖遵從内部指令，人們為什麼會對&ldquo失敗&rdquo有如此強烈的反應。
這些&ldquo應該&rdquo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負，也在同樣程度上取決于自我憎恨。
當人們未能實現這些&ldquo應該&rdquo時，自我憎恨的狂怒就會爆發出來。
我們可以把這比作搶劫，搶劫者手拿左輪手槍指着被搶劫者，說：&ldquo交出你所有的财物，不然我就一槍斃了你。
&rdquo相比之下，持槍者的搶劫行為可能是這兩種要求中更為人性一些的要求。
而遭受恐吓威脅的那個人為了保命，則極有可能做出妥協，但是，&ldquo應該&rdquo卻無法得到滿足。
此外，從所有人都終将死去這個意義上說，終生遭受自我憎恨的痛苦折磨似乎比被一槍射死還要更為殘忍一些。
在此引用一名患者的信中的一段話[5]：&ldquo神經症最初是科學怪人（Frankensteinmonster）設計出來保護自己的，結果卻扼殺了他的真實自我。
不管你是生活在一個集權國家還是生活在個人的神經症裡，其實幾乎沒有任何區别，你在集中營裡總會傾向于用其中一種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集中營裡，所有一切都指向于盡可能痛苦地毀滅自我。
&rdquo 事實上，這些&ldquo應該&rdquo就其本質而言具有自我毀滅性。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隻看到了它們所具有的破壞性的一個方面：它們給個體套上了層層束縛，并剝奪了他的内在自由。
即使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完美的行為主義者，他也是以犧牲他的自發性、情感與信念的真實性為代價才做到這一點的。
事實上，這些&ldquo應該&rdquo就像所有的政治暴行一樣，也旨在于滅絕人的個性。
它們創造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類似于司湯達（Stendhal）在《紅與黑》（TheRedandtheBlack）（或者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學院氛圍，在那裡，個體的任何思想和感受都會被人懷疑。
它們需要的是一種絕對服從，而個體甚至感覺不到這是一種服從。
除此之外，許多&ldquo應該&rdquo的内容本身便表現出了它們的自我毀滅性。
下面，我想以三種&ldquo應該&rdquo為例來說明，這三種&ldquo應該&rdquo都是在病态依賴的條件下産生的，119因此我們将以此為背景加以闡釋：我應該強大到絲毫不介意發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應該能夠讓她愛我；我應該為&ldquo愛&rdquo犧牲一切！這三種&ldquo應該&rdquo結合到一起，确實必定會讓病态依賴所導緻的痛苦折磨永久存在。
另一種經常出現的&ldquo應該&rdquo向個體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應該為他的親人、朋友、學生、職員等負起全部的責任。
他應該能夠解決每一個人的問題，讓每一個人即刻便能獲得滿足。
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事情，隻要出了問題，就都是他的過錯。
如果某個朋友或親戚因為某種原因而感到不安，抱怨、指責、不滿或想要得到什麼東西，那麼，這種人就會被迫成為無助的犧牲者，因為他必定會感到内疚，并設法将一切妥善安排好。
例如，有一名患者，他就像一個疲憊不堪的夏日旅館經理：客人永遠都是對的。
而這些災難事實上是否由于他的過錯而造成，已經不重要了。
事實上，這個過程比我迄今為止所呈現的還要複雜一些。
同時起作用的另一個過程不但增強了神經症發展過程，而且使其變得複雜了起來&mdash&mdash這一過程雖然同樣産生于自我理想化，但看起來卻好像完全相反。
簡單說來，當一個人将其重心轉向他的理想化自我時，他不僅會擡高自己，而且必定會從錯誤的視角看待他的真實自我&mdash&mdash他在某個特定時刻所擁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體和心理、他的健康狀況和神經症狀況。
美化過的自我不但成了他所追求的一個幻影（phantom），而且也成了他衡量自己真實情況的标尺。
當他從一個像神一樣完美的視角來看，這種真實的自我就會讓他覺得非常尴尬，以至于他不得不輕視這種真實的自我。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實際上隻是人類中一員的現實會不斷地幹擾他追求榮譽的努力&mdash&mdash這一點意義很重大&mdash&mdash因此，他注定會憎恨這種現實，也會憎恨他自己。
由于自負和自我憎恨實際上屬于同一實體，因此，我建議把所有相關的因素統稱為111自負系統（thepridesystem）。
而正是由于這種自我憎恨，我們開始思考這一過程的全新的一面，它會使我們對自我憎恨的看法大為改觀。
我們有意将這個有關自我憎恨的問題擱置一邊，直到現在才提起，是為了先清楚地了解實現理想化自我的直接驅動力。
不過，我們接下來必須了解它的全貌了。
無論我們的皮格馬利翁是多麼瘋狂地試圖将他自己塑造成一個輝煌的人物，他的動機都注定會遭遇失敗。
他至多隻能從意識中排除一些幹擾性的矛盾，但這些矛盾依然存在。
事實上，他依然不得不一個人面對生活。
無論他是吃飯、睡覺，還是上洗手間，無論他是工作，還是做愛，他都始終跟自己在一起。
他有時候想，如果他能夠與妻子離婚、換一份工作、搬到另一所公寓或者去旅行，那麼，一切都将變得更好；但事實上，他到哪兒都必須跟自己在一起。
即使他像一台加滿了油的機器一樣功能良好，他也依然存在精力、時間、能力、耐力等方面的局限&mdash&mdash這些是人類的局限。
借助下面這兩個人可以對這種情況做最好的描述。
一個是獨一無二的理想人物；另一個是無處不在的陌生人（即現實自我），這個陌生人總是幹擾他、妨礙他，讓他尴尬窘迫。
用&ldquo他和陌生人&rdquo來描述理想化自我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沖突之所以看起來很貼切，是因為這種描述與個體的感覺很接近。
而且，即使他可以摒棄實際的幹擾，認為它們與自己毫不相幹或沒有關系，他也永遠不可能遠遠地逃離自己，從而不讓它們在他身上&ldquo留下痕迹&rdquo[1]。
盡管他或許會成功，或許生活得相當好，或者甚至被獨特成就所帶來的宏大幻想沖昏了頭腦，但他還是感到自卑或者沒有安全感。
他會覺得自己是一個虛張聲勢的人、騙子、怪物，從而感到痛苦&mdash&mdash這種感覺他無法言喻。
但當他接近自我的現實情況時，他對自己内在的了解往往會準确無誤地出現在他的夢中。
通常情況下，自我的現實會以讓人痛苦的方式準确無誤地襲來。
在想象中，他像神一樣，但在社交情境裡，他卻縮手縮腳。
每當他想給某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時，112他的手就會不由自主地顫抖，說話就會變得結巴，或者面紅耳赤。
他感覺自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情人，但卻可能會突然變得性無能。
在想象中，他像一個真正的男人一樣跟老闆談話，但在現實中，他卻隻是一個勁地傻笑。
一直要到第二天，他才能想到能夠永久性解決争論的精彩話語。
她永遠都無法讓自己變得像理想中的窈窕淑女那般苗條，因為她總是強迫性地吃太多東西。
真實的、經驗的自我成了唐突的陌生人，而理想化自我碰巧受其束縛，因此理想化自我會以仇恨和鄙視來反對這個陌生人。
真實自我成了自負的理想化自我的犧牲品。
自我憎恨往往會導緻人格的明顯分裂，而這種分裂開始于一個理想化自我的出現。
它意味着有一場戰争正在進行。
事實上，這正是每一個神經症患者的本質特征：他是自己與自己交戰。
實際上，這種分裂構成了兩種不同沖突的基礎。
其中一種沖突存在于自負系統本身内部。
正如我們将在後面詳盡闡述的，它是擴張性驅力和自謙性驅力之間的潛在沖突。
另一種更為深層的沖突是整個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沖突。
真實自我雖然被推到了幕後，受到追求至高無上這種自負的壓抑，但它依然具有很大的潛力，而且在有利的條件下，它或許還可以獲得充分的發展。
在下一章，我們将讨論這種沖突的發展特征和發展階段。
這第二種更為深層的沖突在分析開始時往往并不明顯。
但是，當自負系統搖搖欲墜，個體就會變得與自己更為接近；當他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的願望、赢得自由的選擇、做出自己的決定并為自己的決定承擔責任時，反抗的力量便會接踵而來。
現在，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戰争越來越清晰了。
此時，自我憎恨與其說直接指向真實自我的局限和缺點，不如說指向真實自我新出現的建設性力量。
與我到目前為止所讨論的任何神經症沖突相比，它都是一種更大的沖突。
我建議稱它為主要的内心沖突（centralinnerconflict）[2]。
我想在此處插入一段理論性的評論，113因為這能幫助我們更為清楚地理解這種沖突。
在我以前撰寫的其他著作中，我曾使用過&ldquo神經症沖突&rdquo（neuroticconflict）這個術語，指的是那種因被夾在兩種不相容的強迫性驅力之間而産生的沖突。
而主要的内心沖突則是一種介于健康沖突和神經症沖突之間的沖突，是一種介于建設性力量和破壞性力量之間的力量。
因此，我們必須擴大定義的範圍，将神經症沖突界定為一種産生于兩種神經症力量之間，或者健康沖突與神經症沖突之間的沖突。
這種差别很重要，超越了術語學上的解釋。
自負系統與真實自我之間的沖突之所以比其他沖突具有使我們分裂的更強力量，原因有二。
第一個原因在于部分卷入（partialinvolvement）與全部卷入（totalinvolvement）之間的不同。
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就好比是在一個國家中個别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與整個國家都卷入内戰之中的差别。
第二個原因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生命的核心、我們的真實自我及其所具有的成長能力，其實在為自身的生存而鬥争。
對真實自我（realself）的憎恨遠比對現實自我（actualself）之局限的憎恨更不易覺察，但它構成了自我憎恨永不缺席的基礎&mdash&mdash或者說一直為其提供主要能量的潛流，即使對現實自我之局限的憎恨可能非常顯眼，亦是如此。
因此，對真實自我的憎恨的表現形式可能較為單一，而對現實自我的憎恨卻始終是一種複雜的現象。
例如，如果我們的自我憎恨因&ldquo自私&rdquo&mdash&mdash為了自己而做的任何事情&mdash&mdash而表現出一種冷酷無情的自我譴責，那麼，這或許是且很可能既是一種因為自己沒有達到絕對的聖潔而産生的憎恨，也是一種粉碎我們的真實自我的方式。
德國詩人克裡斯蒂安·摩根斯坦在他的《成長的痛苦》（Entwicklungsschmerzen，即&ldquoGrowingPains&rdquo）[3]中簡要地表達出了自我憎恨的性質： 我将屈從，自我毀滅， 我生而為二，理想之我與現實之我。
二者之中，一方終将被另一方殲滅。
114 理想之我就像一匹奔騰的駿馬（現實之我束于其尾）， 就像一個車輪（現實之我縛于其上）， 就像複仇女神，伸出她的魔爪，緊緊抓住現實之我的頭發不放， 就像有吸血鬼盤踞在他的心髒，不停地吸着他的血。
詩人用短短的幾行便将這個過程清楚地表達了出來。
他說，我們可能會以一種讓人萎靡、使人痛苦的恨意來憎恨我們自己&mdash&mdash這種恨意的破壞性極強，以至于我們無力與其對抗，而且可能會讓我們自己受到心理上的傷害。
而且，他說，我們之所以憎恨自己，不是因為我們毫無價值，而是因為我們不斷被驅使着去超越自我。
他還說，這種恨意源自理想之我與現實之我之間的沖突。
這不僅是一種分裂，而且是一場殘酷無情的戰争。
自我憎恨的力量及固執性（powerandtenacityofself-hate）十分驚人，即使在相當熟悉其運作方式的分析學家看來，亦是如此。
當我們試圖解釋其深刻性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驕傲的自我因感覺到屈辱且每一步都會受到現實自我的限制而産生的憤怒感。
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這種憤怒最終的無能為力。
因為雖然神經症患者可能會試圖将自己視為脫離肉體的靈魂，但他的生存仍依賴于現實自我，因此他要想獲得榮譽，也依賴于現實自我。
如果他打算殺掉被憎恨的自我，他必定同時也會殺掉那個榮耀的自我，就像道林·格雷（DorianGray）所做的那樣，在将劍刺向畫像的同時，也表現出了他的堕落。
一方面，這種依賴性通常可以阻止自殺行為。
如果不是因為有這種依賴性，自殺将成為自我憎恨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事實上，自殺行為較少發生，它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自我憎恨隻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正是這種依賴性，使得自我憎恨變得更為殘酷無情，就像任何無力憤怒中所表現出來的一樣。
此外，自我憎恨不僅是自我美化的結果，而且也是維持自我美化的動力。
更準确地說，它是一種驅動力，驅使着個體去實現理想化自我，并通過消除相互沖突的因素，從而在更高的水平上進行充分的整合。
正是這種對不完美的譴責，進一步證實了個體所認同的像神一樣完美的标準。
在分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自我憎恨的這種功能。
當我們115揭示出患者的自我憎恨後，我們可能會天真地預期，他将迫切地想要擺脫自我憎恨。
有時候，這樣一種健康的反應确實會出現。
但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反應是分裂的。
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認識到自我憎恨所帶來的沉重負擔和可怕危險；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會覺得反抗這種束縛的危險甚至會更大。
他可能會用看似最為合理的說法為他的高标準，以及因為對自我有了更大的容忍性從而導緻馬虎松懈的危險辯護。
或者，他也可能會逐漸地表明他的信念，即他輕視自己是理所應當的。
這種信念表明，隻要他仍然堅持他的自大标準，他就不可能接受他自己。
導緻自我憎恨變成一種如此殘酷無情的力量的第三個因素，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那就是與自我的疏離（alienationfromself）。
簡單地說就是：神經症患者對自己沒有任何感覺。
神經症患者如果想采取某種建設性的行動，那麼，在承認自己失敗之前，他必須先對遭受痛苦的自我産生某種同情，并在某種程度上體驗這種痛苦。
或者，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在他認識到自我挫敗（self-frustration）開始讓他感到不安，或者甚至對他造成困擾之前，他必須先在某種程度上承認自身願望的存在。
對自我憎恨的意識（awarenessofself-hate）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不論是在《哈姆雷特》（Hamlet）、《理查三世》（RichardⅢ），還是前面所引用的詩歌中，作者所表達的都不僅僅局限于他們對人類靈魂所遭受之痛苦的洞察。
雖然間隔時間或長或短，但很多人都常常體驗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輕視本身。
他們可能會有一閃而過的&ldquo我恨我自己&rdquo或者&ldquo我看不起我自己&rdquo的感覺，他們也可能對自己大發雷霆。
但是，這種鮮活的自我憎恨體驗隻有在痛苦的時候才會出現，一旦痛苦消失，這種體驗也就被遺忘了。
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會問：這樣的感覺&mdash&mdash或想法&mdash&mdash是否不僅僅隻是一種對&ldquo失敗&rdquo、&ldquo愚蠢舉動&rdquo、做錯事的感覺或者對某種心理障礙之認識的暫時性反應？因此，他們并沒有察覺到自我憎恨的破壞性及持久性。
談到以自責（self-accusations）形式表現出來的自我憎恨，因其差異範圍過于廣泛，所以沒法做一般性的叙述。
116那些一直縮在自以為是的殼子裡的神經症患者，壓抑了所有的自責，以至于他們什麼都意識不到。
而與此相反的是自謙型神經症患者，他們會坦誠地表達自責和負罪感，或者他們會公然地表現出道歉行為或防禦行為，從而暴露了這些情感的存在。
實際上，覺察方面存在的這些個體差異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們到後面會讨論它們的意義，以及它們是怎樣産生的。
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得出結論說自謙型神經症患者可以意識到自我憎恨。
因為即使是那些意識到了自責的神經症患者，往往也意識不到自責的強度以及它們所具有的破壞性。
此外，他們也意識不到這些自責所固有的徒勞無用性，并常常将自責視為證明其具有高道德敏感性的證據。
他們通常不會懷疑自責的正确性，事實上，隻要他們從像神一樣完美的視角評判自己，他們就不可能質疑其正确性。
不過，幾乎所有的神經症患者都能意識到自我憎恨的結果（results）：感到内疚、自卑、受束縛、痛苦不堪。
但是，他們絲毫意識不到，其實是他們自己造成了這些痛苦和自我評價。
即使他們意識到了一點點，也會被他們的神經症自負所淹沒。
他們通常不會因為感覺受到了束縛而痛苦，反而以&ldquo不自私&hellip&hellip禁欲克己&hellip&hellip自我犧牲&hellip&hellip做責任的奴隸&rdquo&mdash&mdash這些詞語成了對抗自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mdash&mdash為傲。
從觀察到的這些現象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自我憎恨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無意識過程。
歸根結底，我們對患者沒有意識到其影響的現象仍然感興趣。
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這個過程的大部分通常被外在化了，也就是說，個體并不認為這個過程發生在他自身内部，而是發生在他和外在世界之間。
我們可以粗略地将自我憎恨的主動外化（activeexternalization）和被動外化（passiveexternalization）區分開來。
前者力圖将自我憎恨指向外在世界，去對抗生活、命運、各種制度及他人。
而後者，其憎恨則依然停留在對抗自我的層面，但個體卻将其感知或體驗為來源于外在世界。
通過這兩種方式，個體的内心沖突由于轉變成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從而使得其所導緻的緊張狀态得到了緩解。
接下來，我們将讨論這個過程可能表現的具體形式及其對人際關系的影響。
117我之所以在此介紹，隻是因為自我憎恨的許多不同種類，可以從其外化形式中得到最為充分的觀察和描述。
自我憎恨的表現形式與人際關系中的憎恨完全相同。
我們可以用曆史上一個讓我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例子來說明後一種憎恨，即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憎恨。
我們看到，希特勒邪惡地威脅他們，譴責他們，羞辱他們，公開侮辱他們，不擇手段地剝奪他們的一切，摧殘他們，毀掉他們對未來的希望，最後，折磨他們并殺害他們。
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人之間或者競争者之間，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這些憎恨會以更為文明或更為隐秘的形式表現出來。
接下來，我們将探讨自我憎恨的主要表現（mainexpressionsofself-hate）及其對個人的直接影響。
偉大的作家都觀察到過所有這些表現。
自弗洛伊德開始，精神病學文獻中提到的大多數個體資料把自我憎恨描述為自責、自我貶低、自卑感、無力享受生活、直接的自我毀滅行為，以及受虐傾向等。
但是，除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概念以及弗朗茲·亞曆山大（FranzAlexander）、卡爾·門甯格（KarlMenninger）對其所做的詳細闡釋[4]之外，沒有哪種綜合理論可以解釋所有這些現象。
不過，雖然弗洛伊德的理論涉及相似的臨床資料，但卻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論前提，以至于對所涉及之問題的理解以及治療這些問題的方法都完全不同。
我們将在後面的章節讨論這些差異。
為了不迷失在細節之中，讓我們區分一下自我憎恨的六種運作模式（modesofoperation），或者說表現形式，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謹記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們是交叉重疊的。
粗略說來，這六種運作模式或表現形式分别是：對自我的無盡需求、無情的自我譴責、自我輕視、自我挫敗、自我折磨和自我毀滅。
在前一章，我們曾讨論過對自我的需求（demandsonself），在我們看來，對自我的需求是神經症患者改變自己以符合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
不過，我們也曾提到，118内部指令構成了一種強制性系統、一種專政。
人們未能實現它們時，就可能會感到震驚和恐慌。
現在，我們可以更為充分地理解為什麼内部指令具有強制性，是什麼使得人們如此瘋狂地試圖遵從内部指令，人們為什麼會對&ldquo失敗&rdquo有如此強烈的反應。
這些&ldquo應該&rdquo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負，也在同樣程度上取決于自我憎恨。
當人們未能實現這些&ldquo應該&rdquo時，自我憎恨的狂怒就會爆發出來。
我們可以把這比作搶劫，搶劫者手拿左輪手槍指着被搶劫者，說：&ldquo交出你所有的财物，不然我就一槍斃了你。
&rdquo相比之下，持槍者的搶劫行為可能是這兩種要求中更為人性一些的要求。
而遭受恐吓威脅的那個人為了保命，則極有可能做出妥協，但是，&ldquo應該&rdquo卻無法得到滿足。
此外，從所有人都終将死去這個意義上說，終生遭受自我憎恨的痛苦折磨似乎比被一槍射死還要更為殘忍一些。
在此引用一名患者的信中的一段話[5]：&ldquo神經症最初是科學怪人（Frankensteinmonster）設計出來保護自己的，結果卻扼殺了他的真實自我。
不管你是生活在一個集權國家還是生活在個人的神經症裡，其實幾乎沒有任何區别，你在集中營裡總會傾向于用其中一種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集中營裡，所有一切都指向于盡可能痛苦地毀滅自我。
&rdquo 事實上，這些&ldquo應該&rdquo就其本質而言具有自我毀滅性。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隻看到了它們所具有的破壞性的一個方面：它們給個體套上了層層束縛，并剝奪了他的内在自由。
即使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完美的行為主義者，他也是以犧牲他的自發性、情感與信念的真實性為代價才做到這一點的。
事實上，這些&ldquo應該&rdquo就像所有的政治暴行一樣，也旨在于滅絕人的個性。
它們創造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類似于司湯達（Stendhal）在《紅與黑》（TheRedandtheBlack）（或者喬治·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學院氛圍，在那裡，個體的任何思想和感受都會被人懷疑。
它們需要的是一種絕對服從，而個體甚至感覺不到這是一種服從。
除此之外，許多&ldquo應該&rdquo的内容本身便表現出了它們的自我毀滅性。
下面，我想以三種&ldquo應該&rdquo為例來說明，這三種&ldquo應該&rdquo都是在病态依賴的條件下産生的，119因此我們将以此為背景加以闡釋：我應該強大到絲毫不介意發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應該能夠讓她愛我；我應該為&ldquo愛&rdquo犧牲一切！這三種&ldquo應該&rdquo結合到一起，确實必定會讓病态依賴所導緻的痛苦折磨永久存在。
另一種經常出現的&ldquo應該&rdquo向個體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應該為他的親人、朋友、學生、職員等負起全部的責任。
他應該能夠解決每一個人的問題，讓每一個人即刻便能獲得滿足。
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事情，隻要出了問題，就都是他的過錯。
如果某個朋友或親戚因為某種原因而感到不安，抱怨、指責、不滿或想要得到什麼東西，那麼，這種人就會被迫成為無助的犧牲者，因為他必定會感到内疚，并設法将一切妥善安排好。
例如，有一名患者，他就像一個疲憊不堪的夏日旅館經理：客人永遠都是對的。
而這些災難事實上是否由于他的過錯而造成，已經不重要了。